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現一國兩制局面，確實是鄧小平政治的一項了不起的功績。促成此功有一個英國人起了關鍵作用。此人名曰愛德華•希思，曾是保守黨籍的首相。
希思是英國加入歐共體（後為歐盟）的主要推手。現在，英國逐漸走向硬脫歐，對此公是個不小的諷刺，儘管其人身死十四年。香港今天現狀同樣對希思是個諷刺，同時，也涉及到以其為代表的整個西方社會的在港「撇油兒集團」之利益。
1974年3月，希思卸任首相（因黨內選舉敗給戴卓爾夫人），一年後做起北京政治生意：從1975年5月到1987年4月，共八次來華會見鄧小平，每次必談香港「回歸」。西方卸任政治家謀求國際經濟利益是正常現象，不受本國法律追究，因此，不僅身無子嗣（終生未婚）的希思可以做北京政治生意，而且基辛格在大中華地區做得風生水起也很正常。
基辛格集團在香港的「撇油兒」是明面的，希思的眾多利益相關者在香港的「撇油兒」則是暗中的，低調得不能再低調。現在，香港「亂局」有失控趨勢，無法排除希思（更及英國）在港的「撇油兒集團」促成北京開槍的隱秘操作。希思在首相任內（1972），英國就發生過軍隊對北愛爾蘭獨立勢力的示威開槍事件（致14名和平抗議者喪命），這次開槍成為十七年後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開槍的重要範本。
至於希思是否通過特定渠道建議鄧小平開槍，還要留給日後的史學來解決。不過，現在可以判定的是：西方世界在港「撇油兒集團」希望北京以武力鎮壓的方式終結香港「亂局」，而決非會為香港失去中國資金之門的地位而憂慮，因為即便是八九六四北京屠城之後，鄧小平還是搞了「洋躍進」——以南巡講話方式力推第二波經濟膨脹，從而為以基辛格集團為代表的西方政商勢力提供了新的「撇油兒」機會。
導致香港社會經濟畸形的主導力量之一是北京的權貴資本，它們或是經過繞彎方式把自己包裝成外資，或是以與西方在港「撇油兒集團」合作的明顯方式，在香港謀求暴利。它們不良經濟作為的直接後果是最大限度地推漲香港房價。而董建華的失敗無非是八萬公屋計劃打擊了當時房價，儘管董前特首的整體治理並沒更多值得誇獎的地方。
所謂送中條例，就是林鄭反動代理集團為上述兩大勢力營造政治安全的努力。尤其是為來自北京的權貴資本營造信息安全環境，使他們的惡行不被異議力量所揭發。其實，早在2015年，北京潛伏在香港的信息安全力量就基本明面化活動。比如，以民族主義面目出現的所謂文人（作家，甚至自塗異議色彩）就把搜集大陸匿名作者在香港的言論行為、分析出匿名者真實身份，為主要工作內容。
由於上述兩大利益集團的政商影響力，以及他們與北京頂尖權力層面有着錯綜複雜的交易關係，所以，時至今日，還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出來對香港問題說話。而對所謂西方反華政治勢力「介入」香港問題，北京只是輿論指責而已，不敢採取任何實質性的制裁措施。
北京的輿論指責不敢涉及香港的歷史問題，而稍有香港殖民歷史常識的人就知道：1997年的「回歸」無非是英帝國寬容的結果，因為最初的涉港條約（1842，南京）規定滿清中國永久割讓香港本島給英帝國，五十六年後的拓展條約則把整個香港地區改為九十九年租借。英帝國的寬容對當時孱弱的滿清中國確實是一種恩賜，這一恩賜以至於讓中共國家受益——1997年帶來了民族主義政治的巨大紅利。而今，北京頂尖權力層在揮霍這一紅利，與西方在港「撇油兒集團」以及北京背景的不良資本勢力一起糟蹋香港。
香港抗議者無罪，有罪的是上述「三種人」。
香港被兩大利益集團暨「三種人」糟蹋，對鄧小平也是個不小的諷刺。他在1987年7月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時，滿懷信心地許諾香港要普選，儘管是循序漸進的；更表示2050以後中國大陸會實行普選，而今，不僅是香港普選遙遙無期，就連大陸基層（如村委會）的名義性選舉也被實質性取消，即便有之，則是在鄉鎮黨權一手操控下完成——黨政一肩挑成為最有力規定——共產黨的支部書記直接行使村委會首長職能。
從大陸的政治全面反動、窒息民主的大環境看，香港民主被窒息不算意外，一國兩制實質性取消正是以上「三種人」的終極政治圖謀。這對已經去世十四年的希思是一場歷史性糟蹋，儘管其身死之日曾被北京輿論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行文至此，應當給希思一句好評：儘管他謀求自己利益集團在港的「撇油兒」機會且得到，但是，他不遺餘力幫助鄧小平謀求香港「回歸」，繼承了英帝國的政治寬容性格。英帝國的政治寬容與「龍帝國」的政治褊狹形成了明顯對比，這不是文明衝突又是什麼？！
如果不說太寬泛的文明衝突，香港問題已經是一場意識形態之戰。這場意識形態之戰的結局已經能夠看得到，而不管香港是否重演1972年的倫敦德里或者1989年的北京之開槍。
2019年8月30日上午雜感，寫就於北京黑山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