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家華(鄒韜奮之子)、葉正大(葉挺之子)、葉正明(葉挺之子)、林漢雄(林彪之侄)、羅西北(羅亦農之子)、葉楚梅(葉劍英之女)、項蘇雲(項英之女)、李鵬(李碩勛之子)、朱忠洪(王稼祥義子)、蕭永定(蕭勁光之子)、江明(高崗外甥)、高毅(高崗之子)等人均被打成蘇修特務。
迷霧般的「4821」蘇修特務案
說起「4821」，不知內情的人大概會以為是一個秘密工廠或代號工程，其實不然。
1948年9月，為了給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準備建設人才，經黨中央批准，由東北局選送21位「根正苗紅」的年輕人去蘇聯學習科學技術。「文化大革命」期間，這21個中共高幹和著名烈士的子女一個不漏地被立案為「4821蘇修特務案」，「坐牢的坐牢，隔離的隔離，受盡了苦難和折磨」(崔軍語)。近日，筆者走訪了這21位成員中的謝紹明和崔軍，荒唐的「4821蘇修特務案」在眼前逐漸清晰起來。
1948年8月，東北局負責選送21位中共高幹和著名烈士的子女赴蘇聯留學。他們是：羅鎮濤(羅炳輝之女)、鄒家華(鄒韜奮之子)、謝紹明(謝子長之子)、葉正大(葉挺之子)、葉正明(葉挺之子)、任湘(任作民之子)、劉虎生(劉伯堅之子)、林漢雄(張浩之子，林彪之侄)、羅西北(羅亦農之子)、任岳(任銘鼎之女)、葉楚梅(葉劍英之女)、賀毅(賀晉年之子)、崔軍(崔田夫之子)、項蘇雲(項英之女)、李鵬(李碩勛之子)、張代俠(張宗遜之侄)、朱忠洪(王稼祥義子)、蕭永定(蕭勁光之子)、江明(高崗外甥)、高毅(高崗之子)、楊廷藩(楊琪之子)。
這21個年輕人，19人是中共黨員，根據上級要求成立了一個黨支部，謝紹明、李鵬、崔軍為支部委員。時年22歲的謝紹明早在紅軍時期就參加了革命，13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21人中年齡最大、資歷最深的一位，因此被指定為這個「特別」黨支部的書記，支部直接歸東北局領導。
據謝紹明和崔軍回憶，8月下旬，在他們21個人赴蘇之前，中共東北局在哈爾濱國際俱樂部為他們開了一個餞行會，時任東北局領導人的高崗、林彪、陳雲、李富春悉數參加。在這個餞行會上，東北局副書記李富春代表黨組織講話，對這21個人出國學習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並明確了三條紀律：其一，必須刻苦學習，圓滿完成學業；其二，專業學習，要根據祖國建設的需要選擇；其三，留學期間，要集中精力學習，不准談戀愛。
崔軍少將離休前曾任武警水電指揮部副主任兼參謀長，他至今清晰地記得，在講到第二條紀律的時候，東北局領導高崗、林彪曾明確對他們說：你們的父輩打了一輩子江山，拋頭顱、灑熱血，現在，新中國成立只是遲早的事了，用不着你們再打仗了，你們每個人都要學好技術，成為我們自己的專家，政治、軍事就不要在蘇聯學了
1948年9月2日，21個「紅孩兒」乘火車離開哈爾濱前往蘇聯。9月21日，他們來到了蘇聯首都莫斯科。不久，21個人被安排到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萬諾沃城補習俄語，直到1949年7月。
1949年9月前後，赴蘇留學的21個同學分別進了不同的大學，慎重選擇了自己的專業，正式開始了在蘇聯的大學學習生活。羅西北、李鵬、崔軍、林漢雄、賀毅等5位同學人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習水電；晚一年進入莫斯科動力學院的蕭永定選擇了電機系；鄒家華、劉虎生、張代俠等報考了莫斯科鮑曼工學院；葉正大、葉正明、朱忠洪等選擇了莫斯科航空學院；楊廷藩、任岳、羅鎮濤等報考了莫斯科財經學院；項蘇雲考入了莫斯科紡織學院；任湘進入了莫斯科地質學院；謝紹明、江明報考了莫斯科農學院；葉楚梅進入了莫斯科大學。
