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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歷史系 教授們都成了「王八」

文革場景(網絡圖片)

老來閑憶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園像開了鍋。自校長陸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級主任等大小幹部,一夜之間統統變成“反革命黑幫”;各系科的名教授,統統變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們被置於烈日之下,任由批鬥。校園鐘聲從此長歇不鳴,鬥爭會上的口號此伏彼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鑼鼓,從北大校園敲響起來。

“黑幫”二字,最早出現在《人民日報》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聶元梓等人幾天前在北大校園貼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同時,以“本報評論員”名義刊發了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評論只有千把字,卻多次使用“黑幫分子”、“黑幫反黨分子”、“黑幫”、“黑組織”、“黑紀律”這些詞語,統統都是加給剛剛揪出來的“陸平及其一夥”的。北大校園裡面被揪出來的一干人眾,由此得到一個統稱“黑幫分子”,關押他們的地方,就叫“黑幫大院”。

那時候,“黑幫”一詞,在人們的感覺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產,與己並無關聯。及至後來,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陸續被揪出,“黑幫”這個詞兒,反倒沒有叫開,卻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沒弄清楚。說起來,“黑幫”這個名稱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則是毛澤東起的,命名者的位階高低,應是一個因素。

“牛鬼蛇神”叫開了,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兩個詞語解釋過了,且說北大的“陸平及其一夥”。

他們在1966年的6、7月間,多停留在口頭、筆頭交代罪行的階段,拉到室外示眾批鬥的事,尚屬偶發;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東操場召開的萬人大會上宣布代行北大黨委職能的“工作組”應該趕走之後,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單位、各系所將他們編成“勞改隊”,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過,這期間他們白天被拉出批鬥、監督勞動,晚間還可以回到家裡,總算還有喘息之機;到了1968年春天,聶元梓主持的“紅色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決定合編各系、各單位的“勞改隊”,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鬥、勞動,那就是一天24小時都在監管學生的眼皮底下,連喘口氣的空檔也沒有了。

歷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們23人被押往位於北京北郊昌平縣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讀基地之後,就進入一個全封閉的勞改營中。中間因聶元梓的“紅色權力機構”一度勢衰,監管學生自行散去,我們被“鬆綁”5個月不計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前後被監管了30個月。

筆者當年是歷史系助教,從淪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沒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歷史系“牛棚”先後關押過的三十餘人,只有兩位年長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對“牛棚”的經歷曾有涉及,但沒深寫。而今,這些人凋謝作古的已經大半;剩下的幾個,若再不寫,也就帶到無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門聯

1966年6月1日晚,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後,歷史系系主任翦伯贊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學生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這個時候,上面急忙派來了工作組,責令他們作出交代。場面控制不住的時候,像6月18日,九人當中,吳代封、徐天新、范達仁的頭上,被扣上了廁所紙簍或紙糊高帽,臉上、身上被潑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組一撤,“天下大亂”,又揪出來向達、楊人楩、鄧廣銘、齊思和、邵循正等20人。兩年之後,1968年,再深挖出呂遵諤、羅榮渠、謝有實、吳維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總數達到34人。

這年,歷史系(現在的考古文博學院當時還在歷史系內)在冊的教職工總數大約是一百人,揪出來的超過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壯大,成了一支隊伍,批鬥他們要靠什麼人呢?學生!青年學生一鼓即起,充當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軍。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趕到校園的空闊地面上,或是掃地或是拔草,實際上這是一個開放式的批鬥場。校外來人如同潮湧,據北大“文革委員會”的機關報《新北大》報導,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個月之內,校外參觀者約達212.4萬人次;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萬人。我們胸前掛着一塊“黑幫分子×××”的牌子,老遠就把參觀的人群引來。

那時候,歷史系的辦公室在三院。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築,紅柱青磚,對開的朱漆大門,從大門走到小樓,要經過一條只容兩人並行的水泥小徑。路面上長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靜。1966年夏天,三院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一層又一層,有的前一張糨糊未乾,後一張又貼了上去,其中以用紅筆打了叉的“翦伯贊”三個字最多。倒是爬在牆上的常春藤還透出一點往昔的情趣,可惜,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去理會它了。

