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2010年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承認完成了「成千上萬次移植」，2013年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聲稱他們一年內進行了4000例肝臟和腎臟移植，黃潔夫告訴《廣州日報》，2012年，他一個人就做了500例腎臟和肝臟移植手術。僅僅北京市有20個國家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其中許多中心每年可以進行數千次移植手術，然而，中國大陸的自願器官捐獻系統直到2013年才開始運作。這些器官從何而來？麥塔斯說：「器官似乎源源不斷。」「這些數字根本對不上號。」。。。。
《悉尼先驅晨報》於2019年11月9日發表了關於中共當局殺害良心犯謀取器官的長篇深度報道。以下為原文譯文。
2006年11月的一天，位於北京的中國石油大學化學工程系26歲的學生劉金濤（音）接到了講師的電話，問他是否可以去化學實驗室聊一聊。快到中午了，金濤快要開始吃午飯了，但講師是個重要人物，所以金濤照他說的做了。
金濤說：「我以為他想和我談工作。」然而，當他進入實驗室時，他看到了他的講師，以及兩名警察和610辦公室的四名穿着便衣的人員，610辦公室是共產黨建立的法外機構，其唯一目的是剷除法輪功。
修煉法輪功的金濤最近在實驗室的台式計算機上下載了一些資料（主要是音樂）。當警察檢查計算機時，他們發現了法輪功材料並逮捕了他。「我問他們是否有搜查令或逮捕令，他們在紙上隨便劃拉了幾下，丟在我面前說，『那是你的搜查令。』」
金濤，英文名「Tony」，現居住在埃平，位於澳大利亞悉尼西北部綠樹成蔭的郊區，一棟1970年代修建的紅磚房中。他和妻子Tina於2013年逃離了中國大陸，來到了澳大利亞，並獲得了保護簽證。（他們現在是澳大利亞公民。）Tony，現年39歲。他現在仍然修煉法輪功，他認為法輪功對人的精神和身體都非常有益。
被捕後，Tony在北京昌平看守所受到了四個月的洗腦，在那裏他被迫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和報紙，當他拒絕放棄法輪功時，他被關押在一個有八個吸毒犯的牢房中，吸毒者被警察誘使定期毆打他。「有一天，他們正在毆打我的後背和腰部時，一個警衛跑進來告訴他們『不要傷害他的器官！』」
2007年5月，Tony被送到北京團河再教育中心，那裏的迫害情況進一步惡化。Tony聲稱自己被餓了三天，然後被用管子強迫灌食，另一名囚犯往管子裏撒尿。「有些囚犯不想毆打我，所以看守把他們弄走，換來了一些非常兇狠的人。」囚犯們將他的衣服扒光，將馬桶刷的柄強行插入了他的肛門。他們用加熱器燙傷了他的背，猛拉他的睾丸，並將金屬插入了他的指甲下。「他們一直逼迫我簽署放棄法輪功的聲明。」
2007年底，他和其他法輪功被關押者接受了一系列體檢。對他們的身高和體重進行測量，取血並進行X光檢查。Tony說：「他們對我的整個軀幹進行了X光檢查，一年後，他們又給我做了X光檢查，並抽了更多血。」沒有任何人被告知為什麼要檢查，他們也從未收到檢查結果。但是，在受到那樣的迫害後，Tony認為他們做體檢不是為了他的健康考慮。
在2009年，Tony終於簽署了放棄法輪功的聲明。在家人的幫助下，他被釋放了。他在2012年結了婚，並在北京找到了一個工程師的工作。但是，他仍然被要求定期向當局提交「思想匯報」，當局繼續密切監視他。由於擔心再次被捕，他和Tina決定離開中國大陸，在澳大利亞尋求庇護。
在隨後的幾年中，他經常回想起X光檢查和血液檢查。他想起了看守當時指示囚犯不要傷害他的器官。儘管，他聽說過囚犯因器官被殺害的傳聞，但他始終感到難以置信。後來，他想起了2007年的某一天。當一名名叫李偉（音）的高級看守來他的監舍悄悄看望他。「他彎下腰，當時我們幾乎臉對着臉，他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
2018年12月，Tony通過電話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提供了證據。「中國法庭」是在倫敦舉行的對在中國發生的謀殺良心犯謀取器官的獨立調查。
該法庭由七人組成的小組領導，主席是傑弗里·尼斯爵士，他是一位英國大律師，也是兼職法官，他曾在1998年至2006年在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院工作，並主導了對塞爾維亞前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起訴。
