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和毛澤東在中共領導人的一次集會上。李敦白曾是中共的宣傳家、毛澤東的忠實助手，但卻遭遇了毛澤東的懷疑、得罪了毛澤東的妻子，並在獄中度過16年。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美國南方生活。每年夏天，打工之餘，常在周末的一些小鎮集慶上擺一個小攤，賣一些工藝品，掙錢謀生。機緣巧合，就有了和李敦白先生的一面之交。李敦白先生的名字我早就熟悉。文革中，大概是1967-1968年間，他一度很有名，因為他是北京的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派頭頭，極受中央文革的器重，他又是一位抗戰時期來到中國，後來到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中國革命的「美國友人」。他的造反演講錄音曾經在我們中學的廣播裏反覆播放。但是我對李敦白的了解，僅限於此。在美國和他有一面之交，則要從另一個美國老人說起。
李敦白參與文革（網圖）
《留在後來的人》
有一次我在南方海港城市Savannah擺攤，有一位美國老人偶然經過，他要買比較難得而昂貴的中國盆栽。我給他找到了一些盆栽，分幾次送到他在南卡羅萊納的家裏。老人看上去很富有，為人卻非常熱情隨和，很好相處。他講到自己，介紹說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實業家，開一家電器公司，現在退休了。說起生意經，他只說，自己很幸運，很多人幫過他一把。他總是說，不是因為他能幹，而是因為他運氣好，得到了別人的幫助。有一天，他突然說，我剛讀了一本書，我一定要把這本書送給你讀。這書的作者是和他差不多年齡的美國人，可是此人的經歷太不同尋常了，太匪夷所思了，而且和中國有關係。這本書叫《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意為「留在後面的人」、「留下來的人」。作者Sidney Rittenberg，就是李敦白先生，這是他的回憶錄。
讀了書才知道，李敦白出生在查爾斯頓的猶太望族家庭。查爾斯頓和Savannah一樣，是美國南方歷史悠久的海港重鎮。在美國立國前的蓄奴時代，從南美和加勒比海進口的黑奴，大部分是在這兩個港口上岸的。美國向歐洲出口的農產品和原材料，很大一部分從這兩個港口裝船。查爾斯頓有一些極為富有的大家族。Rittenberg家族既有人經商，也有人從政，在查爾斯頓聲名顯赫，查爾斯頓有一條大道，現在還以Rittenberg命名。
我屬於經歷了文革的一代，九十年代初懷着逃亡的心情從中國來到美國謀生，心裏只想着要逃離中國革命。而李敦白是比我這一代人早幾十年，以一個美國猶太富家子弟為起點，從美國前往中國，奔赴中國革命。他的經歷異常豐富，比我經歷得多得多，而且與我這代人經歷和體驗過同一個中國革命。我們走的方向卻剛好相反，我想其中必有緣由。讀這本書，讓我產生了很多問題和思考，就像照鏡子，你發現鏡子裏的人很像你自己，卻完全是反的，左邊成了右邊，右邊成了左邊。你難免要問，這是為什麼？
教堂山偶遇
1998年春天的一個周末，我在北卡羅萊納的教堂山（ChapelHill）街上擺攤。教堂山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大學城，這裏的北卡大學是美國建國後第一個招生開學的州立大學。我的貨攤就在北卡大學校門旁邊的馬路上。一清早，陽光燦爛，氣候宜人，集慶還沒開始，攤主們忙着埋頭苦幹，把貨件擺出來展示，馬路上只有一兩個人偶然走過。我的攤上來了一個美國老人，七八十歲樣子，一頭白髮，身板筆挺。他看了看我的東西，開口隨便問了一句。這一句話，把我驚得差點跳起來。
他問的是，「您這些東西都是中國來的嗎？」
我的回答卻完全答非所問，「老先生，您這中國話，怎麼這麼地道啊？」
這老人說的是一口標準到不能再標準的北京話。那不是京片兒，不是外國留學生在北京街頭磨練出來的北京話，而是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說的那種有北京味兒的標準普通話。他的普通話，比我好得太多了，而這是在美國南方的小鎮上，出自一個美國老人之口。我當然吃驚。
老人回答說，「我在北京生活過很多年。」
我鬼使神差地問了一個標準中國問題：「您貴姓？」
「我姓李。」
我腦子裏一閃而過那個留下來的人，再問，「您是不是李敦白先生？「
這下輪到他吃驚了，「你怎麼知道的？」
「剛剛讀過您的書，那留下來的人。」
「我回美國已經十幾年了。」
我就這樣和李敦白先生有了一面之交。
李敦白印象
李敦白是一個很好交往的人，我們幾乎是瞬間就變成像熟人一樣開始交談。我們說的是中國話，李先生嗓音洪亮，非常直率，非常爽朗，對我的一連串問題，有問必答。他說，他的中文名字是年輕時有一次在香港，一個中國人給他取的，標準中國名字，卻和他的英文姓讀音相合。他這次是應母校北卡大學邀請來演講的。我是過一會兒集慶開始就要照顧買賣，他是過一會兒就要去演講。我們都只有短暫的閒暇。但是他陪着我，在教堂山的街上邊走邊聊，回答我的問題。教堂山是他度過青春的地方，是他人生起步的地方。