有一天,歷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辦公室,一陣照例的訓斥之後,監管學生剛要押着我們去校園拔草,還沒走出大門,就被迎面進來的串聯人群堵了回來。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牆頭上都站滿了人。人流繼續涌過來,我們原來排成的隊形早被打亂,壓成了一團。說起來,這群“牛鬼蛇神”,此時此地,居然不忘患難相扶之義,先把我們之中惟一的女性陳芳芝圍在中間,又努力把年長的向達和體弱的楊人楩、邵循正擋在身後,甚至連周一良先生也奮勇向前,左抵右擋。

直到四十多年以後,年近八旬的夏應元先生同我一起回憶“牛棚”往事,說到三院被圍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許多,慷慨之情溢於言表。讀者朋友您不知道,當時我們已被鬥了一個多月,整天都是晦氣,哪有一點豪氣?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難相扶,倒讓我們找到了做人的感覺,而且感覺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後我們窩囊苟活十年,中間能有這麼一回,也算是轟烈一場。

還說當時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來人,與我們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們本來彎着的腰也得直起來;他們想喊口號,也擠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頭;站在後面的,既聽不見我們的交代,更看不見我們的臉。三院門外的人群還繼續往裡涌,院子裏面形成一個革命群眾和“牛鬼蛇神”之間全無界限的尷尬場面。這時,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讓他們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個陽台,坐西朝東,其實,這時的陽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滿了。不過,經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條道兒來,我們被推上陽台,一字兒排開,挨個兒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頭上有什麼“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靜下來。當時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澤東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衛兵之後。毛澤東手扶欄杆、面向小將揮手的大幅照片,當時的大報小報和宣傳欄里,到處可見。台下的青少年們,可能有他們那個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們站在高處,又身在欄杆之後,他們卻要抬頭仰看,不知怎麼,就聯想起“八一八”的檢閱來。這時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們像是檢閱!讓他們站到欄杆外邊來!”

欄杆的高度接近1米;欄杆之外,只有一條寬約70公分的狹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寬不足50公分。我們只好跨出欄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腳尖距陽台的邊緣,大約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這個時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個小時,我們被拉到陽台上,又被鬥了半個小時,烈日之下,個個頭暈腦脹。

我思忖,這裡只有一膝之地,又是個凹槽,裏面鋪着石子,跪下來無論如何要控制住身體平衡,否則一頭栽下去,雖不致死,摔斷兩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歲,尚有如此之懼,向達先生66歲了,楊人楩、商鴻逵、鄧廣銘、邵循正幾位,當時也都六十開外或年近六旬,他們能撐得住嗎?說來真是萬幸,我們都撐到了曲終人散。不過,批鬥會結束,監管學生喝令我們出去勞動的時候,向達、楊人楩卻仍然跪着不動,原來,他們一時竟站不起來了。

這是我們“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實,控制平衡不栽下去,還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夠承受住這種壓力和羞辱,才是難關。西語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國語言文學家,平日教學嚴謹,要求學生在準確中求熟練,十分受人尊敬。在我們之前幾天,她被勒令當眾下跪。出身名門的俞先生,是個視尊嚴重於生命的人,這個世界既然如此地對待她,那還留戀什麼呢?回到家裡,她就從容、尊嚴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消息剛剛傳到我們耳朵里,還在心頭震蕩的時候,齊刷刷的一長排,我們也都跪下去了。最讓人擔心的是向達先生,他脾氣倔強,恐怕承受不了這個“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時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們心裏一驚,還好,他是遲到了。雖然他因此被臭罵了一通,站在隊里的我們卻替他慶幸——向先生熬過了這一關!

一天,我們照例按時到達三院報到集合,只見退色的紅漆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廟小神靈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我自淪為“牛鬼蛇神”已經一月有餘,低頭彎腰、口稱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練就,心理上卻還沒有調適過來。這副對聯,用的是當時寫大字報的那種常見的薄薄粉連紙,字寫得歪歪扭扭,貼也沒貼牢。我看了一眼,心裏就噁心、反感,覺得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鬥爭,相信有識的領導一定會出來給予引導和糾正。——可憐我雖然身陷“牛棚”逾月,還是一腦袋的正統思想!過了幾天,還是三院大門老地方,另換了一副對子:上聯仍是“廟小神靈大”,下聯卻改了一個字,成為“池深王八多”。字體大了許多,一手漂亮的顏魯公,貼得也嚴嚴整整。

