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即將迎來70年國慶之際，德語媒體也紛紛開始總結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成敗得失。《奧格斯堡匯報》的評論認為中國的體制已經走到了極限；而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彭軻在《南德意志報》發表的客座評論則認為，西方對於中國的恐懼其實源於自身對於未來的憂慮。
距離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過去了70年，然而對於德國記者Felix Lee來說，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時間仿佛凝固了。雖然毛澤東已經去世43年，但是那裏一切風格都還和毛在世的時候沒有什麼兩樣。他在《奧格斯堡匯報》（Augsburger Allgemeine）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共產主義標語和奢侈購物中心的並存，正是中共治下之中國的典型縮影--「政治上古板僵化，經濟上活躍求變」。
文章接着從歷史入手，分析了這種充滿矛盾的奇特狀態的產生背景：在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鄧小平選擇了「嘗試」市場自由化的道路，同時又堅持中共的絕對領導地位。「這一政策使得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的問題就在於完全的去意識形態化。目前中國共產黨有大約9000萬黨員，但是大多數人入黨都是為了職業發展，他們在意的只是個人的升遷。」
而中國這種經濟搞活，政治僵硬的體制面臨諸多挑戰。比如民族主義情緒，對於北京領導層來說就變成了雙刃劍。文章寫道：「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這張牌亮出的頻率越來越高。但是如果中共領導層不能滿足這些民族主義者，自己反而也會受到壓力。比如在中美貿易戰中，為了儘量避免過大的經濟損失，北京是希望能和華盛頓達成協議的。但是如果做出太多的讓步，又會被國人視為軟弱無能。」
作者認為，從社會上看，中國中產階層不斷壯大的同時，也希望能夠在政治領域有更多的話語權：「他們希望中國的發展能夠更具可持續性、更符合社會公平。對於更多民主的呼聲雖然目前只是在香港響起，但是大陸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群越來越壯大，他們也希望參與討論。」
文章接着指出，在經濟領域，隨着城市經濟發展的基本飽和，中共的執政成就只能依靠給農村人民脫貧致富，提供住宅和就業來得以凸顯。然而未來幾十年內，等農村的發展空間也都發揮殆盡之後，「最遲到那時，中共就必須要重新尋找自我定位了」。
是怕中國嗎？我們是害怕自己！
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主任彭軻（Frank N. Pieke）為《南德意志報》撰寫的客座評論開篇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從7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這個國家從保守內戰折磨、積貧積弱的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二大國民經濟體。而德國人在將視線投向中國時，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在經濟上，這個國家取得的成就令我們讚嘆；在政治上，這個國家卻令我們感到恐懼。」
這位荷蘭漢學家認為，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飛速發展，以及在大數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信用體系，讓我們感到恐懼，「然而中國畢竟是讓我們看到了未來的模樣」。他評論道：「我們常常會把中國視為惡魔，然後在看到中共的一些所作所為之後就覺得自己的觀點得到了印證--而且這些事情的確都是實際存在的：比如在一國兩制問題上對香港的強硬態度，比如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比如在1989年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比如在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中的咄咄逼人等，這一切都足以讓我們把中國視為一個邪惡的大國。」
「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成就感慨不已，並且希望中國總有一天會變得和我們一樣。」然而事與願違。作者認為，如今西方世界看待中國，與上世紀80年代看待日本的心情有點相似。但是這其中還有一點微妙的差異：「我們把自己對於一個科技主導的未來世界的恐懼，投射到了中國身上，認為它就是惡魔的帝國。因為中國是這樣一個獨一無二又強大無比的混合體：科技--這個魔鬼的工具，現在掌握在我們的宿敵--共產主義中國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