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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硅谷精英讓自己孩子遠離電子產品?

當下,人們對技術精英的仰視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人們常將技術精英視同為「思想領袖」。例如,媒體經常願意報道硅谷技術主管把自己孩子送到不允許使用電子產品的私立學校,並認為只有技術專家能夠接觸到某些不為人知的秘密,知曉科技產品對兒童的危害,這其實從側面反映了某種「技術神話」迷信。在本文作者看來,技術精英並非天然就具備——無論是就他們所受的教育還是工作而言——成為道德或是思想領袖的必備素質。我們需從整個社會全局的高度上,去認清技術產業的本質:這個產業既孤立隔絕,又影響深遠,而且迫切地需要更多各種各樣的專業知識去豐富它。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避免陷入「技術優越論」的誤區中,我們才能破除對技術精英的盲目迷信。

▍選擇背後的真相

近幾年,媒體向我們源源不斷地灌輸着這樣的故事:硅谷的技術主管常選擇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不允許使用電子產品的私立學校。

這類新聞的早期報道包括2011年《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該文披露了所謂「電子商務精英」的子女所具有的先天優勢,並舉了eBay網首席技術官的例子:他的孩子在嚴禁使用電子產品的華德福半島學校就讀。英國《獨立報》2017年的一篇文章討論了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的小孩與電子產品完全隔離的童年。該文把青少年使用電子產品的現象跟他們的抑鬱情緒與自殺情緒聯繫到了一起——但很不幸,它把二者之間單純的相關關係當成了因果關係——並且洋洋自得地得出了以下結論:

「智能手機、平板和電腦會讓人上癮,富裕的硅谷家長看似比一般老百姓更清楚這一點。」

紐約時報》2018年的一篇文章直接用「有毒」、「魔鬼」、無異於「可卡因」等字眼來形容智能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並且還慷慨激昂地表示:

「技術專家知道手機的真面目,所以他們很多人決定讓自己的孩子遠離這些東西。」

這些文章認為,只有技術專家能夠接觸到某些不為人知的秘密,知曉科技產品對兒童的危害。我與硅谷的技術人員一同生活、工作,並且研究了他們20年之久,在此我可以確信地宣稱,所謂不為人知的秘密並不存在。

誠然,與大部分人相比,技術專家掌握了自己創建的系統的更多技術細節,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在兒童的成長發育,以及在廣義上的科技對社會的影響等方面也是專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被媒體的報道牽着走,跟我們一樣,相信在電子產品上花費太多時間不是件好事,同時,他們也很容易盲目聽信其他內容的報道,比如與疫苗和飲食減肥法相關的新聞。換言之,他們所經歷的培訓並沒有使他們「高人一等」,他們對其他領域的知識同樣毫無頭緒。

舉個例子,許多技術人員確信,他們必須同心協力地監督和培養孩子在使用電子產品時形成良好的習慣,這種信念同時也堅定而樸實地紮根於許多非技術出身的中產階級家長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中。而私立學校自然也需要精心打造一個又一個故事,來吸引那些對自己孩子的未來憂心忡忡的精英家長們。有的故事把畢業生的創作才華歸功於學校營造的「零電子產品」環境。還有類似的故事打着「抗污染」的旗號,強調給孩子一個純凈童年的重要性。技術出身的家長跟其他人一樣對這些話深信不疑。此外,在這些故事中,電子產品要麼擁有很高的存在感,要麼被強力排斥在故事之外,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故事完全是利用了家長長期以來對社會變化和新媒體的恐懼,與所謂「技術人員獨家掌握的關於電子產品的特殊知識」毫無關係。

其實,類似的故事早而有之,18世紀的英格蘭便有着「小說會腐蝕人的靈魂」的傳說。20世紀後半葉,這些腐蝕的源頭變成了電視和電動遊戲,到了本世紀初,互聯網也加入了這個行列。

這並不代表這些產品對我們百分百有益——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但它們的影響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且也遠沒有上述故事形容的可怕和極端。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一致表明,真正重要的是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環境(是在家庭聚會的合家歡樂環境,還是自己玩了一整天?)、他們觀看的內容(是在跟外公外婆視頻聊天,還是在看暴力視頻?),以及成年人是如何去與他們交流他們所看到的內容的。

▍技術精英的神話

更重要的一點是,人們若是相信技術人員出身的家長能夠掌握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危害等秘密內部消息,就相當於是對以下這條危險謠言的篤信又加深了一層:技術人員永遠是房間里最聰明的人——而且他們的技術水平越高,他們精通的知識範圍就會越廣泛。

