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周國平在2004年7月出版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一書中，動情地描述了他1962年夏末考取北京大學後，從上海到北大報到時，在列車上不期遇到的這樣一個女生：
「深夜，列車在一個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燈柱，旁邊一棵同樣孤零零的小合歡樹，在幽暗的燈光下，粉紅色的花絨像低垂的長睫毛。坐在我旁邊的那個女生也有長長的睫毛，睫毛後一對烏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腦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雖然這使我又熱又累，但我不忍驚醒她，儘量保持不動的姿勢。直到旅途結束，我們沒有說一句話。後來我在校園裏經常遇見她，知道她在中文系，還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們仍然沒有說一句話。我之所以銘記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為她在文革中自殺了。」
這位漂亮的女生，就是在燕園的湖畔自殺的沈達力。
沈達力之死，是對那段人性泯滅的歷史和泯滅人性的人們悲慘的控訴。
周國平說：「不過，當列車在第三天凌晨到達北京站時，沒有人能知道五年後的變故。我的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樣，義無返顧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個高校的橫幅中找到北大的橫幅，然後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車。」
兩年後，在同樣的時間和地點，我從瀋陽來到北京，也這樣跳上了北大接新生的車，不過不是卡車，而是一輛大客車。
又過了兩年，我和這位女生一起卷進了旋渦，不期而遇了。我們在燕園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分別代表紅衛兵組織先後發言。很快，我成為攻擊文革發難者的「反革命分子」，被多次批鬥；她成了文革祭壇上一隻羔羊，在一個漆黑的夜晚飲恨自盡在她喜愛的湖畔。
整整40年過去了，每想起那些昏天黑地的日子，心裏都刀割般地痛。
1967年3月12日，沈達力最後一次從上海的家中走出來，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車。因為批評了北大的老佛爺聶元梓，她是被老佛爺的爪牙勒令回到學校「認罪」的。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將是什麼，但是她非常害怕，也許她已經預感到什麼，她在家裏做了準備。
她在火車上反覆觀看着從家裏帶來的一本像冊。這是一本嶄新的像冊，上面沒有別人的照片，而是全部新買的毛主席的照片。她在家裏一張張精心地裝好了，心裏想着，「如果我回去，被打成反革命，我想念毛主席，要天天看毛主席的相片。」，不過，她也存在着一點希望，希望朝夕相伴了4年的同學給她留下一條生路。她暗下決心：「我不能因為犯錯誤而灰溜溜的，要勇敢地爬起來。」
火車鏗鏘有力地在夜色中行進。她的心卻不時緊縮成一團，痛苦地在茫茫夜色中掙扎。她放下了像冊，把認真收集的、在兩個手絹上別滿的毛主席像章拿出來看，一個個撫摩了幾遍，又小心翼翼地折好，揣進衣服口袋。在上海車站上車前，她還買了幾張印製精良的毛主席詩詞《長征》、《詠梅》等，不過下火車時，她又不安起來，把這幾張詩詞送給了同車的北師大的一位同學。她害怕回到學校，回到那間令人恐怖的宿舍，同學們看到會說她是「負隅頑抗」了。
她當然一直都沒有合眼，再不像幾年前的那一個夜晚，她接到錄取通知書後到學校報到時，列車上她不斷靠在一個靦腆的陌生男孩子的肩上打瞌睡。
12日夜裏11點多鐘，沈達力回到了學校。
掌握大權的「班文革」早已得知她要回來了，3月11日就開始認真策劃和準備對她的批判會。先是召開了全班的「揭發動員會」，接着佈置其他各班配合行動的辦法。幾乎每個同學都懷着複雜的心情寫了揭發批判的大字報。從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全樓道里無處不貼滿了關於沈達力「罪行」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從一樓直貼上三樓的樓梯，從男生宿舍一直貼到女生宿舍，一直貼到她的門上。宿舍門的正面，是赫然醒目的《警告》，旁邊是一些標語，包括：「聞名全校的母老虎」、「母夜叉沈達力」、「？沈達力不投降就叫她滅亡！」「沈達力不投降是死路一條！」「沈達力必須低頭認罪！」等等。幾個女同學還在她的床頭貼上一條毛主席語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一定要頑強地表現自己……」
這是何等蕭殺的氣氛！
她渾身顫抖地看着這一切。她的精神防線已經崩潰了。
沈達力，不僅美麗，而且文雅。但她畢竟是一個天真善良，又有些懦弱的女孩，她是與所有女孩子一樣很愛面子，也頗自尊的人。她怎麼能經得起這樣的狂風惡浪！
掀起這股風浪的人，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女人。
推波助瀾的人，是一些曾和她同窗學習，友好相處的女同學。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但是，革命的女人，難道就必須充滿仇恨？
