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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背後 《清明上河圖》揭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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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繪製的長卷,通過810多位各色人物的傳神描繪,生動記錄了中國12世紀城市生活的圖景,被譽為「神品級」傳世佳作。

但是,這幅名畫僅僅是展現了北宋汴京繁華的市井生活嗎?這幅畫的核心內容究竟是什麼?不久前,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餘輝來到中歐「守正出新·正道致遠」講座,和大家分享了對此畫的獨特解讀。

很多看過《清明上河圖》的人,都認為繁榮的汴京勝景是這張畫的主題。然而,如果跟隨畫家張擇端穿越到900多年前的汴京,你看到的也許是另一番景象。

張擇端何許人也

大多數人都知道張擇端是北宋的宮廷畫家,擅長界畫。前人留給我們關於張擇端的唯一信息就是金人張著的跋文:「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卷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1186年)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跋。」

張著的這段跋文簡述了張擇端的生平事略,從中可探知張擇端的家庭背景和他在汴京的經歷。

跋文首先稱他「翰林」,這個「翰林」不是翰林學士院裏的文官,而是翰林圖畫院裏的畫家。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宋太宗趙光義設立了翰林圖畫院,集中了知名的肖像畫家、界畫家和宗教畫家。

張氏名為「擇端」,字「正道」。《禮記·燕儀》有云:「上必明正道以道民。」其名和字深刻地烙下了儒家思想的印記,可知其父輩對儒家的道德觀念相當尊崇。

「東武」就是現今山東諸城,距離孔子的故里非常近。孔子的得意門生、女婿公冶長,開創了諸城的儒學根底。諸城於北宋時期形成了尊崇儒家經學、積極入仕的密州文化。

「幼讀書,遊學於京師」。毋庸置疑,張擇端年幼時讀的書肯定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北宋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注重童蒙教育,朝廷開設了童子科,向地方吸納15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者考進士。

張擇端「遊學於京師」,學的是詩賦論策,然後才能參加進士考試。中了進士之後,就可以得到朝廷美官。在《清明上河圖》中,就繪有遊學京師者的身影,如卷尾繪有一招牌,上書「久住王員外家」,透過樓上的窗戶,可以看到一位學子在苦讀……這其實就是張擇端初到開封時的生活寫照。

我們猜測,來自經學故鄉的張擇端也許不適應當時科舉考試的變化,科場失利,所以才不得不半路出家學習「界畫」。

界畫是一種藉助直尺來表現建築的繪畫,手法多樣。作畫時,筆桿下部要綁上一個小木塊,有了這個小木塊,界筆就可以抵着直尺運行,按照畫家的意圖畫成各種各樣不同長短的直線。界畫較易畫出效果,只要運用工具熟練,畫得精細準確,就會取得欣賞者的認可,因此畫師比較容易謀生。

「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大家都認定張擇端畫得最精到的是舟船,在繩墨之矩中畫出了舟船和建築的韻味,自成一家。

《清明上河圖》畫於何時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的成功,是有許多前代畫家做了種種藝術鋪墊,至此才形成了一個藝術高潮。例如,我們看到畫中的場面非常大,這是借鑑了宗教繪畫的大場景。場景大了,尺幅卻並沒有變大,高度只有近25厘米,長度也只有5米多,這取鑑於北宋相當發達的「微畫」藝術。

《清明上河圖》到底畫於北宋什麼時期?首先,我們要看一下畫中人物的衣冠服飾。女士的衣冠服飾變化最快,我們看到畫中有不到10位婦女,她們穿的衣服都是寬鬆式的短褙子(現在叫外套)。根據南宋遺民徐大焯的《燼餘錄》記載,這種女裝樣式是在崇寧、大觀年間出現的。到了宣和、紹興年間,這樣的衣服已經不太流行了。

還有一處,我們看到畫面中有兩個人在推着車,一輛在大道上,一輛在胡同里,車上蓋着一塊大苫布,大苫布上寫着草書大字。很顯然,它們原本是粘在屏風上的書法作品。這麼好的書法作品給扯下來當苫布,一定是寫這個字的人出事了。這讓人不得不想起北宋崇寧初年朝廷的新舊黨爭,舊黨人如蘇軾黃庭堅宋徽宗廢黜,朝廷還要求把他們寫的書和墨跡統統銷毀。