在之後的4到5年時間裏，除2位同學因病提前回國之外，其他的19位同學都以優異成績完成了在蘇聯的學習任務，於1954年前後先後回到已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新中國效力。然而，誰也無法預料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根正苗紅」的「4821」群體，竟然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個大大的「問題」。
「我們21個人回國後，在各自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為黨、為國家工作了十多年，誰知道『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我們全都倒了霉，『4821』被打成了『蘇修特務案』，我們這些人坐牢的坐牢，隔離的隔離，受盡了苦難和折磨，無一倖免。」2009年年初的一天，已屆八旬的崔軍將軍對筆者說起那一段已經過去了30年的噩夢般的歲月，悲憤之情依然溢於言表。
「4821」21人當中，「文革」期間受罪最大的是羅亦農之子羅西北——一位卓越的水電專家。
水電系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文化大革命」狂飆突起的時候，羅西北正在以總工程師的身份領導建設黃河劉家峽水電站。他全身心撲在自己鍾愛的工作上，無論道德品質還是工作業績都讓造反派無懈可擊。因此，「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羅西北沒有被貼過一張大字報，成了當時劉家峽工程局唯一倖免的領導幹部。
可是，1968年6月，羅西北突然成了「隱藏最深最深的階級敵人」，批判他的大字報一夜之間貼滿了劉家峽工程局的大院。之後，他被勒令去打煤磚、挖臭水溝，甚至被支使去打掃女廁所以羞辱他的人格。再後來，羅西北被關押在單間的「牛棚」里，被勒令交代二三十年前經歷過的每一件小事，諸如在東北做地下工作時每一次發報的電報內容。達不到目的，專案組的人便反覆地折磨和摧殘他。他們把關押他的那間「牛棚」的窗戶用牛毛氈釘死，把小單間變成了黑屋子，吃喝拉撤睡都不准出屋。就這樣，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被打倒了：羅西北的身體垮了，精神也到了崩潰的邊緣，甚至出現了神經反應症狀……
崔軍是土地革命時期陝北農民領袖崔田夫之子。「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在黃河青銅峽工程局任副總工程師兼質量處理辦公室主任。「文革」開始後，由於一大批老同志和業務骨幹被打倒，青銅峽工程整個生產處於無政府狀態。用崔軍的話說，青銅峽的「革命」形勢和全國一樣，一天比一天「好」，生產形勢也和全國一樣，一天不如一天。
1967年7月24日，青銅峽工程局的兩派「革命」組織「聯總」和「工司」在青銅峽黃河大橋發生武鬥，一青工在奪取火車頭的「戰鬥」中不慎掉下來被火車軋死。事後，崔軍去看望了這位青工的父親，一位老澆注工人，並說了幾句安慰的話。讓崔軍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那個年月，許多人失去了正常思維，他的幾句安慰話竟變成了挑動群眾鬥群眾的鐵證。次日清晨，「打倒殺人兇手幕後策劃人崔軍」的大標語貼了出來。幾天後，除了「殺人兇手」外，崔軍又被戴上了「蘇修特務」的帽子，他「還沒弄懂是怎麼回事，就已經被稀里糊塗地推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變成了人民的敵人。」(崔軍語)
1967年7月底的一個晚上，大概10點多鐘，崔軍的家門被叫開，一群戴着「造反」紅袖章的人蜂擁而入，指着崔軍的鼻子大罵「殺人犯」、「蘇修特務」。隨後，他家中的技術資料和從蘇聯帶回來的書籍、畢業證書、生活照片及筆記，被革命小將撕的撕，摔的摔，扔了一地。崔軍在蘇聯和外國學生、外國教師的合影照，他在黑海休假時和同學一塊游泳、曬太陽的照片，成了他裏通外國、生活腐化、搞特務活動的罪證。珍貴的技術資料和文藝書籍被銷毀，照片和紀念品被抄走。崔軍被關進牛棚，失去了自由。