據時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一時叱咤風雲的聶元梓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說:“這對聯不知怎麼傳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說,要改一個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話,是他的女兒李訥當面告訴我的。”讀者朋友,當此之時,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麼話發出,各地都要作為“最高最新指示”,敲鑼打鼓,廣為傳播,絕不能過夜,這已成為通例,可偏偏這個獨家消息、足可抬高聶元梓身價的奇貨,卻被悄沒聲地悶了下來,是何緣故呢?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來得突然。我家住在東單,距北大有一個半小時的公車路程,交通不便,愛人擔心我的處境,但是無從打聽。當時,不足四歲的女兒,送在天安門附近緞庫衚衕一個街道辦的寄宿託兒所里,星期六接回家。有一次她告訴媽媽:“爸爸是黑幫,在北大拔草!”這是託兒所一位到過北大的老師,同另一位老師說話時被她聽到的。小孩子學舌,並未經心,可多少年之後,我愛人仍然記得女兒說話時那一臉的嚴肅神情。她傳達的是老師的語氣,是那個時代的氣氛,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把“文革”烈火從底層燒起的戰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來搡去,淹沒在人群、口號和批鬥聲中,懵懵懂懂,哪裡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免除了隨時批鬥和勞動的“牛鬼蛇神”,也有幾個,不過,他們的境況似乎比我們的更糟。

第一位是歷史系主任翦伯贊。1953年,我考入北大歷史系的時候,全系師生尊稱他為“翦老”,那時候他不過五十齣頭。1966年3月,戚本禹等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上,發表長篇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應當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報》又以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為題,污指翦伯贊是“史學界里的‘保皇黨’”。緊接着,毛澤東自己出來點了翦伯贊的名。

翦伯贊一因欽點干係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體太差,他的一把骨頭一拉就會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該交代的材料一起帶走,這個責任誰擔當得了?因此,他被關在房裡寫交代的時間居多。不過,盛大的批鬥會從來沒有讓他缺席。有一回他被單獨拉出來,被命站在馬車上,不疾不徐,在校園的大道上轉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車上,手沒得扶,腰沒得靠,路邊的學生只覺得別緻有趣,活像是看一場猴戲——您看,批鬥會這個玩意兒,出世不過一年多的光景,這麼快就異化變種了,當初的威嚴衰竭了大半,反添了幾分惡搞和揶揄。這一來,可苦了翦老,他在車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顛散。這就是他沒進“牛棚”、單獨散養的大概情況。

這種日子過了將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屬“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一位副組長,姓巫名中,來到翦伯贊住的燕南園64號,對他多次逼訊。翦老一生治史可謂世事洞明,大風大浪的三年都熬過來,這回怎麼走不過來了?無論當時,無論事後,人們都認為“皮褲套棉褲,必定有緣故”,可當時就是沒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筆糊塗賬了。他與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齊,服下足夠的安眠藥,雖不能以壽終,也算是雙雙保全了骸骨。骸骨雖全,送到火葬場,卻被用了化名。後來平反、開追悼會的時候,連骨灰也無從尋找了。

此外,沒進“牛棚”的還有哈佛的博士、學貫中西的齊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許師謙。他們二人,一個糖尿病,一個腦血栓,“文革”發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經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來了。要斗他們,還得有人左攙右扶,那不成個斗相。那樣批鬥他們,不僅長不了半點革命志氣,反要惹一身晦氣。因此,就讓他們單獨享受床前批判和口頭交代的優遇,監督勞動也就不提了。

許師謙,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在昆明加入地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雲南打游擊,大軍入滇的時候,任某縣縣委書記,為配合解放,帶領十幾個人去守衛一座橋樑,那是大軍必經之地。他們剛到橋邊,還沒站穩,就忽聽槍聲大作,而據報解放大軍尚在百里之外,他心想完了。他是學生出身,從沒有放過槍;手下的人也是剛放下鋤頭的農民,聽到槍聲,就慌了神。他本以為此橋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不想,隨着槍聲到來的正是大軍,於是他把此橋視為再生之地。全國解放以後,他還是回歸到知識份子圈子,1957年來到北大,擔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多年獨身生活,四十多歲了,方才成家。

