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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酋毛澤東

——《赤難史證——大饑荒成因》書摘之一

毛澤東像所有紅色教主一樣嚮往世界革命,追求顛覆全球秩序,矗立自己偉大的“創世紀”形象。毛25年的政治秘書胡喬木:毛澤東最大願望就是成為史達林那樣的人物——“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

1956年初,毛澤東向新華社發出豪語:“把地球管起來!”1958年8月,毛再發壯聲:“將來我們要搞地球管理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劃。哪裡缺糧,我們就送給他。”正在這種紅色上帝的豪邁感覺下,大躍進饑荒悄然逼近,1959~1961年,大陸至少餓死4100餘萬國人。

赫魯雪夫覺察到毛的“宏大氣魄”——

至少在我認識他(按:毛澤東)的時候,他爆發出了一種急不可待地要統治世界的願望。他的計劃首先是統治中國,然後統治亞洲,然後……

小知一個

毛澤東晚年向外頻示書房,似乎遍閱天下書,實則根本沒多少時間讀書。必須批閱大量文件、必讀新華社《內參》、出席大小會議、發動各種運動、百官擢黜、巡視各地、接見談話、閱報讀刊、與蘇論戰、遊玩游泳、看戲觀影、跳舞交友……還愛管閑事(從評《紅樓夢》到評《水滸》),能有多少時間讀書?十三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看不出他讀了什麼書,連馬列都很少引用,也就僅讀一點初級文史,一生未涉西方近代經典。一本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得一幫秀才侍讀兩月(1959-12-10~1960-2-9),最多的一天也就讀了20頁,並不具備啃讀政經名著的理論閱讀能力。

但絕對權力使毛以妄為常、執謬為正。他有一段毛氏經濟學——

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從長遠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可以大大加快建設速度。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

還需要駁斥嗎?價格體現市場需要,天然調節供需,可以不要“需要”的計劃第一嗎?起碼的價值次序都不懂——必須鼓勵強者創造財富,才有源源濟貧的物質基礎。劫富濟貧,殺雞取卵,且共產形成弱者對強者的剝削,強者趴下不幹,財富總量無法增加,無法做大蛋糕,沒了富人,都成窮人,當然還不如有富有貧。公有共產不僅沒迎來社會主義繁榮,連資本主義繁榮都送走了。共同富裕成了共同熬貧。毛澤東犯了初級錯誤——只盯住財富分配,無視財富創造。號召全民學哲學的毛澤東,最基礎的辯證法都不懂。

不會當皇帝

毛澤東很勤政,內政外交、工業農業、意識形態、文教衛生、批判《武訓傳》、研究《紅樓夢》、食堂、工分、燒柴、除“四害”……批件繁密、管天管地、思慮細屑,實在不會當皇帝,他管得越細,國事才越糟。百官伴君如伴虎,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事事仰等天意,否則吃力不討好,還落個“右傾”。皇帝累死,百官嚇死,百姓閑死。“偉大毛時代”,官民自由度最低,毛從頭到腳管百姓,從種田到吃飯。

毛澤東還“勇於顛覆一切”,不僅為秦始皇、曹操翻案,甚至為商紂王“平反”。1958年11月20日,他評議商紂王——

聰明善辯、能武能文,打仗很有英雄氣概。紂王尚武重文,對東南的經營,使中原文化逐漸發展到東南,對我國歷史是有貢獻的。

毛時代三特徵

“偉大毛時代”三大特徵——大規模政治迫害(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300餘萬、摘地富帽子278萬)、大規模餓死人、大規模破壞文化,還將國家發展後勁——知識青年,統統送往農村、山區,只要體力不要智力,停辦大學,徹底逆文明而行,大踏步退向原始化。毛留下的中國:文化失傳、價值失范、經濟失轉、政治失寧、士林失聲、百姓失安、童稚失教、官吏失望、山河失色……歷史最終體現公平——毛澤東曾擁享的權勢尊榮,翻轉成今天的濃烈惡臭。

綜毛一生,凡人民利益與其政治功利發生衝突,毛從未“將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十年鬧紅、抗戰自養、重開內戰、血腥鎮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恐怖肅反、失信反右、三面紅旗、廬山會議、黑色饑荒、十年文革,哪一樁哪一件有利國家?1959年,四野哀鴻,大饑荒逼至眼前,居然廬山批彭,堅持“形勢好得很”,起碼良知都沒有!如此私心臟用,卻要求國人“毫不利己,專門為人”!

自封萬歲

各國赤酋雖一個個素質甚低,卻一個個自我感覺超好。史達林自許“我們是由特殊材料製成的”。毛澤東自詡“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自封“人民大救星”。1950年4月,毛澤東審閱“五一”遊行口號,悄塞“毛主席萬歲!”什麼“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還不就是想當皇帝。此前,1943年3月,毛澤東自授黨中央“最後決定權”。1951年7月20日,毛澤東在西北局報告中自加“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指針。

1958年3月成都會議,毛澤東露骨地要求“個人崇拜”——

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如此一分為二辯證法一繞彎,個人崇拜、個人獨裁都有了“合法性”。政治局委員當然一個個“你懂的”,都明白毛的底牌。林彪寫有:“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紅旗》聯合社論,毛澤東自封“馬列主義第三塊里程碑”——馬恩不可能解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列寧逝世過早來不及解決,史達林也沒解決好,惟毛“正確地解決了這一系列問題”。

結語

暴力得到的一切,當然隨暴力一併漂去。不符合人類利益的毛氏邏輯,當然得不到後人繼承。歷史也不可能由“演出者”自評。毛澤東臨終前一直牽掛“身後名”,他不會不知道海外早騰惡名,他憂慮的只是黨內,尤其能否保住文革路線。還用說嗎?毛早已成為中共負資產,毛屍雖存,毛魂已遠。國人當然有權評議國史評議毛氏,當然有權不“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有權不同意習近平霸道的“不準妄議”。

(摘自裴毅然著《赤難史證——大饑荒成因》,台北秀威2019年9月出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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