該法庭是由一個全球性的非營利組織發起的，該組織名為「終止在中國大陸的移植濫用國際聯盟」（ETAC）。其他國際調查，例如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2012年和歐洲議會在2013年進行的調查，都找到了可靠的證據來證明在中國發生着系統性的活摘器官。但是，還沒有人專門探討這些指控是否構成《日內瓦公約》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界定的國際刑事犯罪，包括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因此，「中國法庭」採用了單一的刑事標準：毫無疑問的證據。尼斯在電話採訪中說：「ETAC提供了大部分材料，就像其它檢察機關一樣。我們（法庭）與法官或陪審團沒有什麼不同，過濾信息以做出客觀判斷。」
「中國法庭」的任務艱巨。在12個月的時間內，它審查了數千頁的材料，包括以前的調查和學術論文，中國內部病歷以及「大赦國際」，獨立監督組織「自由之家」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它審查了在中國醫院內拍攝的秘密錄像，與中國移植外科醫師的秘密電話錄音，並聽取了來自法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土耳其和韓國的50名目擊者的見證，其中有些人親自到庭作證，有些人則通過視頻作證。
公開聽證會在格蘭芬諾客房舉行，格蘭芬諾客房是考文特花園一棟華麗的，受遺產保護的建築。目擊者包括恩維·托西（Enver Tothi），他是中國西部新疆地區的一名前外科醫生，現居住在倫敦，他聲稱曾從一個仍然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了腎臟，還有一名中國男子，曾在沉陽陸軍總醫院擔任醫學實習生，曾參與了從「未完全處死」的囚犯身上摘取了肝臟，腎臟和角膜。同樣在法庭上作證的德國美因茨大學醫學中心藥理學教授李輝戈（音）聲稱，「不完全處死」（通常是通過向胸部右側開槍）（在中國）並不罕見，目的是維持器官的血液循環。
證人經常能夠指證對他們施暴的酷刑者的姓名，職級和警號；他們會記得他們何時被關押在哪一個勞教所，關押了多久。他們講述了警衛如何告訴他們將被殺死摘取器官。衛兵如何稱法輪功被關押者為「商品」；並且他們是「被當作備用商品來保存」。
法庭聽取了許多關於（對被關押者）進行體檢的報道，包括定期的X光和CT掃描。目擊者還聲稱他們被迫提供了尿液和血液樣本。在被關押人員中，只有法輪功學員接受過此類檢查，「中國法庭」的醫學專家認為，該檢查的有選擇性和系統性都表明，這是用來評估器官功能的方法。
法庭也採用了2016年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由加拿大人權法專家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橋高（David Kilgour）和美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共同撰寫，名為《血腥活摘/屠殺》。《血腥活摘/屠殺》長達678頁，包括2367個腳註。（麥塔斯和橋高對器官活摘的調查，讓他們獲得了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法庭還聽取了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的法輪功修煉者給醫院官員和中國大陸境內的移植外科醫師打的數十個電話。在這些經過了獨立核實的電話錄音里，中國外科醫生和醫務人員承認，並在某些情況下吹噓說，他們是從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中國法庭」的最終判決書共有60頁，於6月發佈，判決書摘要指出，中國的官方移植統計數據經常被偽造，實際數字是每年60,000例到90,000例，而不是當局聲稱的10,000例手術。調查發現，這些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但維吾爾人（主要是穆斯林少數民族）（有多達150萬人在中國被關押）有成為下一個「器官庫」的風險。
研究還發現，在當局的主導下，在軍事機構的推動下，非法器官移植已成為中國大陸一個利潤豐厚的產業。傑弗里·尼斯爵士和專家小組有效地指控中共當局犯下了大規模殺人罪，並警告世界各國政府或與之有實質性接觸的任何其它機構「現在應該認識到他們正在與犯罪國家互動」。
尼斯認為，人們認為這難以置信是自然的。他說：「人們起初也不相信大屠殺正在發生。」「如果您是在墨爾本或倫敦一個溫和的郊區長大的，您會想，『這怎麼可能會發生？'這太難以置信了。但是看看柬埔寨，看看在盧旺達互相殘殺的人們。人類的經驗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們表明，很多難以置信的東西最後證實都是真的。」
2000年後中國器官移植如「雨後春筍」