“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是副系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學任教,也受到學生的衝擊。夫人早上出門,在許師謙的床頭留下幾個火燒,一瓶白開水,癱瘓的許師謙,只盼審問、外調的學生到來。有時候他一天吃不上飯,火燒和水就在床頭,可他身子半癱,就是伸不動手,拿不到水。審問者到來,不遞給他水和火燒,就無從開審。審問、外調,當時是我們“黑幫”害怕又難躲的事,一語不合,就遭一頓打罵,他卻盼審、盼調。許師謙後來同我談起此事,讓我這個同類也感唏噓。

第四位沒進“牛棚”的是汪篯教授,時任代理副系主任。他專攻隋唐史,1938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史學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當陳寅恪的研究生,受過嚴格的史學方法訓練,採用材料嚴謹準確,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陳寅恪寫《元白詩箋證稿》,讓年輕的汪篯作助手,汪篯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數。他極富思辨力,講起課來,依據材料,縱橫對比,把事情分析得透闢入里。1954年,我聽他講“中國通史”的秦漢部分,講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一節,他居然用去了四節課時間,聽得我們全班都饒有興味,明知進度耽誤下來了,也都心甘情願。除夕之夜,他到學生宿舍,同我們一起吃年夜飯,喝醉了,隨便倒在哪個學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我們到他家請教,談到晚上10點左右,不管幾個人,照例一人一碗湯麵。我們三口兩口下肚,他邊說邊吃,最後半碗又勞夫人重新熱過再拿來。在我們眼裡,他隨和親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發生前,不知什麼人要為唐朝名相魏徵寫傳,要汪篯幫了點忙。只因魏徵敢於犯顏直諫,有點海瑞的影子,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挨批,就像病毒傳播一樣,魏徵傳也有了歌頌海瑞第二之嫌。不過,起初的一段時間,批判歸批判,總還保留着“學術批判”的最後一點界限。沒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發的通知中,竟點名說吳晗《海瑞罷官》原本是政治問題,卻把它作為學術問題去討論,那是彭真的陰謀和霸道。這樣,早與《海瑞罷官》綁在一起的魏徵傳也就無處藏身了,汪篯也因此被牽連其中。學生把鬥爭會開到他家,大字報貼到門上,他受不了,他要抗爭!那個時候的抗爭,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篯之死,時在公元1966年6月11日。

“文革”期間,北京大學教職員工和學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過,以各種方式抗爭自戕者,用拳腳和各種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趕入“牛棚”、有病無醫、壽未終而正寢者,共有63名之多。排起隊來,我的老師汪篯是頭一名,在他之後,還有62人一個一個隨他而去。在歷史系的5個冤死鬼中,他走得最早,比起翦伯贊,熬到了1968年底,各種屈辱都已受盡,最後一樣走了,倒也免除了後來的許多折磨,在冤死鬼中他算是最幸運的一個!他走的時候,北大的“牛棚”還沒來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眾批鬥的是俞偉超,考古專業的年輕講師,當年不過33歲。“文革”結束以後,他主持過山東臨淄齊汶城遺址等多項考古發掘和調查;上世紀九十年代,他擔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長江三峽水庫動工之前,成立了一個文物勘察和保護小組,主其事者就是俞偉超。秦漢考古是他的擅長。“文革”初他被揪出來的時候,在系裡沒擔任什麼負責的職務,因此只戴上一頂“黑幫小爪牙”的帽子。

批鬥過幾次之後,他用雙手去觸摸電門,因此失去了兩根食指。“千古艱難唯一死”,俞偉超一死不成,復求再死,一個苦雨凄風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鐵道上卧軌。司機遠在二百米外就鳴笛、剎車,無奈他決心已定,紋絲不動。火車慣性前行,幸虧車前裝有木質擋板,把他推出好遠,雖沒傷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經被推得模糊一片。這是1966年7月間的事。批鬥會如火如荼的時候,他正躺在医院裏。接着揪出來的十幾個人,個個“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這個“小爪牙”實在太小太小,實在算不上什麼。這樣,俞偉超慢慢被人冷落在了“牛棚”之外。

不想,幾年之後,俞偉超對學生張承志敘說他“文革”中自殺經歷的時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剛才說的那兩次,不知道還有一次。我從來沒告訴過別人:在陽台上,繩子斷了。”

正是:

何物圈養復散養?欄柵有形無形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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