擁有技術背景並不代表一個人能夠免疫名不副實的假新聞的影響,若想論證這個觀點,我們只需要看看硅谷內部及周邊的多所精英特供、完全看不到電子產品的華德福學校(Waldorf schools,該校不提倡學生使用電子產品)的疫苗接種率即可。接種疫苗是很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個理念早已是科學共識。但在2011年一期《紐約時報》某文章的主角華德福半島學校中——該校家長多為技術人員出身,且該校秉持「零電子產品」的理念——平均只有36%的幼兒園兒童接種了所有的必打疫苗,到了2016年,加利福尼亞州終結了以前該州部分人基於宗教和個人信仰而享受的接種疫苗豁免權。既然這麼多的技術出身的家長都受到了關於疫苗的不實信息的影響,那麼他們必然也會被其他謠言牽着鼻子走,比如使用電子產品的危害,以及對「污染」的毫無根據的恐懼。

但人們依然盲目迷信着技術精英這個群體,而且我幾乎每天都能發現新的案例。人們對技術精英的仰視已經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我們習慣於在世界性的問題上尋求科技公司創始人和高管的建議,我們通過他們在慈善活動中所展現的魅力、他們以生態為主題的TED演講中所散發的領導力,以及他們在職場性騷擾問題中所喊的「向前一步」(lean in)口號等方面,尋找着問題的答案——雖然這些話題通常已超出了他們本身的專業範疇。人們對這個群體的信任範圍正在擴大,從技術高管向普通員工延伸。

「技術人員都是思想領袖」的傳言最開始是一位內部人士告訴我的——當時是2000年代早期,我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工程專業的一名本科學生,經常能聽到與「工程學例外主義」(即認為工程學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並且優於其他領域)相關的故事。按當時的傳言,計算機專業是全校範圍內大家最想進,同時也最難進的專業。我經常會聽到關於「硬」學科和「軟」學科之間的價值差距的性別歧視笑話,這些笑話專門用來奚落非技術專業的學生和他們的專業。

「科技可以成為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法」大概算是我們所聽到過的最糟糕、最危險的傳言,而且很多人相信了。許多技術人員因此變得自大,並且選擇性地忽視了反面案例——比如許多網絡空間確實對大部分人有危害;科技驅動下的教育和發展計劃往往短命,而且會損害長期的進步;科技非但沒有改善階級不平等,反而導致了更多的權力固化,以及對人們的監視和控制。很不幸,「科技優越論」之所以通行無阻,是因為它的可信度是金錢給予的:一位毫無經驗的計算機專業學生在科技公司暑期實習掙的工資,可以達到半工半讀的學生一年掙的錢的三倍之多。簡言之,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很容易便會相信我們實力超群,無所不能。

更關鍵的一點是,上課時,老師教導我們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學的力量在於「模塊化」和「參數化」,並且製造了許多可供解決的「抽象問題」,把我們與現實世界的混亂完全隔離。不管是從字面上還是主觀意願上來說,與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做鬥爭遠遠超出了計算機專業的學習範圍,並且被當作「不重要的問題」撇在一邊。這些複雜問題只有在院系裡千載難逢且飽受嘲諷的「人機交互」課上,或者學院唯一的「道德」主題研討會上才能得到討論,這些討論會以如何避免軟件造成的災害(比如Therac-25輻射事故)為關注點。這些課程不僅只是選修課,而且課上的老師也會揶揄,自己的課總被安排到沒人要的上午時間段,這也側面反映出院系裡不同課程的相對重要性。

我後來在斯坦福大學讀了傳媒學的博士,並輔修了人類學專業,拓寬了自己的研究範圍,突破了計算機專業眼界的限制。而在2000年代中葉到201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學計算機院系的文化氛圍和教育跟我在伯克利時並沒有多大差別。這些潛規則在科技世界中的影響已愈加廣泛。工程院系的研究人員能夠得到大筆撥款,用於處理重大的倫理道德問題。而專攻社會科學、真正深入研究過這類問題的學者卻只能四處艱難籌集資金。雖然谷歌公司的一項內部研究顯示,在影響團隊領導能力的諸多變量中,技術能力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個,但許多公司在僱傭管理人員時,仍會更青睞主修技術工程類專業的畢業生。此外,他們甚至還會給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安上「設計倫理學家」的美名,儘管這些學生從未涉足倫理學或是社會科學的課程。