幾乎從一開始，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就與政治密不可分。最早的器官移植記載之一是鍾海源（音），她是一名年輕的教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而於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被處決。據其中一名劊子手（後來與中國記者胡平（音）交談過）說，鍾某頭部被槍擊，其腎臟在一輛軍車裏被切除。然後，她的腎臟被移植到了名叫史雲峰（音）的空軍軍官身上，後者是南京軍區已退休的副司令的兒子。
1984年，中共出台了規定，允許使用死刑犯的器官，並對手術進行嚴格保密。到1990年代中期，軍隊的外科醫生開始摘取死刑犯肝臟，腎臟和眼角膜，以供共產黨高層人士使用。一位名叫王國奇（音）的中國陸軍醫生後來在美國國會委員會聽證，他當時不僅摘取內臟器官，還摘取皮膚，以便最終移植給燒傷患者。（當時中共外交部女發言人將王的證詞描述為「聳人聽聞的謊言」和「惡意誹謗」。）
從2000年開始，中國大陸的器官移植業開始了飛速的發展時期。政府重點發展器官移植行業，並將其納入了五年計劃。數年來，成千上萬的移植病床，專科醫生和人員被添加到系統中。在2000年到2006年之間，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數量從91家增加到1000家，正如一位官員所說，它們的數量成倍增加，「就像雨後春筍」。移植手術數量也猛增：根據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內部講話，中國大陸在2000年至2004年之間進行了34,726例器官移植，其中肝臟移植量增加了18倍，肺臟移植量增加了24.5倍。
後來，在2006年3月，兩個聳人聽聞的消息被披露了出來。第一個消息來自自稱叫彼得（Peter）的人，他聲稱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中國東北蘇家屯的秘密集中營里。根據彼得的說法，該集中營內有醫生摘取囚犯的器官，並設有一個焚屍爐來銷毀屍體。他說，摘取的器官被賣掉了。
幾天後，一名自稱安妮（Annie）（當時居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婦女聲稱，她的前夫，一名外科醫生，在2003年至2005年之間，從蘇家屯的法輪功修煉者那裏摘取了數千個眼角膜。在摘取器官的過程中，法輪功學員被殺害，屍體被火化。
2006年5月，人權活動家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橋高（David Kilgour），應「調查中國對法輪功的迫害聯盟」（CIPFG）組織的要求，開始無償調查彼得和安妮的指控。
2006年，中共政府聲稱每年進行10,000次器官移植。但是麥塔斯和橋高對此數字表示懷疑。麥塔斯說：「（在中國大陸）保密和官方宣傳的成分太多了。」然後他和橋高開始着手計算中國大陸的實際移植數量，其中包括檢查其器官移植基礎設施：床位數，外科醫生人數，醫院容量和數量，移植等待時間，當前和已存檔的醫院網頁，醫院收入和科研設施等等。他們還收集了媒體報道和對衛生官員的採訪。（許多報告後來已被刪除。）他們發現，只有幾家醫院就很容易超過官方宣稱的每年進行10,000例手術的數字，而實際數字更接近60,000例。
隨着新醫院的上馬，這一數字在不斷上升。2010年，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承認完成了「成千上萬次移植」。2013年，北京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朱繼業（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們一年內進行了4000例肝臟和腎臟移植。黃潔夫告訴《廣州日報》，2012年，他一個人就做了500例腎臟和肝臟移植手術。
這些器官的來源一直不明。中國大陸的自願器官捐獻系統直到2013年才開始運作。（中國人對器官捐獻有一種文化不認同感，因為傳統上認為人體必須被完整地安葬。）在上海，2013年8月21日，一位死去的器官捐獻者進行了第一次捐獻。然而，在上海有11個被衛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2015年，北京紅十字會確認他們沒有器官捐贈辦公室，也沒有安排一例器官捐贈。然而，北京市有20個當局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其中許多中心每年可以進行數千次移植手術。麥塔斯說：「器官似乎源源不斷。這些數字根本對不上號。」
極短的等候時間
