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相對純正的知識份子捲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場悲劇。他既沒有廟堂的流氓素質，更沒有江湖的流氓素質，在殘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肅，就是被拋棄，替罪羊的結局可想而之。瞿秋白因寫下《多餘的話》被毛澤東定性為「叛徒」，卻高唱「國際歌」和「紅軍歌」從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個人悲哀，最終只能成為流氓政治的華麗裝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