數十年來,像谷歌這樣的公司不僅故意忽視那些專註這些領域的「軟科學」,而且還忽視了他們本可以從研究結果中學到的許多教訓。就我個人而言,雖然我如今在這篇解說性文章中甚少提及我的計算機專業的學習,但這個學士學位的確幫我敲開了許多科技公司的大門,而且幫我開啟了與許多前景大好的科技研究網站的對話,多得遠遠超出想像。

▍技術世界的內幕

簡言之,技術精英並非天然具備——無論是就他們所受的教育還是工作而言——成為道德或是思想領袖的必備素質。

他們一方面幫助開發新的技術,另一方面卻把自己的孩子送進遠離電子產品的精英學校,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與其說是他們掌握了所謂內幕消息,倒不如說是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和個人選擇來維持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以此尋得一絲安慰。這跟他們選擇不讓孩子接種疫苗的動機是一致的,這意味着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選擇以犧牲所有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讓他們在健康方面擁有所謂的競爭優勢。即便在我攻讀計算機學位的時候,在技術界的理想主義思想還相對強勢的時候,院系的幾個女生和少數族裔學生依然遭遇了固有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只會隨着時間的推移愈演愈烈。

現如今,業內幾乎每時每刻都會出現這樣的醜聞: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的始作俑者逍遙法外;科技被用於監視和懲罰弱者;以及整個行業從前所未有的數據整合中獲利的新聞。在我還是一名計算機專業學生時所學到的,以及在業內聽到過上百次的各種各樣的「準則」——比如「快速前進,打破陳規」,和「請求寬恕比獲得許可更容易」——正在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而且結局慘烈。

這並不代表科技公司高管和員工跟大多數反疫苗接種者的心思一樣壞。相反,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是過分醉心於自己正在構建的項目中的某個有趣的技術細節,或者是沉迷於對資金、升職或得到認可的不懈追求。幾乎沒有人會跳出理論和淺薄的表面,從更寬泛的道德層面上來考慮他們的工作性質——或許只有在幫助他們的孩子遠離高科技產品的所謂不良影響時除外。僱傭他們的公司通過在項目啟動和代碼運行成功時對他們實施獎勵,以此來制度化這些「潛規則」,但他們從不會對項目進行謹慎的倫理審查,也從不會做出終止項目的決定。

制定這些規章制度的技術高管雖然有特權加持,早已不是普通大眾中的一員,但在公司股東的壓力下,他們依然不得不去壓榨其他小公司——那些公司若是沒有個性化廣告的投放,往往無法賺取利潤。我們現在很清楚,這種個性化廣告往往需要收集愈發大量的數據,而用於收集的工具是否有悖於倫理道德,還有結果數據質量如何,則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也有極少數技術人員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滿工程學相關專業的教學方式,以及這個行業的潛規則,他們向自己工作的道德水準發出質疑,但他們之中有能力用語言表述,或是能從正確的視角解析自己遇到的複雜問題的人就更少了。我們可以以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生、曾在谷歌公司擔任「設計倫理學家」的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的故事作為案例。他曾經被稱為「全硅谷最接近良心的傢伙」。儘管如此,他在向人們散布對科技產品「成癮」的恐懼情緒時,也使用了反烏托邦式、技術決定論式的修辭手法和「精挑細選」的案例——那些堅信「零電子產品」的私立學校對孩子有利的家長也是用同樣的故事說服自己的。

事實上,正是這種與「純凈和污染」的話題有關的文化恐懼,導致人們開始只吃有機和轉基因食品,也造就了人們對技術——和疫苗接種——的排斥。家長經常喜歡把自己的焦慮轉移到孩子身上,即便是技術人員出身的家長也是如此,拒絕電子產品和疫苗接種就是很好的例子。簡言之,雖然這一代人不太容易被與人工智能或其他高級算法的產物相關的虛假承諾所迷惑,但絕大多數人並不具備足夠的學識和經驗,去理解科技產品與我們所棲身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

隨着「技術人員是房間里最聰明的人」的謠言越傳越廣,這種道德上的缺失變得愈發亟待處理。專業的技術背景並沒有讓華德福學校的家長在疫苗接種問題上做出正確的判斷,這些背景同樣也無法賦予他們特殊能力,從更加廣泛的角度去評估技術對我們的影響。普遍而言,今時今日的技術培訓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助長專業人士的傲慢之氣。從整個社會的層面看,我們必須認清技術世界的本質:這個產業既孤立隔絕,又影響深遠,而且迫切地需要更多各種各樣的專業知識。

責任編輯: 王和   來源:文化縱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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