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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悲哀:參與共產黨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夠流氓

一個相對純正的知識份子捲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場悲劇。他既沒有廟堂的流氓素質,更沒有江湖的流氓素質,在殘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肅,就是被拋棄,替罪羊的結局可想而之。瞿秋白因寫下《多餘的話》被毛澤東定性為「叛徒」,卻高唱「國際歌」和「紅軍歌」從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個人悲哀,最終只能成為流氓政治的華麗裝飾。

瞿秋白是早期中國共產革命的重要領導人。他和陳獨秀李大釗等當時的主流知識份子信仰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陳獨秀李大釗不同的是,瞿秋白信仰了共產主義,卻更多的經歷了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先要進行的列寧主義的流氓政治,最終因為他的舊中國知識份子的情結,不能成為流氓政治的參與者和同路人,被流氓政治拋棄。但是瞿秋白卻無法拋棄信仰,而是孤獨悲涼的為其信仰荀身。瞿秋白之死,是一個舊式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是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哀,更是中國文化深沉的悲哀。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其實現的假設前提是人們已經沒有自利精神,只有利他精神,否則,共產主義不能成立。但是,西方的主流認知觀點是人的自利精神與生俱有,是促使社會進步的基本動力,應當給予很好的保護。同時又認為自利精神必然有侵害他人利益的趨向,必須保護自利精神的同時遏制自利精神侵害他人利益的趨向,二者必須達到很好的平衡。基督教的原罪說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基督認為自利精神侵害他人的趨向就是一種原罪,所以要贖罪,要時時向上帝禱告和懺悔,要有博愛精神,其實就是在精神上遏制自利精神不能侵害他人利益。西方政治社會的發展其實就是基督教精神的發展,發展並完善起來的自由、民主、憲政和法治,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就是保護自利精神促進社會進步發展的正效應,反對無論個人、階層或強勢集團對其它人的利益的侵害。

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自利精神的認知很模糊,不認可人的自利精神與生俱來,沒有原罪說,而是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認為人生下來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分,通過不斷的教化,能使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成為君子。中國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識份子很多都有入世思想,有家國情懷,精神深處還有大同思想,只是苦於找不到實現的途徑。正是基於這種文化背景,中國的知識份子接受共產主義信仰是順理成章。所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在西方社會只有極少數社會邊緣人感興趣,在中國卻被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這些主流知識份子信仰,並且為很多有家國情懷的青年知識份子所追求。

但是,共產主義違背現實人類社會的基本人性,無論其理念怎樣美好,都沒有實現的基本前提條件。我們只有想像地球沒有地心引力,我們都能像美麗的飛天在天空飄飛,我們才可能去想像人類沒有自利精神的美好世界。我們可以相信人類社會可以實現共產主義,我們也可以相信幾億光年以外的星球有外星人,但是我們無論如何沒有辦法想像,人類怎樣穿越幾億光年的遙遠距離去擁抱外星人,也無法想像沒有自利精神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一個沒落的士大夫家庭,在伯父的資助下過了幾年像樣的少爺生活。十歲時,考入常州府中學堂,五年後因伯父停止資助而綴學。次年,母親在貧困絕望中自殺。又次年,在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1917年,18歲的瞿秋白因經濟原因,在北京無須繳納學費的俄文專修館學文。1919年五四運動暴發,瞿秋白參加了李大釗張高年發起的馬克思研究會。第二年,他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約通訊員身份到莫斯科釆訪。到莫斯科以後,瞿秋白不久放棄了記者工作,在蘇聯政府辦的東方大學(以後改為中山大學)任教,講授俄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並在1921年參加蘇聯共產黨,從此“信仰”共產主義。

1922年,23歲的瞿秋白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回到中國,到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並從此兼管中共的宣傳工作,負責處理國共合作問題。25歲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26歲起當選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會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最高理論權威。

1927年4月,國民黨發動清黨,國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國際共產的安排下,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以後至少在名義上指導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湖南的秋收暴動等一系列的對國民黨的武裝暴動。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國際共產中國代表團團長,從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在這期間,中共在城市裡的一系列武裝暴動都失敗了,瞿秋白以及以前的陳獨秀和以後的李立三、羅章龍都不可避免的成為共產國際在中國失敗的替罪羊,“自我批評”,攻擊鬥爭,政治上出局。1931年至1934年初,儘管瞿秋白在上海從事文藝和翻譯工作,但是他“還是黨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據地的江西瑞金,紅軍倉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寫了參加革命心歷路程的《多餘的話》,同年6月18日在長汀羅漢嶺被國民黨處死。

瞿秋白之死,是極為深沉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極可能真誠的信仰了共產主義,這符合瞿秋白陳獨秀李大釗這些以舊中國文化為底蘊的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的性格。但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否定人類的自利精神,以消滅私有財產權力為前提,這種主義在一百年前根本不可能實現。歷史證明,就是像在前蘇聯和中國獲得了政權以後,用政權的力量不遺餘力的推行也註定失敗,這也註定瞿秋白陳獨秀李大釗等信仰共產主義者必然的悲哀。其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只是一種理論,而踐行這種理論的列寧主義,實踐中就是一種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無恥,內部的傾扎,整肅,無情鬥爭,等等,都是應有之義。而瞿秋白到底是沒落的士大夫家庭出身,家學淵源,且聰慧好學,雖然談不上思想深邃,卻是一個博學的知識份子。一個相對純正的知識份子捲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場悲劇。他既沒有廟堂的流氓素質,更沒有江湖的流氓素質,在殘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肅,就是被拋棄,替罪羊的結局可想而之。就正如後來很多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識青年,要麼泯滅良知徹底融入暴力革命和流氓政治,要麼因置疑流氓政治而被整肅和清洗,而且這種殘酷的整肅和清洗從延安整風運動延續到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瞿秋白捲入的這場共產革命,捲入太深,滾滾大潮中被裹挾,已經無迴轉餘地。瞿秋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第一位的宣傳者和鼓動者,影響力之大,無人能超越。最重要的是他長期是中共的重要領導人,從1927年7月8日至1931年初是名義上中共第一領導人,在這期間也應該是名義上領導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湖南秋收暴動等反抗國民黨政權的武裝鬥爭。瞿秋白拒絕國民黨的勸降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就是學了向忠發也是絕無好下場的。所以,瞿秋白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終究是流氓政治的馬前卒,趟進渾水絕無回頭路。瞿秋白因寫下《多餘的話》被毛澤東定性為“叛徒”,卻高唱“國際歌”和“紅軍歌”從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個人悲哀,最終只能成為流氓政治的華麗裝飾。

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這一代知識份子已經成為歷史。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識青年,無論他們以後有怎樣不同的命運,也都已經成為歷史。共產主義已經曲終人散,儘管共產主義的旗幟還在中國的天空飄揚,但是裏面究竟包藏了什麼東西早已大白於天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共產革命血與火的洗禮,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已經成長,已經覺醒,更多的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情懷和自由、民主、法治和憲政的追求。五四時期“科學和民主”的願景終究無法被共產主義的洪流吞噬,只是被浪潮沖走,它像一個孩子在蠻荒中流浪了一個世紀,現在她終於出現在東方的地平上。她傷痕纍纍,滿身血跡,眼角掛着淚水,卻微笑着,正步履蹣跚地向我們走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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