再往下看,畫中標出的羊肉價格:「每斤六十足」。這樣的價格,據考證恰恰也是在崇寧初年。我們在畫中看到了多處事件和物件,都和北宋崇寧時期有關。因此,這幅畫很可能是在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中期所著。

很多人對「上河」兩個字不太理解,這個「上」實際是一個動詞,所以「清明上河」是說在清明時節,大家到河的堤岸上、到橋上看春天的景致。

專家學者普遍認為,《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北宋京城汴京(今河南開封)。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新舊城共有8廂120坊,人口達10萬戶。過去都說畫的是汴京城的東南角、東水門一帶,但是我經過仔細觀察,發現並非如此。

為了搞清楚《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到底是哪個城郭街肆,我依據《清明上河圖》繪出了城市鳥瞰圖,然後與汴京城的地圖進行比對,結果有了驚人的發現。

畫家所畫的,竟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地方。

先來看城門。把城門的牌匾放大了一看,上面就寫了一個「門」字,「門」的前面點了幾點,這說明畫家有意要迴避具體的城門名稱。

這會不會是偶然的呢?我們再看,畫中有一座寺廟,這座寺廟的大門上有門釘,說明等級很高,應該是皇家寺廟。像這樣的寺廟牌匾是要寫上廟名的,但仔細一看,上面也是點了幾點。還有畫中的虹橋,像這樣的橋在汴河上有13座,畫家到底畫的是哪一座呢?在橋身上沒寫橋名。

會不會是畫家眼神不濟,寫不清楚呢?肯定不是。因為畫中的大小招牌、廣告,不論再小的字,畫家都寫得一清二楚。

看來,畫家根本就不想畫一個具體的地方,而只是概括提煉出在開封城各處發生的一些事情,把它們集中在畫面上。也就是說,《清明上河圖》畫的是汴京生活實情,而非實景。

畫作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那麼,充滿儒家思想情懷的張擇端難道僅僅是借這幅畫展示當時的社會風俗,炫一下自己的畫技嗎?恐怕未必!

請看卷首,有一隊人馬踏青歸來,官人騎馬、官太坐轎,好不愜意,其中有人挑着兩隻打來的山雞,但這在當時卻是犯了天條的。北宋初期就有聖旨,每年的2月至9月正值動物產卵和哺乳期,是不准打獵的。

再往前是集市,沿街有茶館飯鋪,而這支無所畏懼的官人隊伍中,有一匹馬受了驚,正要衝到集市里去,驚馬的奔跑、嘶叫聲驚擾了在小茶館裏喝茶的老百姓,大家紛紛循聲往外看……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卷三中記載:京師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還有駐屯軍守在裏面,一旦發現火情,馬上實行撲救。而整個《清明上河圖》所展示的街道綿延十里,竟然沒有一座望火樓。唯一看到的一個磚砌高台,原本正是一個望火樓,眼下卻變成了一座涼亭,成為供人休憩的雅靜之地。其下的兩排營房變成了飯鋪,甚至連城裏的軍巡鋪(消防站)在節日裏也被改成「軍酒轉運站」了。

再往前走,我們看到一個官衙模樣的建築,在門口橫七豎八地躺着七八個士兵。他們身邊有兩個文件箱,看起來這是兩班人馬,一班去送文件,一班去捕人,現在卻都躺在這裏睡大覺、發愣。從這裏可以看出北宋「冗官、冗兵、冗費」的惡劣現狀,即官員超員,兵員超員,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宋代官僚機構膨脹嚴重,人浮於事,士兵都處在極其懶惰、消極的狀態。

再往前走,汴河上停泊着許多運糧漕船。有人說,這些船舶體現了當時汴京城的繁榮。其實,在繁榮背後恰恰隱藏着深刻的危機。這些都是私家的糧船,而非官糧。其實在北宋太宗朝的時候就立下規矩,在京畿要地,糧食必須由朝廷所掌控,私糧不得入內。而這裏卻有大量的糧船湧入,準備囤積居奇。沒過七八年,汴京城的糧價就漲了4倍。有人問,你怎麼知道這是私糧呢?因為官糧必須要有官員在場,還有士兵持械護衛。而這些糧船的前後,沒有一個官員或士兵看守。

