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頓（John R. Bolton）去職，引發全球一片歡呼聲，不免讓人想起他2018年3月就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一職時，全球深度擔憂並發出一片反對聲。昔日對他的就職表示擔憂，自然是因為他的主張對擔憂者有礙；如今對他的去職歡呼，自然是歡呼者感到壓力解除。那麼，博爾頓的國際戰略主張對美國到底意味什麼？於美國的長遠利益而言，他的主張是否真錯了？博爾頓是特朗普總統任內第三任國家安全顧問，與前兩任不同，博爾頓有明確的國際戰略主張，曾在里根、布殊父子三任政府任職，2005年曾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作為美國鷹派主力，他的主張早就為世界熟知。
博爾頓上任，國際社會發愁為哪般？
從博爾頓將被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傳聞出現，國際社會就毫不隱瞞地表達擔憂與反對意見。
聯合國不喜歡博爾頓的原因，在於他對聯合國的基本否定態度。早在1996年，博爾頓就公開發表《聯合國的創立與興衰》（The Creation, Fall, Rise, and Fall of the United Nations）一文，直接表達過對聯合國的看法。他將聯合國的興衰史與美國總統更替結合在一起考察，把聯合國的歷史分為1945-1985和1985-1996兩段，高度肯定了里根政府和布殊政府的聯合國政策，並批評了克林頓政府的聯合國改革計劃。他指出，美國沒有任何義務支持聯合國的各項計劃，聯合國只有在維護美國核心利益方面，才是有用的。
從聯合國是維護美國核心利益的政策工具這一核心思想出發，博爾頓提出五項主張：1、新的聯合國秘書長必須推進改革；2、堅持傳統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但美國必須掌握領導權；3、安理會的成員數量和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不能改革；4、聯合國應實行財政改革，會費由成員國自願支付；5、面向現實，把聯合國看作眾多可供選擇的工具之一。
聯合國早就成了世界各國的象牙塔政治俱樂部，美國出錢最多，但領導力卻日益衰減（這符合不少國家願望），窮國不出錢，卻享有相同的投票權。尤其是新崛起的中國，更是將聯合國看作自己獲得世界領導者地位的重要舞台，對博爾頓這種主張自然非常反感。
博爾頓對聯合國還有諸多不敬之詞，比如在1994年的一次演講中，諷刺聯合國人浮於事的低效扯皮；說過「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有38層高，如果少掉10層，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在公開場合更是表示：「不存在聯合國這種東西，只存在國際社會；而國際社會只能由唯一倖存的超級大國領導，這個超級大國就是美國」。
全球化要讓全球變成地球村，村長如同聯合國秘書長那樣，由各國（尤其是小國）輪流當，博爾頓這些主張自然不受聯合國及全球主義者待見，歐盟各國、美國民主黨是全球化的擁抱者，當然更不喜歡。這就是博爾頓當初的來引發悲聲，今日的去引發歡呼的原因。
博爾頓去職，伊朗中國歡喜欲狂
博爾頓對伊朗的態度並不出人意料。早在2003年6月他接受BBC的採訪時，就說過「在伊朗問題上，所有選擇都在考慮之中」。這個「所有選擇」當然包括武力。
2018年1月25日，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在其母校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專題講座《特朗普政府面臨的外交挑戰》，有人將其講座內容記錄概要公之於世。據概要記述，博爾頓演講之時開門見山，指出美國外交現在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兩大戰略挑戰和兩小具體挑戰，或者說兩大威脅和兩小威脅。所謂「大威脅」一個是俄羅斯，一個就是中國。而所謂「小威脅」，一個是指以伊朗、朝鮮為代表的非法擁核國家對核不擴散體系、地區安全局勢，以及整個國際秩序造成的挑戰——博爾頓在小布殊政府做助理國防部長，主導軍備控制，這是內行話。另一個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儘管ISIS已經被打敗。
There are sign that the goodwill between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may be coming to an end.