在北卡大學校門邊的一個十字路口，他指着腳下馬路邊，告訴我，當年，就是在這個地方，我在一輛汽車裏，簽字正式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我的一連串問題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你一個美國南方的猶太富家子弟，為什麼要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為什麼到了中國就不想回來了，儘管那個地方的革命同志們讓你兩次系獄十幾年，單人監禁幾乎讓你精神崩潰。你為什麼要參加共產主義的革命？
他的回答是簡單的：年輕的時候，看到社會上的不公，看到別人生活的悲慘，做不到無動於衷。
他簡單地講了回到美國後的狀況。他做了一些中美貿易方面的事情，生意非常成功。他在中國幾十年積累的高層人脈是一個有利條件，對兩邊的了解和人脈是他很強的優勢。美國商家要進入中國，紛紛向他討教，他給他們做諮詢。他現在住在華盛頓州。
他很關心地問了我的情況。我到美國已經好幾年，仍然是打一天工吃一天飯，有機會就打兩份工。他思忖着說，我們以後再聯繫，你最好是到我那兒來一次，我們看看能不能找一些事情做。我看得出來，我們很談得來，對中國的事情，有很多共同的印象和看法，我們的性格和好惡似乎也很相近。他是真心想給我一些幫助。
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交換了電子郵箱，就匆匆告別了。後來，我和他陸陸續續有一些電子郵件往來。他給過我一次比較正式的邀請，約我去他那裏做客。但是我沒去。我們相隔實在遙遠，西北和東南，幾乎是美國本土相隔最遠的兩個點。他住在一個島上，我猜想那是很富有的人居住的地方。下意識里，我覺得我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所持的全盤否定而且幾乎是痛恨的態度，不適合和他這樣的老一代革命家走得太近，走近了早晚會毀了我們本來挺好的互相印象，毀了本應珍惜的忘年友誼。
我和李敦白的電子郵件往來，主要是我向他請教長久以來我所不能理解的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他非常耐心和坦率地回答我的問題。我的有些問題，如果是當面，我是不好意思那麼問的。在電子郵件里，就問得比較直白和尖銳，而他總是儘可能直接回答。我記得我問過，大意是，我不否認你們那一代革命家年輕時的理想主義，發動或投身革命是出於善意，但是在經歷了幾十年之後，你們也無法否認，是你們，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為這個國家帶來了災難，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帶來了極大的苦難。如今，你們是怎麼看這些災難和苦難的，怎麼看帶來這些災難和苦難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你們有罪惡感嗎？你們懺悔嗎？如果你們今天有所後悔，那麼哪些事情上你們感覺後悔，如果從頭來過，你們會怎麼選擇？
我還有一個始終不明白的問題，上世紀西方社會傾向於共產主義革命思潮的一代人，在經歷了災難性的中國社會主義後，對中美政治體制持有什麼樣的比較和評定。李敦白和我們不同，我們從小是受共產主義教育長大的，原本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會一無所知，但是當我們逃離革命而來到西方的時候，我們已經有一個基本明確的看法。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比較就是事實，真理建立在事實之上。對我們來說，把中國社會主義體制和美國制度一比較，結論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要說比較，憑李敦白的經歷，理應比我們看得更多，了解得更多，比較得更全面。寫出《1984》的喬治·奧威爾，就是親歷西班牙內戰後的「比較」，讓他從左翼理論的信奉者蛻變成揭示「左翼專制」的思想者。可是，李敦白那一代中美共產主義革命者，又是什麼使得他們始終「不忘初心」？