再往前看,來到拱橋這個地方。這是畫中社會矛盾激發的高潮。有一條大客船滿載着客人,突然發生了很危急的情況,大船的桅杆要撞上橋幫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險情呢?按常理,在距離虹橋一定距離的時候,應該有專人值守,提醒縴夫停止拉縴、放下桅杆,以免桅杆撞上橋幫。但這些崗位都沒有了,所以埋頭拉縴的縴夫一直把船拉到橋邊還不知道,等船上的人發現,已經是大難臨頭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橋上更是險象環生。橋上擁擠的人群,完全是因為兩邊的佔道經營造成的,把橋面的寬度壓縮了許多。橋的兩頭,分別過來一隊文官和武將,他們的馬弁護衛在彼此爭吵,互不相讓,亂成一團。

畫家把當時的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在橋上和橋下,反映了北宋後期官員不作為、不恪盡職守所造成的非常尖銳的社會問題。

此外,畫家還展現了宋代貧富的極度分化。餓漢與那些在酒樓里聚餐的雅士,縴夫與坐在車轎里的富翁和騎馬的官宦人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還有那高貴的香料店、高檔醫鋪等,與饑渴難耐的窮人更是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張擇端還在卷尾設計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結局:問醫、問道、問命三個場景。長卷結尾點題是古代畫家常用的手法,張擇端用他的畫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個國家的這些事,該有人管管了!

張擇端為何要這麼畫

有人問:張擇端這麼直白地畫出宋徽宗朝野的社會弊端,難道不怕被處置嗎?

宋朝自太祖以來採取文官治國的國策,制定了鼓勵文人諫言的政治措施,特別是立下了「不得殺言事者」的戒律。因此,北宋的諫言方式有很多,從開始的書面諫言的「文諫」形式,擴展到「畫諫」「藝諫」和「詩諫」等藝術形式,參與諫言的人也越來越多。張擇端作為一個自幼受儒家入世思想薰陶的宮廷畫家,正是借奉敕作畫之機以曲諫的手法,顯現出他對社會的擔當。

看到《清明上河圖》的宋徽宗,儘管對畫卷讚不絕口,但因為畫卷中沒有宋徽宗想要的和諧之美,認為此畫不祥,因此親筆題寫了「清明上河圖」5個字,並加蓋雙龍小印後,將此畫轉送給了外戚向氏。

《清明上河圖》一直保存在向氏家中。金兵南下時,駐守淮陽的向氏孫子向子韶拒不投降,全家被金軍所害,藏於向府的《清明上河圖》自此落入金人手中。後來該畫輾轉宮廷和民間,至1951年由故宮博物院收藏。

從裝裱裁剪的痕跡與對畫卷的解讀來看,《清明上河圖》丟失了部分題跋,但畫面內容應該是完整的。

我們驚奇地發現,其實古人在近800年前就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看明白了。金、元、明以來,張擇端的儒家情懷受到了文人學士們的肯定,這從畫後歷代跋文中可以看出端倪。

元代江浙儒學提舉李祁認為,該圖「猶有憂勤惕厲之意」,比之為唐朝用於勸誡皇帝的《無逸圖》。李祁的第五代孫李東陽在跋中題寫「獨從憂樂感興衰」,將該圖比作北宋神宗朝的畫諫《流民圖》。明代學者邵寶的跋文被裁,劉淵臨等先生在清代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畫卷十三找到了抄文,邵寶曰此圖乃「明盛憂危之志,敢懷而不敢言,以不言之意而繪為圖。令人反覆展閱,觸於目而警於心,溢於縑毫素絢之先」。

總而言之,《清明上河圖》不僅是「神品級」傳世佳作,更是以儒家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的思想為創作之本,深懷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和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深刻揭示出北宋末徽宗朝的世相百態,值得後人深深敬仰和細細品賞。

責任編輯: 寧成月  來源:光明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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