中國器官移植系統最不尋常的方面之一就是等待時間極短。悉尼大學的老年醫學專家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指出：「在大多數擁有自願捐贈系統的國家，患者等待器官的時間很長，」，她也是全球「醫生反對強迫器官活摘」組織的成員。在英國，肝臟移植的平均等待時間為135天。在澳大利亞，需要腎臟的人需要等待五到七年。而在中國，等候時間可以只有短短的兩周。在中國網站haodf.com上，即「好大夫」，一個在線聊天網站，患者可以交換對外科醫生的評論，人們在談論幾天之內就得到了器官。
到2000年代中期，器官移植已成為了中國大陸的大生意，尤其是在軍隊醫院，在那裏這種手術產生了數百萬美元的「灰色收入」。醫院開始直接在網上宣傳。2008年，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標榜以「低收費」提供「優質腎臟」，並稱「因供應充足，患者等待時間短」。雲南省昆明市腎臟病醫院告訴潛在患者：「萬一失敗，我們將繼續進行移植直到成功為止，並且不會為重複的手術收費。」2007年，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援助中心（CITNAC），一家位於中國東北沉陽的器官中間商，吹噓「可以立即找到器官供體！」CITNAC主要針對外國人，包括日本人，韓國人，俄羅斯人，並提供了綜合價目表：腎臟移植，65,000美元；肝臟移植，130,000美元；心臟移植，價格從130,000美元到160,000美元不等。
外國人組團到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開始流行：麥塔斯和橋高與來自東南亞的器官接受者進行了交談，每個團里可以有多達9名患者同時去中國大陸進行器官移植。一個7人團里的所有患者同時接受了器官移植手術。醫院越大，外國人組團人數越多。「韓國倫理器官移植協會」主任黃浩金（Hwang Ho Kim）說：「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接待了331名韓國人，包括患者和他們的家人，以及新客戶。醫院甚至支付了機票費用。」
麥塔斯的調查表明，如今在中國大陸，約有28%的器官受體是外國人，其中大部分是通過中間商獲得的，這些中間商在中國大陸是合法的。對於焦急的病人，中間商不僅提供便利，而且讓患者安心。其中一些中間商，例如天津的Lovehandy Healthcare Service，提供門到門服務，在機場迎接患者，並在手術後將他們送回。該公司網站上說：「Lovehandy將一步一步指導患者。」「將提供在醫院中陪同患者的助理/口譯人員，以幫助您安排一切。」
隨着對器官交易的關注的增加，中國器官中間商變得更加不透明，從在線商店轉變為雅芳式的直銷方式，過去的移植患者招募潛在新患者。悉尼大學的Fiatarone Singh指出，此類中間商服務的存在表明這裏存在着嚴重的問題。她說：「在正常的自願器官捐獻系統中，無論是通過醫院還是通過中間商進行預訂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就是必須有一個器官庫，那裏有一大批被關押，並可以隨時應要求而殺害的人。」
觸角無處不在
中共當局的觸角無處不在，甚至遠在悉尼郊區的埃平，也就是劉金濤與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一起的悉尼郊區。不久前，Tony就他在中國大陸遭受的酷刑接受了SBS的採訪。此後不久，當局保安人員來到了他母親在山東省的家中。他說：「他們警告她告訴我不要講話。」（Tony目前在存錢以將她帶到澳大利亞。）
有一次，在Tony被關押期間，他遇到了一個被派去給他洗腦的歲數更大的人。該名男子是曾參加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Tony說：「他確實在天安門吃了苦。」「他看到有人遭到了槍擊。」現在，他在那裏告訴Tony要停止抗爭，不要與當局作對。「他對我說，』要從學生的遭遇中吸取教訓。他們得到了什麼結果？他們從努力中得到了什麼？你認為你能實現什麼？』」
Tony說，有時在中國大陸，「最好什麼也不要說，什麼也不做。為了生存，你需要對現實視而不見或麻木不仁。」我問托尼是否害怕。
他說：「不會！他們才是害怕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總是試圖掩蓋一切，因為他們害怕真相（被曝光）。」
譯文有刪節，文內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閱讀原文：
'Crimes against humanity'：is China killing political prisoners for their org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