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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思想壟斷」到香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本文系針對《蠶食鯨吞:中國長臂染指全球媒體—讀何清漣「紅色滲透」》一文,讀者和作者間的應答。。

庄永康:

拜讀中國大學生秦膽鴻文——蠶食鯨吞:中國長臂染指全球媒體—讀何清漣《紅色滲透》,有一小小回應。

文中謂:……對資訊的控制並非從蘇俄進口,而是生長在權力壟斷、防民愚民的文化傳統中」並引孔子、老子、韓非子、孫子語錄為證,愚以為應作點辨解。

一、中共大外宣確從《一九八四》所喻的馬列和史達林思想正宗蘇俄進口,且青出於藍。否定這點將使論據混淆,以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真的是百分百原創的,不用付版稅。

二、孔子、老子、韓非子、孫子是中國春秋時代的知識菁英。春秋時代正是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把當時的「自由思想」說成是現今「權力壟斷、防民愚民」的根源,大謬不然。難怪編者列出孔子語錄有另解。

三、春秋時代的「民」應是中華民族最具「初心」的民,勤勞、善良、勇敢。

今天香港的狀態,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誰說的?答案是:語出《老子》第七十四章。

秦膽同學的確見識過人,非常難得,要是能進一步剔除當代愚民做法對他造成的桎梏,當可成為現今民主自由的另一傑出辯士!

秦膽:

多謝指教!

南洋讀者對拙文的補充在理,本人將先秦諸子學說直接說成當今中國權力和思想壟斷的根源確有疏失之處,不當之處在於省略了周秦之變這一關節,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小共同體本位社會逐漸瓦解,權力意志溶解家族(宗族)的自治,直達個人。周秦之變正是小共同體本位社會過渡到大共同體本位社會的漸變,這一漸變就是法家化的過程。

以儒學為例,先秦儒家具有批判精神,入秦後儒家與法家合流,成為維繫尊卑秩序的理論依據,至宋明更成為壓制人性的馴服工具。兩千年的皇權實踐中,儒表法里,濟之以道,沒有不法的儒,也沒有不儒的法。《商君書》和《韓非子》是秦代官方的意識形態,《商君書》里中就有一章叫作《弱民》,講政府壓制百姓統治才能長久。秦二代而亡,秦制卻行之百代,及至現代中國,影響依然可見,如戶籍管理制度、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才廢止)就承襲商鞅故智。

晚清到民國,中國之所以進口蘇俄體制並行之百年(國共兩黨,師出同門,廣州國民政府時就已引入黨國體制),也與儒學脫不了關係,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儒學扮演了「接引」的角色(余英時語),儒學中「為公」的價值和「尚均」的心理使得清末民初的知識人轉而擁抱共產主義。

不僅是引入,儒學也成為蘇俄體制的加固劑。今年是東歐劇變30周年,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陣營早已灰飛煙滅,中國、北韓、越南的極權體制卻延續至今,共產主義這一思想模式和社會實踐,從中歐至東亞,殘暴與穩固程度遞增,從文化基礎上來看,中歐至東亞正延續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儒學的漸變。

而反送中抗爭中港人的勇武,正基於香港獨特的政治和文化環境,英國殖民留下的自由與法制遺產,才使得港人的抗爭行動有生長的空間,香港抗爭與春秋戰國「民不畏死」的共性正在於二者保有免於蘇制/秦制壓迫的自由。

不知以上回覆是否清晰,歡迎繼續探討切磋,再次感謝南洋長者的來鴻。

庄永康:

敬接中國大學生秦膽先生回覆,可看得出其治學、立論之嚴謹,何清漣女士之讚賞毫不過譽。

上回的小函其實完全沒有「商榷」之意,更多的應該是針對秦文所說的,「對資訊的控制」、「權力壟斷」、「防民愚民」之感慨。為了這些目的,終極做法就是「思想管制」,甚或「思想改造」,後果恐怖,掌政者本身其實也深受其害。

關於中國「竹幕」和蘇聯「鐵幕」政策之異同,一言難盡,愚以為若以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與甫剛辭世的巫寜坤《一滴淚》並讀,應可見端倪。至於回覆所稱「國共兩黨,師出同門」,顯然是孫中山「以俄為師」一語的後遺症,爭議就更大了,有機會再談吧。

這裡只想指出一點,就是一直以來,外界以為中國(中共)詮釋歷史的做法,無非就是壟斷抗戰史、內戰(他們稱為「解放戰爭」)史,甚至民國史等的話語權,建立本身治權的合法性。很少人意識到,中共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詮釋權,其實也十分認真在意。

本南洋伯手頭還存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初版、一九六四年第五次印刷的七冊一套《中國歷代哲學文選》,正體字直排,從先秦編纂到清代,洋洋大觀。遙想當年中國,恆念物力之維艱,出這套叢書的確是很大手筆。

由於工作忙,叢書擱置多年。只是到了二〇〇一年,本地藝術節上演來自中國的戲劇《商鞅》,引起寫作人「新加坡蓉子」的爭議,讓我翻出這套叢書檢視一番,並掀開商鞅這個章節。

據聞曾使反貪總理朱鎔基落淚的《商鞅》,是以主人翁公孫鞅為道德楷模的,歌頌「商鞅變法為人民」,變法了,改革開放了,一切都好起來。蓉子質疑的是,明明史載商鞅變法很恐怖,一人犯法九族株連,動不動就砍頭截肢,每天斬七八百人,所斬指足車載斗量,為何《商鞅》上演時,中國全國各地三十幾篇文章一致贊好,只有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說,商鞅變法太殘酷,沒人道?

翻開《中國歷代哲學文選》,果然有了答案。因為中共的「思想工程」長久以來雷厲施行,「商鞅變法為人民」的觀念在「群眾」之間已根深蒂固。當然,《文選》的讀者對像是知識人,是寄望他們讀後再向群眾宣導的。其中,公孫鞅代表作《商君書》只撮取《更法》《開塞》兩篇,強調君主須「立法」(不論是不是惡法)、「除奸」、置「嚴刑」,才會國富民強。

這麼一「編選」之下,秦膽回函所說的《弱民》一章不見了,商鞅那些偏激殘酷的做法帶來了什麼後果,書上也沒探討。秦膽指出,經商鞅故智啟發而成的中國國內政策,直到二〇〇三年才發現毛病而廢除,「思想工程」之貽害由此可見。

從而可以看出,「資訊控制」等等做法,也是後果堪虞的。比如香港這次事件,除了「民不畏死」之外,中共決策層看來也無從知悉香港人的「民意訴求」是什麼。開始是資訊的徹底封鎖,接着自行作出「動亂」的定性,為「鎮壓」鋪墊。有人說,這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劇本重演。但香港是個國際都市,也牽涉中國本身的巨大利益,問題複雜得多。

區區簡覆,無法深談。惟對秦膽這樣的中國大學生,能夠在這麼長期的「思想工程」運作下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質疑能力,表示激賞和欣慰。

※庄永康為新加坡退休人士/秦膽為中國大學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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