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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批李嘉誠的背後——2015年10月號《爭鳴》雜誌重磅文章

攻訐李嘉誠本身並不是什麼大事件,問題是事件背後的北京香港政策已經亂到漿糊比不了的地步。其如三權分立雖被《基本法》折扣不少,僅香港具有終審權一項就足以證明分立實質仍在。香港審判與司法既獨立了於中央權威,何其一個中央任命的特區行政長官卻可超然於之三權之上?駐港中聯辦職本在京港之間傳遞信息,何以於今恬然以「總督」自居,而行政長官成了灰頭灰臉的「偽保長」?連巡撫之權均無,又何來「超然」者也?

一篇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嚇得不少巨商倒吸涼氣,但是,最受傷的不是李本人而是一直對共產黨政權半信半疑的大陸巨富。他們知道不管現在多風光,只要共產黨想跟他們“拉清單”,那麼,他們就是新的牟其中、新的顧雛軍等等,名單長了。不過,也有一些巨富人士並不以為意乃於調侃說:“香港大老闆遇上北京小流氓。”按着大陸商圈政辦生態規則,大老闆遇上小流氓,或是讓官府代為“辦他”,或是讓手下送些“小錢”去,圖個省心免事。

李嘉誠確實比普通富商高許多檔次,沒動官錢兩手而是自己在媒體上說話,稱大陸經濟大有希望,云云。此前,官府也有主動表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與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對談,表明中央政府沒有整肅李嘉誠的意思,但未提李的名字只是以“外商投資企業”泛言之。

“拉清單”還有另一種形象說法,是為“堵住籠子抓雞,關起門來打狗”。為此,絕大多數有些錢的人都準備了好幾個身份證或護照,以在緊急時刻避一下風頭。現實的中國大陸,“抓雞”與“打狗”方法不再簡單粗暴,變得有些溫文爾雅。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南充的副市長鄒平,該人曾任南充市下轄蓬安縣長、縣委書記。鄒對商人的策略是“J(勾)、Q(誆)、K(尅)”,大體是先許給商人極優條件如白送地皮勾外地商人到蓬安投資,而後是所許優惠條件大打折扣(誆即粘也),前兩套用完就施以官權整治。官權整治並非是為了保住本地政績,而是為自己大進錢財。

“商人怕這個玩三步走的牌手呀!”四川一位省級紀檢官員在聲稱鄒案是中紀委派人坐陣所辦之後,對鄒的官場之術做了全面解說,他說:“在鄒平這樣的官員眼中,商人再牛氣,也不過一個鄧通。”而鄒在當縣長期間對縣委書記的一聲吼成為這位黨校老師出身的副廳級官員人生亮點,儘管鄒已被抓,但這一點仍被當地官場傳為不怕事的美談。彼時,縣委書記在縣常委會上批評官場送錢現象,豈料鄒當場憤吼一聲並厲言反擊:“書記,你吃肉我們還是要喝口湯的!”

鄒平熟悉漢文帝時代權貴富人鄧通典故也不算奇怪,一則其在黨校任教多年,有閑空讀閑書;二則鄧通是“蜀郡南安人”,其地在今樂山市內。鄧通在距今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漢文帝時代,身份相當於今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專職司機,但由於是漢文帝好夢醒後欲尋之人,一時大貴,以致弄到回四川原籍開銅礦造錢的絕頂風光。史載:“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鄧通突破即存秩序遽然富貴也為日後餓死打下伏筆。漢景帝繼位後剝奪了鄧所有特權,以致重要關係人長公主給些生活資助也被沒收。質而言之,鄧通完全無法左右自己命運,榮也皇權、辱也皇權,更死於苛毒的政治報復。鄒平之術基於對鄧通興衰之理的洞悉亦不算卓見,乃是中共當今官商關係的最根底規則。在國家已換“新主”且經濟危機叢生之際,有“北京小流氓”想拿李嘉誠那樣的“香港大老闆”當現代鄧通絲毫不奇怪。李不可能願意當現代版的鄧通,在心氣沉着的自辯里他說自己的長實地產還有一千三百八十萬平米儲地待開發。但是,這個數據沒多大說服力,因為它不及綠地控股儲地一億五千萬平米的十分之一。

北京一位資深政治分析人士評價攻訐李嘉誠的文章時,說道:“肯定不是一般文人隨興之作,背後有重要勢力支撐。但是,不管背後的政治角力情形如何,都說明現在這夥人滿腦子‘封建漿糊’。如果不信,看看某人對‘荀韓之術’的偏好,你就會知道天下大亂不遠矣!”該人士雖未直接點名“這夥人”,而依其後面的話來推斷或是指當今最高權力層的七巨頭,或可延至北京所有的高級掌權者,乃至包括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層級。至於對“荀韓之術”的偏好則非習近平莫屬,在已出版的習各種小冊子里其引述法家名言頗多。

法家之學的根本就是君主掌控法律威力,以難以預測的手段統馭群臣,從而建立起絕對權威。是謂法術勢。習好法術勢非今日即興,亦類鄒平之對待轄內商人。此“二平”雖地位巨異,但均做過縣委書記(當今“縣太爺”),而習對“縣太爺”經歷的懷念經常溢於言表。然而,當今中共官僚體系無論小到“縣太爺”大至七巨頭,治國乏術、治身乏能、治事乏德是基本事實;滿腦子“封建漿糊”是個人品位,但經濟危機、民生凋敝確是大亂局的徵兆。

李嘉誠不是鄧通,習近平倒像鄒平。中共整個統治體系於今不但到處是“封建漿糊”,而且其以賊道而興的那套“革命邏輯”又見復活。在大處,習未接手最高權力之前,體制內頗議上下溝通以促政治改革,掌權後“頂層設計”取代了上下溝通,再變為今版法術勢,政治改革成了禁忌;在小處,屢言市場優先,而實際上,經濟調整至少從技術層面是市場因素已至稀缺,故而“全面改革”成了一個人喊着玩的口號。

攻訐李嘉誠本身並不是什麼大事件,問題是事件背後的北京香港政策已經亂到漿糊比不了的地步。其如三權分立雖被《基本法》折扣不少,僅香港具有終審權一項就足以證明分立實質仍在。香港審判與司法既獨立了於中央權威,何其一個中央任命的特區行政長官卻可超然於之三權之上?駐港中聯辦職本在京港之間傳遞信息,何以於今恬然以“總督”自居,而行政長官成了灰頭灰臉的“偽保長”?連巡撫之權均無,又何來“超然”者也?對比十一年前“中央再送香港精神大禮”的全港風動的“佛指舍利駐香港”,不難看出北京易反易覆、易漲易落之狀。賊道之活絡,何人能比?

法家威懾取代了舍利籠絡,更致香港與台灣的佛教影響力下降,儘管香港民眾信佛者居多。而在十三年前曾迎大陸法門寺舍利的台灣,佛教體系亦與國民黨漸有離隙,社會原因則在於兩岸經貿熱絡之實惠未及底層社會而為中上層分宰。當今北京對香港政策“去佛用法”亦有大陸本身的重大原因——頗有公共外交職能的少林寺體系已經醜聞傳之數載,品牌價值喪失。而少林寺之有今日醜聞漸至被證實之亡敗,最主要原因是其與黨權勾結、與官權一體。佛門何辜,竟有此辱!

【後記:該文發表後,產生了巨大影響。是導致《爭鳴》《動向》姊妹刊在2017年10月徹底關閉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爭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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