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4日，數十萬德國民眾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舉行抗議活動。(德國聯邦檔案館/Wikimedia Commons）
30年前的重大事件，是一連串現代寓言，展現了選擇的意義。
一、東德政府關於「六四」的兩份聲明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血腥鎮壓學生運動，震驚世界。西方各國政府和媒體對之嚴厲譴責，而前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里希·昂納克則稱：「武力鎮壓反革命人士是對的。」6月8日，東德人民議院發出聲明，稱北京事件是中國內政，他們堅信，中國會繼續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
1989年10月7日，在東德40周年國慶活動上，前蘇聯總理戈爾巴喬夫向昂納克提出建議，應當實行改革。他說：「生活會懲罰那些遲到的人。」昂納克拒絕提議。
10月9日，近7萬人在萊比錫舉行了前所未有的大遊行，要求自由，示威迅速擴散到東德其它城市。10月18日，昂納克被迫辭職。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12月，東德共產黨政權被推翻。
1990年6月，新的東德政府通過公開選舉的人民議院發表了第二份關於「六四」的聲明：「對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的聲明表示公開道歉，人民議院全體成員，對死難者表示深切哀悼。」
兩德統一後，昂納克逃亡到蘇聯，後被引渡回德國受審，被控叛國罪。他雖然避開了終審，卻無法洗脫恥辱和罪名。「懲罰」當真應驗了。
二、北京-柏林
2019年6月4日，在一次討論會上，兩名前東德「異議人士」講述了「六四」經歷。據德國之聲報導，斯蒂芬·希爾斯貝格(Stephan Hilsberg)和安德烈·舍恩菲爾德(Andreas Schönfelder)分別談到，北京的流血事件發生後，大多數東德民眾都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將向何處去，許多人也擔心政府會採用「北京模式」鎮壓民間抗議。他們分析說，東德當局沒有使用武力，主要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多次強調，蘇聯不會進行干預，另一方面，中共因為鎮壓而遭到國際孤立，這讓經濟陷入困境的政府有所顧忌。
當天與會的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漢學家余凱思(Klaus Mühlhahn)認為，中國爭取民主的學生鼓舞了東德和東歐：「要是沒有這些抗議的中國年輕人，東歐民眾也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
1989年，北京被坦克和槍彈染紅，盛夏在恐怖中凍結。秋天，東德人民和平地推翻了共產極權的高牆，創造了真實的奇蹟。萊比錫大學的校長曾說：「難以置信，沒有人被殺，沒有人受傷，沒有一塊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從這裏路過灑下了鮮花。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刻。」
一位親眼目睹柏林圍牆邊狂歡場景的德國作家寫道：「就像聖靈降臨，就像天使張開了翅膀……」
這一次，希望，從歐洲傳向遙遠的東方。
三、柏林圍牆——選擇的考題
1．「我們不願像從前那樣活着」
自從兩德分離，東部民眾一直嚮往資本主義的西部，因為那裏不僅有民主、自由，也建築了更豐富、繁榮的物質基礎。近三百萬人從西向東流亡就是最好的證據。東德居民甚至把西德親戚寄來的香蕉視為珍品。
1989年10月9日，7萬萊比錫人走上街頭，舉行了幾十年未有的大遊行。當時，政府要嚴厲鎮壓的消息四處流傳，人們雖然感到恐懼，可還是決定踏出「安全區」。
市民埃瓦爾德·迪姆一家三口就在遊行隊伍中，看到全副武裝的警察在卡車裏待命。他說：「我們高呼『我們是人民!』如此壯觀的場面使我受到鼓舞。我們的眼裏閃爍着淚花，說不出是出於喜悅還是害怕。我們不知道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會是什麼，我們只知道一件事，我們不願再像從前那樣活着，管它降臨到頭上的會是什麼!」
這次遊行是一根導火索，引發了各地的抗議浪潮，群眾喊出了「我們要像西德人那樣生活」的口號。11月4日，50萬人聚集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要求言論和新聞自由。東德人民的意志，推倒了柏林圍牆，也改變了自身的命運。
1989年10月23日星期一，德國民眾在萊比錫舉行遊行。（德國聯邦檔案館/Wikimedia Commons）
2．執政者的決定
面對人民的吼聲，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沒有開槍，不管是出於恐懼、權衡還是別的何種理由，這一決定最後導向了和平、統一，戲劇性的變化如水到渠成，令人萬般驚訝、又歡欣鼓舞。當年，戈爾巴喬夫選擇順應潮流，不僅促進了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個從容的位置。
1989年11月28日，西德總理科爾令人驚訝地在聯邦議會上提出《十點計劃》，描述了德國統一的步驟，包括立即對東德進行人道主義和經濟援助、兩德部分政府機構逐步合併、兩大陣營裁軍等。科爾在位期間，提高了向東德旅遊者提供的「歡迎費」，放寬了緊急家庭團聚限制，西德政府向來自東德的逃亡者提供就業、免費職業培訓和免費住房等。這些慷慨而人性化的政策，解釋了數百萬東德人用腳投票的原因。直到今天，東部德國在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力等方面均落後於西部，凸顯兩種體制的本質差異。科爾因其對德國統一和歐洲一體化做出的貢獻獲得了非常高的聲望。
3．你無權忽視良心
人人面臨選擇，軍人更無例外。「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道德典故即源於柏林圍牆邊的射殺。不過，事件的真實版本是這樣的。
1989年2月6日，東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Chris Gueffroy）在翻越柏林圍牆時被守衛英格·亨里奇（Ingo Heinrich）擊斃。亨里奇於1992年1月被判處三年半徒刑，他在法庭上稱，「我當時是遵循民主德國的法律和指令。」法官西奧多·賽德爾（Theodor Seidel）在宣判時表示：「不是所有合法的事情就是對的。」「在20世紀末，在代表權力機構殺人時，沒有人有權忽視自己的良心。」他還說過，開槍的士兵觸犯了基本人權，因為被害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想要移民。
良心與命令，這是更加嚴肅的選題，人間的法庭也無法忽視道德的至高存在。
四、柏林圍牆的啟示
今天，世界正面對中共的挑戰。大陸亂象滿地、民怨沸騰；香港是抗爭的前沿。中共以「第二大經濟體」釋放威懾，試圖推行新的極權監控樣板。更多人在呼喚自由，在為自由而奮戰。柏林圍牆的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而更遠一些的預言同樣值得重溫。
1953年1月19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離職演說中談到了共產主義。他說：「共產黨人的世界擁有很多資源，貌似強大。但是他們的社會存在致命的缺陷，那是一個無神的、奴隸制的體系；沒有自由，沒有自願。鐵幕，秘密警察，頻繁的清洗，這些都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虛弱的症狀——統治者懼怕自己的人民。」
「長遠來看，我們的自由社會以及我們的理想的優勢，將戰勝一個既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的制度。」「不管共產黨的統治者們是否會自願地改變他們的政策，或是變化以其它方式出現——我都深信不疑，變化必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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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阻擋自由的隔離帶，被催生，又被摧垮。不同的決策和選擇，造就了歷史的悲劇和喜悅。這其中，蘊含了多少深刻的教訓，閃現着希望的啟示，今日世界可曾領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