之後，他每天胸前掛着重達二十多斤寫有「殺人犯、蘇修特務崔軍」的大鐵牌，戴着二尺多高、用15圓鋼筋做成的高帽子，穿着紙糊的寫着各種侮辱人格的詞語的衣服遊街，被人拳打腳踢，用指頭粗細的鋼筋棍抽，受盡了屈辱，吃盡了苦頭。造反派扣發了他的全部工資，每天只給一毛錢吃飯。一毛錢，崔軍天天只能吃個半飽，還要去乾重體力活，打風鑽、搬水泥……這樣的生活一直持續了兩年之久。
和羅西北、崔軍大同小異，「4821」的其他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和摧殘。謝紹明在瀋陽被隔離審查，每天就是兩件事：乾重體力活，接受批鬥，飲食上只能吃窩窩頭和鹹菜；鄒家華被關押在「牛棚」里，大夏天不給水喝，逼得他只能在吃完飯洗碗的時候趁人不注意偷喝洗碗水；朱忠洪在長春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結束前後來到北京，不幸失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那麼，「4821蘇修特務案」究竟從何而來呢?
據崔軍介紹，對於「蘇修特務」這頂帽子，當時正在青銅峽「鑽山溝」的他和其他受災受難的「4821」成員一樣，起初以為這只是空穴來風，那些人鬧騰一陣子可能也就沒勁了。但後來從多次批鬥和不斷有人來進行的外調中，他才知道這件事絕對非同小可。事過境遷之後，這些當時被蒙在鼓裏的21位當事人才知道，原來，「4821蘇修特務案」是中央三辦立案的大案，而且是由康生親自抓的，把羅西北、崔軍等人抓起來的指令也是康生等人親自下達的。
謝紹明認為，「4821」成為一個問題，大背景是上世紀50年代末期以後，中蘇交惡，直至後來徹底斷絕來往，使得眾多留蘇人員無辜受到牽連，成了不被信任的對象。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企圖藉助整治羅西北、鄒家華、李鵬等人，達到其攻擊、加害周恩來、葉劍英等開國元勛的罪惡目的。
「4821蘇修特務案」最終得以平反已是1982年的事了。
據經手平反此案的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曾志回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1980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給時任中組部部長的宋任窮送去了一份胡耀邦的親筆批件，讓中組部考察了解所列名單上21位同志的情況。並於1981年1月17日再次批示，要「中組部同他們(21位同志)的上級聯合起來考察一下」，「對他們適當安排」。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中組部於1982年1月向胡耀邦和中央書記處寫出了報告，認為「所謂『4821蘇修特務案』純屬冤假錯案」，並宣佈給予「平反」。加在21位同志頭上的不實之辭被全盤推翻，但他們身心所經受的折磨和摧殘，連同他們被耽誤的歲月，以及給國家造成的巨大損失，卻永遠無法彌補了。
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和批示下，除失蹤的朱忠洪外，其他20位同志都得到了適當的安排和使用。截止到1981年底，20位「4821」成員中，提任部長的1人，擔任副部長或相當職務的3人，副部級後備對象2人，擔任司局級職務的7人，準備提拔為副局級的1人，處級幹部3人，工程師2人，一般幹部1人。
「虎毒尚不食子。這些人個頂個的根正苗紅，不是高幹子女，就是革命烈士的後代，絕對是這個黨、這個國家最靠得住的依靠力量，結果『文化大革命』連他們都不放過。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災難和荒謬啊!」李銳曾任原水電部副部長，與羅西北、崔軍、李鵬、林漢雄等人自1954年起就有了交往，對「4821」半數以上的人都比較熟悉，對「4821蘇修特務案」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楚。2009年3月5日，在跟筆者談起這樁陳年舊事的時候，老人感慨萬千地說了上述這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