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客是歷史學者，近年曾連出三部中國研究書著。這三本書分別涉及1949年前後的中國革命、1958年到1962年的大躍進、以及後來的文化大革命。2019年9月他又出版新書，專注20世紀的個人崇拜與獨裁。
《世界報》記者問：儘管自1949年以來，中國歷史上充滿暴力，但北京當局強調共產黨70年統治的主要特徵是和平與繁榮。中國人是否認同這個官方版本呢？
馮客回答說：比較理性地說，大部分中國人對政府的言說保持懷疑。沒有人鼓勵他們面對自己的歷史，去正視過去。中國是一個強迫人失憶的國家，數千萬共產主義的受害者沒有紀念碑，沒有博物館，也沒有紀念日。但這並不意味着曾經的不公正已經從許多家庭的記憶中被抹消。馮客簡要回顧了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事件，指出，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奪取政權後，中國人在勞改營里被改變成共產黨人所說的「新人」，那些「死不改悔」者被大批消滅，或公開，或秘密地被處決，大約兩百萬人在這個恐怖階段死亡。他引述前中共高官羅瑞卿1952年8月的一份報告指出，那一年有30萬1800人死萬，這還只是6個省份的統計。後來又有人民公社，有文革。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人均生活水平低於1949年時的水平。
但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得以維持政權如此之久呢？馮客認為，這是因為最近四十年間，中國人獲得了一些基本的經濟自由。共產黨利用由此而來的經濟增長，鞏固了政權，同時毫不留情地壓制一切關於政治改革的呼聲。到目前為止，這個政權面對來自民間的多種政治訴求只有一個回答：鎮壓。
馮客認為，毛澤東與斯大林並無本質上的區別。和大部分共產主義獨裁者一樣，毛澤東是斯大林式的人物。直到今天，黨國體制下中宣部和國安部等重要機構仍然是50年代的蘇聯模式。
很多外國觀察家都曾認為，中國人在富裕之後，會要求更多自由。但事實並非如此。馮客解釋說，自毛澤東逝世後，從未有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表示希望三權分立。鄧小平甚至明確排除了三權分立以及自由選舉的可能性。相信經濟改革之後會有政治改革是在把願望當成現實，是拒絕明白所有共產黨領導人明確表明的一點：這個黨是共產黨。馮客指出，美國人不願接受這樣的道理。前總統羅斯福曾把毛澤東和他的軍隊稱作是「農業改革者」；尼克遜和基辛格把中國看作是一種孔子文明；克林頓在八九六四之後認為，只要美國幫助中國發展，中國會走向政治改革。針對80名美國專家7月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署公開信「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馮客指出，這封聯署信再次忽略共產黨的存在。這種將文化與政治，將中國與共產黨統治混為一談的現象很常見。但他反問：大部分人都不會在蘇聯問題上出現這樣的混淆，誰能想像基辛格會把勃列日涅夫說成是東正教烙印下的俄羅斯文化的代表？
是否有一個中國模式呢？馮客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討論政治體制，只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分權而治的社會，和權力集中的社會。前者在法制國家和公民社會的權力平衡分配中，社會變得更加複雜。而獨裁者則只有很少的選擇。習近平政權體現了這一點：為了保住政權，就不得不一方面鎮壓，一方面搞個人崇拜。
中國：黨國體制70周年
《世界報》記者Frédéric Lemaître與Brice Pedroletti合寫的長篇文章「黨國體制70周年」（« Chine: soisante-dix ans de règne de l』Etat-parti»）重點強調習近平治下在政治上不斷加強控制。法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潘鳴嘯向該報表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又回到了高度警惕的模式，中共歷史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防止任何人讓共產黨退出政權。中國共產黨從蘇聯解體中得出的教訓，就是只要有人質疑共產黨獨掌政權的根本原則，只要出現政治自由或增加透明度，就會輸。但是，這篇文章也指出，這種嚴格控制也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鼓勵阿諛奉承，官員固步自封，也打擊批評性思維和創新。習近平放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決心要在2049年建國一百周年之際，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這些雄心壯志讓不少領導人感到不安。文章引述一名中國黨校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2017年9月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的一則評論指出，在這名官員看來，中國正重複大躍進時代超英趕美式的盲目樂觀。但《世界報》文章也指出，如今在華盛頓，已經沒有人會認為共產黨中國會面對與蘇聯同樣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