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日一位男士在北京三里屯一家酒店外看手機。國際酒店曾經是中國大陸境內為數不多的可以翻越防火牆的地方，但當局加緊了網絡封堵。
在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國際媒體紛紛發表紀念文章，回顧導致前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垮台的這一歷史事件，正視30年來柏林圍牆倒塌、中國防火牆高聳的後續發展，檢討民主制度為什麼未能戰勝列寧式資本主義的原因，指明追求自由的力量最終將推倒中共防火牆的前景。
《華盛頓郵報》的文章說，當全世界紀念30年前柏林圍牆倒塌這一歷史事件時，人們發現歷史從未「終結」，人類很大部分仍處於一黨統治之下，「1989年，一堵臭名昭著的牆倒塌了。多年後，無數新牆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1989年的幽靈仍在徘徊
但「1989年的幽靈仍在徘徊」，文章引述柏林自由大學中國歷史教授克勞斯·穆爾哈恩（KlausMühlhahn）的話說，中國大陸的許多政策都是由恐懼驅動的，「這種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以及對發生類似蘇聯曾發生過事情的恐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們的政策和思想。」
《今日美國》(USA Today)的文章以《柏林圍牆倒塌30年後美國人並未理解共產主義危險》為題，檢討中共崛起的原因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誤判，「西方世界並未發起類似的運動來孤立和破壞共產主義中國，而是在天安門廣場屠殺之後尋求與其更多的接觸和融合。」
今天的香港是30年前的柏林
文章認為世界正處於一場新的冷戰中，香港就像30年前的柏林一樣，「是第一場戰鬥」。因此，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遠未結束，「我們越早記得1989年的教訓，就越早完成從柏林圍牆倒塌開始的工作。」
開放社會創辦人、慈善家和投資家索羅斯的文章批評美國更感興趣於享受冷戰的勝利果實，而未能向處於困境的前蘇聯集團國家伸出援手。他說，美國支持中國大陸加入了世貿組織，讓其實現驚人的經濟增長後，「最終，中共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潛在競爭對手。」
索羅斯承認，《華盛頓共識》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極大推動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並使潮流轉向對抗開放社會。」
索羅斯：人工智能的發展惡化了開放社會的前景
索羅斯悲觀地指出，「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惡化了開放社會的前景。它會產生有助於壓制性政權、但對開放社會構成致命危險的社會控制手段。」
索羅斯說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如果成功，國家將獲得對公民的完全控制權。這種體系並有可能受到世界上其它獨裁國家的青睞。
索羅斯懷疑美國總統特朗普制衡中共的決心，「他和習近平都在國內遇到政治麻煩，在與習近平的貿易談判中，他把華為放在談判桌上：把晶片變成了討價還價的籌碼。結果是不可預測的，因為它取決於尚未做出的許多決定。」
相對於索羅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對未來更樂觀。他認為，外部世界對自由的追求必將推倒中共的防火牆。
如30年前，中共防火牆正在崩潰
弗格森總結了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導致蘇聯為首社會主義陣營垮台的7大關鍵因素：經濟增長停滯將導致體制潰爛；中產階級即使不期望民主也不甘接受空洞口號；腐敗、低效和環境惡化是一黨制國家的固有特徵；再多監視也無法保住一個合法性缺失的政權；在監視狀態下人人習慣撒謊，從而使災難不可避免；外圍分裂最終引向系統崩潰，「最後一點，渴望自由和為自由而戰的外部力量引起了柏林圍牆的倒塌。」
他預言：中共由全天候監控技術支撐的社會信用體系，在未來10或20年內，將無法戰勝一個由增速放緩的經濟、崛起的中產階級、長期腐敗的政治體制、腐朽文化的分解，以及周圍地區出現的分裂所結合而成的現實。
「中共防火牆正在崩潰，而且，就像30年前的柏林圍牆一樣，外界的壓力將加速這一進程，」弗格森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