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中的美國士兵，中共宣傳中的「美國鬼子」
韓戰爆發的時候，我正在讀小學。老師課堂上給我們講「美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屠殺朝鮮人民，想進一步侵略中國，還教我們念順口溜：「美國大鼻子，四個毛蹄子，走路咔咔響，要吃活孩子」。我訂的《兒童時代》上畫的美國大兵都是腳穿大皮鞋、端着刺刀的大鼻子鬼子。「美國鬼子」的這種凶神惡煞形象一直在我腦子裏保存到成年。
2012年春應邀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在巫寧坤老師家裏住了一個月，近距離地接觸了美國人，徹底顛覆了他們的「鬼子」形象。
當飛機在華盛頓落地的時候已是半夜，卻不見來接我的人，我在大陸使用的手機沒有開通國際漫遊，無法與朋友聯繫。一位警察摸樣的男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馬上過來主動問我，我告之以實情，他掏出自己的手機撥通了電話，會議組織者立刻派車趕到。我向警察要求支付電話費，對方說聲「No problem」，笑着走了。
在美國，無論你有什麼需要別人給予幫助的，只要你說聲「Excuse me,could you help me to…?」（勞駕您，麻煩您幫我……好嗎？）無論對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忙是閒，都會爽快地回答「Sure!」（當然可以），然後熱情相助；事畢當你說聲「Thank you!」以答謝時，他們便會微笑着回答「No problem」或「You’re welcome」。
在美國，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問路。只要你有問，對方便會耐心為你指路，而且唯恐解釋不細，唯恐幫你不到位。一次我要到West Falls Church去，本該乘藍線地鐵，卻不經意間上了橘黃線（美國的地鐵按照紅、黃、藍、綠、橘黃等顏色分走向，相當於我們的一號線、二號線等）。一位高個子的美國人明白了我的難處後，對我說：沒關係，前邊到了Rossley站可再換乘藍線。他還是有點不放心，一直陪我坐到Rossley，看着我上了藍線車，才回乘返回到自己的目的地去。
又一次，我要去華盛頓Chinatown一家旅行社，但下了地鐵卻找不到要找的地方，無奈之中，我問了一位中年婦女，可她也不知道該旅行社在何處，但是她說，不用擔心，她來想辦法。她於是問了一位警察，然後對我說：跟我走吧。我便尾隨她走了約兩百米，她指着路邊的一塊匾額說：「這就是你所要找的地方。」我十分感激地說：「Thank you very much」，她嫣然一笑說：「Welcome」，然後回去走自己的路辦自己的事。望着她遠去的背影，油然而生的那種感激之情讓我內心充滿溫暖。
在華盛頓里根機場候機的時候，我買了一杯熱茶，連同稅款共應付2.19美元，付了兩元後，再找不到零錢，於是拿出一張百元大鈔，那位黑人小姐把百元大鈔還給我，笑着說：不要了。我知道，美國人辦事規矩，她不收我的錢就意味着她要替我墊付這0.19美元。我再給她，她擺着雙手，以燦爛的微笑搖頭示意不要了。在波士頓的一家商店購物時也遇到類似情況。
三月七日我和朋友全家去了芝加哥大學。望着碩大的校園，時間有限，我們不知道哪裏是最值得參觀的地方。一位黑人女保安似乎看出了我們的心思，主動問我們想去哪裏，而後熱情指路，說明哪裏是什麼區，那裏是什麼學院，哪裏是博物館，當我們提出與她合影時，她很爽快地答應，隨和地與我們合照。
回國的時候，在機場的免稅店想買幾瓶葡萄酒回來。
機場免稅店裏，中間豎立着聖誕樹型的玻璃貨架，一層層擺滿了各種葡萄酒，依價位高低從上到下排列，最上邊一層擺的每瓶200美元左右，最下層的每瓶只20多美元。
一位女服務員向我們熱情地介紹各種葡萄酒，它們的產地、牌子、價格和口感等，並提出自己的建議。身上所剩美元不多，我選擇了四瓶單價為29元的，服務員說了聲「OK」，自己把兩瓶拿到付款台，示意叫我幫她把另外兩瓶也拿過去。我提着酒轉過身——就在我轉身的當兒，「哐啷」一聲巨響把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糟了：一瓶葡萄酒被我的肩膀碰落到地上，酒水、玻璃渣四散開來撒了一地，幾乎污染了那不大的店面的一半！我自知惹了大禍，站在那裏不知所措，只忙不迭地說：「I’m sorry,I’m very,very sorry……」說時遲那時快，一位男士聞聲拿了一塊寫有「CAUTION WET FLOOR」（小心地滑）的黃色牌子立在被污染區的邊上，那位女士拿了一大把吸水紙過來，我接過來正要去擦地板，然而她卻低頭看着我的褲子：「We’re sorry,your trousers got dirty……」（對不起，你的褲子弄髒了）低頭一看，可不是，我的褲子被潑翻的葡萄酒濕了一大片。我便動手擦起來，那位女士並不管狼藉滿地的酒水和玻璃渣，而是專注地幫我擦褲子，讓我感到她覺得最最要緊的是我的褲子，而不是她的店面和摔爛的紅酒！
待我擦完了褲子，抬頭看貨架，呀，被我碰掉的恰是第一層貨架上的，也就是說，那是價錢最貴的。我心裏惶恐不安，心想這下倒大霉了，不知要怎麼賠法，嘴裏只是說着：「I’m sorry,very,very sorry……」服務員則安慰我說：「Nothing.Everybody makes accidents.」（沒關係，人人都會出事的）說着她讓我去結賬，我正懷疑身上的錢夠不夠賠，她已經把賬單打出來讓我看：98.4美元——人家根本沒把我打碎的酒計算在內！
付了款，我準備幫他們打掃店面，但服務員攔住我，說這是他們的事情，不關我的事，並催促我去登機口等待，他們會馬上把我買的酒送到。
我忐忑不安地走向登機口，心裏想：倘若此事發生在國內，不說別的，賠那瓶酒是肯定的，說不定店員還會臭罵我一頓：「瞎了眼了？！……」
當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論。我也遇到過讓我很看不慣的美國人。
我從紐約返回華盛頓時，開灰狗（美國人把州際和城市間的客運汽車叫做灰狗）的司機是一位操着濃重廣東口音的高個子男人。他一路開着車一路給他的同行打着手機，用粗魯的大陸話罵警察給他開了罰單，抱怨老闆讓他加班而不給他加班工資，等等。中途停車休息時，一位女乘客上車晚了一會，被他大聲呵斥，這位旅客回了一句嘴，得罪了他：他立刻急剎車，氣沖沖地跑到這位旅客跟前，用蹩腳的英語罵她，聲言要攆她下車。這位旅客再也不敢吭氣。待這位司機發完了脾氣，耍盡了威風才繼續開車前行。
我明白，這位司機很可能擁有美國國籍，但並非真正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骨子裏還不是美國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