我記得我給他的最後一次郵件，就是這樣一系列疑問。李敦白回短訊答應我，在有空的時候詳細回答我的問題，但是以後再沒有收到他的信。我猜想，我所表達出的對美國自由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讚賞與推崇，是他不再和我討論的主要原因。他當年參加美國共產黨，後來投身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一個重要的初衷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譴責和對西方政治制度的批判。他也在比較，但他是拿弊病重重的西方制度和社會的現實，和人人平等且共享一切的社會主義理想在做比較。而我不會像他那樣想，因為我們在人民公社的大田裏勞動了幾年的人都明白，聽起來美好的社會主義理想，現實中都不那麼美好。
二十年前的電子郵件，歷經這些年的郵箱變動，尤其是工作單位伺服器的更新改變，不知不覺間都丟失了。這是互聯網時代的教訓：你以為所有的信還在收件箱裏，其實可能早就無法調出來了。但是李敦白先生有一個郵件，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想午間休息時再細讀的，於是順手印了出來，後來又陰差陽錯地和一些文件放到了一起。這份打印件居然保存到了今天。
昨天，我得到了李敦白先生以98歲高齡逝世的消息。當年一面之交的情節，歷歷在目，讓我十分懷念。我找出了這封信。我把它翻譯出來，放在下面。不管你對上世紀的那一代猶太裔左派和社會主義理想的追隨者怎麼看，我認為，了解他們，理解他們，是我們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必修課，也提醒我們警惕盲目和簡單化，防止另一個方向的偏差。
李敦白給我的信
1998年6月2日，星期二
我們正在讀那本美麗的盆景書。我有一位朋友來訪，看到這本書，馬上記下了出版者的地址，他和他妻子也要訂購一本。我還沒有開始讀你關於美國的書，因為我需要有幾天的空閒時間才能讀完和思考。我希望本周晚些時候我能這樣做。我一完成就會給你寫信。
文革的暴行，是由卡爾·馬克思的理論引起的嗎？不，我同意你的意見，我不認為它們是。那麼它們是不是因為「我們社會深處的某種東西」的過錯而導致的結果呢？
我相信馬克思的輝煌理論中有許多嚴重的謬誤。一，認為計劃是理性重建經濟的關鍵。合理計劃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都被嚴重高估了。二，認為完美的勞動階級民主制度能夠從持久的專政制度中產生出來的想法（我相信，馬克思實際上從未有過，但列寧發展了這個思想）。這也是不可能的。三，誇大了階級鬥爭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沒有一個最終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建立起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即由勞動階級根據自己的最大利益來管理的國家。它們都只是共產黨的專政，大部分都是完全由自我標榜的「革命知識分子」或「職業革命家」（我就被稱之為這樣的人）來統治的。
但是，除了誇大了階級的作用，抹煞種族，文化，知識，地域，家庭和個人因素的作用以外，以上的謬誤沒有一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錯。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明確地寫道，奪權後工人的首要任務是要實行——不是獨裁，而是民主。
那麼這些暴行是我們社會深處的某種問題所造成的結果嗎？
所有人終有一死，這是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所有人都不完美，因此人類社會一直是，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是不完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社會都會存在嚴重的錯誤。正是正確與錯誤之間的鬥爭使得進步的車輪轉動起來。否則，就不會有社會發展。
但是，中國社會出了什麼差錯導致突然出現革命的狂暴憤怒，甚至讓毛澤東都大吃一驚，在（一個短時間內）橫掃傳統，出現了如此之多的暴行？
我相信那個時候城市裏的年輕人有一種強烈的壓抑感。他們的大多數個人需求和要求都被壓縮到「成為一個溫順的工具」和「聽黨的話」。你不能去找你想要的工作，而只能是黨要你做的工作。你不能和想要的人結婚，而是（至少對許多人來說）黨批准的人。你不能和你的配偶一起在同一個城鎮工作，而是在黨需要你的地方工作。你不能自己來做出判斷，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是好人還是壞人，你只能聽從黨的判斷。如果黨說你的母親不好，那麼你應該在她和你自己之間劃一條界線，你不能有任何抗爭。如果他們給你「機會」自願去村里工作，你就必須自願地去。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你想說出你的想法，想討論這些想法，你必須仔細選擇你跟誰說，否則當下一次政治運動來襲的時候，你可能會遇到麻煩。等等，等等，等等。