博爾頓認為特朗普政府現在面臨的挑戰其實是繼承了前任政府的爛攤子，具體來說就是奧巴馬政府八年對俄羅斯和中國的強勢外交應對不力，不敢針鋒相對，導致兩國力量和影響力節節上升。他認為俄羅斯和中國最有可能對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造成打擊，並認為只有硬碰硬才能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在演講後的問答環節，有學生提到美國要同時對付俄羅斯和中國兩大強國是否不明智，是否應該聯俄制華？博爾頓回答說俄羅斯其實也是美國的一大威脅，不過長期來看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應該緩和，但是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中沒有可能性，這也是美國政治體制的約束，他也沒有辦法。
在崇尚和平主義的全球化時期，博爾頓的觀點在其他學者眼中看起來非常偏激，不值得認真對待，有人認為博爾頓的觀點會把美國帶入災難，也不看好他代表的觀點能在美國政壇掀起波瀾。據會議紀錄者說，此次邀請博爾頓來講座的事情在法學院內部還掀起了一場爭論，關於是否應該邀請這樣一個爭議人物來講座，民主黨派的學生和共和黨派的學生在郵件群里互相對罵。
這次講座開辦之時，正是外界傳言博爾頓將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一職之時。耶魯大學師生對他的態度也是後來美國社會對他態度的袖珍版。聯合國、中國、伊朗當然非常不喜歡博爾頓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9月11日解職消息傳出，新華社立即發表《博爾頓：被驅逐的白宮「戰爭狂人」》、《博爾頓：被特朗普終結的「條約終結者」》，甚至還斥罵他是「冷戰殭屍」，毫不掩飾欣喜之情。伊朗則認為，博爾頓被「炒魷魚」顯示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失敗。
博爾頓生不逢時，早產了10-20年
特朗普的當選，是全球化及其理念被世界奉為不可挑戰的「聖經」之後遇到「回水灣」之時，這個「回水灣」就是全球化讓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受益，產生了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中產階級，美國卻面臨中產階級人數萎縮、窮人增多的困境。2016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如果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國內的不平等，則自然會忽視全球的不平等，因此引出了一個嚴峻的結論：即使全球化的發展必然帶動世界整體收入的上升，並很大程度上縮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時也引起了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後者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我在《支撐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動搖》（VOA，2016年8月18日）一文中，分析了在發達國家中普遍出現的全球化與本土利益的衝突，西方國家無法承受之重，難民潮帶來的福利分享與價值衝突等，特朗普贏了美國鐵鏽地帶的選票，在於民主黨的鐵票倉藍領工人對民主黨的集體背棄。
特朗普「讓美國重新偉大」的政治主張，與博爾頓奉行的「美國主義」的方向是一致的，特朗普的連續退群（退出聯合國一些組織）也與博爾頓對聯合國的批評態度一致，這是博爾頓被任命為國家安全助理的重要原因，也正因為這一點，他能在這個位置上呆了一年零五個月，比前兩任的時間長得多。只是二人位置不同，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一樣，在達成目標的手段（戰術）之間有非常大的差別，比如博爾頓認為用武力可以解決伊朗問題。而特朗普總統身處華府各種政治旋渦之中，用一切武力之外的軟手段達成目標是其主要戰術。身為總統，他必須要考慮政治上的可行性（國會是否同意）、美國國力能否支撐一場結局並不明朗的戰爭。更何況，他還必須要考慮明年的大選。因此，當博爾頓這隻「鷹派中最強硬的鷹」非要堅持自己的主張之時，特朗普認為他給自己團隊其他成員帶來了困擾，只得請他辭職。
這一點，特朗普是對的，此時的美國，莫說民主黨反戰，就連特朗普支持者也未準備好戰爭。解決世界衝突的終極手段是戰爭，但絕對不能輕啟。美國對中東地區發動多次戰爭，但歷史經驗告誡白宮主人，終結遠比開打難；象伊戰那種虎頭蛇尾的戰爭，不打對任何一方都是好事。
縱觀全球局勢與美國今天的狀況，美國如果不甘於成為歐洲，需要深知美國利益所在的「博爾頓們」。對博爾頓來說，他已年逾七旬，為白宮服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但對美國來說，一位具有全球戰略眼光而且直言不諱指出全球化之弊並堅持美國利益至上的戰略家，並非每時每刻唾手可得。博爾頓的悲劇在於他早生了10-20年，現階段的美國還不太懂得他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