在那些年裏，中國城市裏的年輕人進行了自我鎮壓——他們自己使自己符合黨的這些要求，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每個愛國華人青年的責任。那些不相信的人也在壓力下這樣做了。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出於認為這是社會主義青年的責任而這樣做的。
現在，他們突然聽到他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這一切都是錯誤的——這是劉少奇路線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們知道跟隨的「修正主義」黨領導人是錯誤的，於是「造反有理」！他們得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千條萬緒歸結為一句話——「造反有理」！所以，他們認為，我們想要更好的生活也是正確的，我想選擇我的工作，想要自由發言，想要從考試和強硬的教師那裏得到解脫，——那些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部分。自我壓抑是錯誤的——他們被欺騙了。現在，所有那些被壓抑的個人慾望爆發了，就像火山噴發一樣，掃除了在它面前的一切。他們覺得他們被權威欺騙了，他們不再準備接受任何權威——而且允許他們（僅在短時間內）反抗權威的最偉大的權威是毛澤東，毛澤東因此成為他們的領袖。
有思想的人提出了更嚴肅的問題：當我們連資本主義國家享有的自由都沒有的時候，那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當我們的工廠和礦山都穿着緊身衣，當我們的經濟不那麼活躍，不那麼多姿多彩，不能提供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所提供的激勵，那麼所謂全民所有制是個什麼樣的制度？
在1967年春天的狂熱高峰時期，我與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有過一次談話。他們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打算去美國」。「為什麼」？我驚訝地問道。「我們想看看」，蒯司令說，「資本主義給了美國人民什麼樣的吸引力？為什麼人們支持它，為什麼它如此穩定？」
這也是1966年噴發的火山爆發力的一部分。
如果只有江青和他們的人的秘密煽動，如果只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我不相信有可能引發那種規模和那種憤怒的風暴。一旦它被允許，得到鼓勵，正是那些人們心中的東西才引發了這一切。
那種殘酷和破壞是由於缺乏計劃、紀律、和經驗豐富的領導，再加上江青和康生等人故意鼓勵粗暴的暴力。我聽到江青親自說出暴力呼籲，親自帶頭暴力。當他們的領袖帶領他們走向那個方向時，那些無辜的、可能成為革命青年的人會做些什麼？
除此之外，總會有一些人在這類暴徒行動中墮落——那些變得非人化並且無可救藥地沉迷於殘忍的人。就像有些中學紅衛兵，他們抓住了對方一派的紅衛兵，對他們施以折磨，並將他們的尖叫聲錄下來作為他們自己組織成員的「培訓材料」。
在我看來，文化大革命的可怕大屠殺仍將被未來的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走向進步的重大轉折點，就像歐洲的人們記憶中的法國大革命一樣。它標誌着中國人從一種對無懈可擊的領袖（如教皇）、完美的福音（如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一個全能的教會（如中共）的盲目信仰中擺脫出來了。從那時起，人們學會了為自己着想，不再盲目相信某個領導者或某種教義，不再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別的什麼人身上。這也是民主管理的第一次偉大經歷，雖然只持續了幾個月。它從一開始就被操縱，最終以災難性的失敗告終。不過，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很有價值的經歷。它也使經濟改革不可避免，使得通過逐漸開放國內市場的對外開放成為必然。
有史以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加入了世界。
接下來會是什麼？啊，這是另一組問題，我懷疑有誰手裏有答案。但是會有答案出現的。中國人總是能夠為他們所身處的任何危機創造出全新的解決方案，他們肯定會再次這樣做。
這些是受你來信的啟發而有的一些隨意想法。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