也許有人是殘留着人性的。在沈達力回到宿舍的那一刻，宿舍里沒有人。靠近窗戶的方桌上，有一張紙條。上面寫到：「根據現在的揭發材料，我對大家的認識老是跟不上。我認為沈達力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原來這是她的同學江藍生寫的。江藍生本打算把這個想法寫成大字報張貼出去。後來只是寫成小字報貼到了男生宿舍了。沈達力看到了這張底稿，心裏十分緊張，不知道她們會把自己定成什麼性質的問題。如果是「敵我矛盾」，那麼問題就嚴重了。就真的「死路一條」了。
3月13日清晨，她很早就起床了，這個愛乾淨的女孩沒洗臉就開始抄寫在上海家中起草的大字報《我的檢查》，然後小心翼翼地貼在外面。早飯後，她被叫到中文系男生居住的32樓看人們給她貼的各種大字報。與此同時，班裏開始了「天天讀」，「班文革」對尚有同情心的江藍生說，「你得去把你的小字報摘下來，不能讓沈達力知道人民內部矛盾。」於是江藍生就趕緊跑到那邊把小字報撕了下來。「天天讀」結束時，大家齊唱了語錄歌：「人民靠我們去組織，……」和「凡是錯誤的思想，……」。散會後，「班文革」的一位領導小組成員找沈達力談話，對她進一步施加了壓力。
當晚，沈達力在全班的會議上做了第一次檢查。她眼含淚水念完了自己的「向毛主席請罪書」，同學們則進行準備好的批判。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是「避重就輕」、「投機成性」、「矇混過關」。結論是：「請罪沒有誠意，再往下滑是危險的！」
她當時還不知道，「班文革」早已經給她定下了「五大罪狀」：
1、「反對中央文革」――聽說中央文革已經對北大的問題表態，校文革確定反對聶元梓的「井岡山」和「紅聯軍」是「反動組織」。沈達力卻說「中央可能不了解情況，我要給毛主席寫信。」說明她對中央文革是不信任的，對中央文革是有不滿情緒的。在全校的大會上，她代表「紅聯軍」發言，說「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校文革就是校文革。」這是公開反對聶元梓和校文革，挑撥聶元梓和中央文革的關係。
2、「和反革命的邊緣人物有邊緣關係」――沈達力和「紅聯軍」的頭目、「反革命分子」俞啟義、張志握、趙豐田（均是哲學系學生）密切往來。對於給林副主席貼大字報的人，竟然說他們「也不一定是反革命。」
3、「頑固反聶」――沈達力參加了反對聶元梓的「紅聯軍」，屬於中文系的「猛虎團」，知道中央文革支持聶元梓後，還有些想不通，不知悔改，是一個「女干將」。
4、「與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沈達力的父親曾在美國三藩市留學，是「反動學術權威」。她對父親十分崇拜，關係十分密切，可見她「與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
5、「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沈達力出身於高級知識分子家庭，階級烙印很深，個人主義和名利思想比較嚴重，經常愛出風頭。
這些罪狀，是足以置她於死地的。因為她不僅有「反動」的背景，「反動」的活動，而且她的矛頭竟然對着「中央」！
3月14日，全校同學都被組織去參加「打倒譚震林」的遊行了。她在宿舍里，一邊哭，一邊給母親寫信。中午，一個外校的老同學來找她，她痛苦地對那個同學說：「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下午，回到學校的兩個同班同學趙某和鄒某以及北師大的同學孫某與她在校園裏談話。她們心情沉重地走到了西校門外的蔚秀園，雖然都很同情沈達力，但在那種恐怖的氣氛下，誰也不敢說什麼，只好讓她認真檢查自己的個人主義，總結教訓。
3月15日，她上午在宿舍里繼續檢查自己在幾個月來的表現，因為下午她要在班裏的批判會上進一步檢查「罪行」。下午班級在各處張貼了海報，召開「沈達力問題串聯會」。來了一些其他年級和其他班級的同學。串聯會集中討論三個問題：
1、沈達力曾經公開表示同意「紅聯軍」趙豐田的「北大左派先天不足論」；
2、對中央文革認定「井岡山」和「紅聯軍」是「反動組織」想不通；
3、對於給林副主席貼大字報的人，認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對於這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決定要求沈達力交出她的「黑材料」。
晚上，「班文革」在沈達力宿舍的門外又貼出了一張《通令》，說她「犯下了滔天罪行」，逼迫她「立即交出全部黑材料。」深夜，她一個人在未名湖邊轉來轉去，痛苦萬分。抬頭仰望天上的北斗，思想鬥爭非常激烈，至半夜11點多鐘才回到宿舍。
3月16日，上午全班同學都去聽農業科學院一個人到北大做報告，暫時沒有人理睬她。
下午，「班文革」帶領一些同學聚集在她的宿舍，十分嚴肅地要她交出「黑材料」。這時，沈達力的神志已經不很清楚了，她茫然地把自己的衣箱書箱打開，把本本、信件之類全攤在地上。她蹲在地上，把東西一件件拿給她們看，邊翻邊問：「這個你們要嗎？」「那個你們要嗎？」她的雙手哆嗦着，滿臉通紅，汗水直往下流。
班級里新北大公社《除隱患》戰鬥隊的某同學感到沈達力仍然有「牴觸情緒」，立刻跑到不在現場的「班文革」領導那裏匯報，說「沈達力不老實，不願意交材料！」這個人馬上氣勢洶洶地趕到宿舍，惡狠狠地訓斥道：「你還有好多材料怎麼不交？」並命令同學立刻「查抄」。所謂「查抄」，就是完全不顧她的人格尊嚴，把私人的一切抖摟在大家眼前。實際上，沈達力已經把一切「材料」都交出來了，包括前天即14日寫的日記。
晚上，「班文革」領導親自出馬與沈達力「談話」，沒有人知道她們談了些什麼。
但是，在14日的日記中，沈達力已經寫出了不想活下去的意思。這個「班文革」領導到底與她說了什麼呢？
17日上午，全體學習《解放軍報》社論和《文匯報》社論，沈達力也參加了學習，表面看是平靜的。下午全系在第二教學樓開批判大會，批判的是一個曾經追求過沈達力的男生。主席台上，一個人揪住這個人的頭髮，幾個人使勁反擰住他的胳膊。沒有人認真聽發言，只聽到被批鬥者的一聲聲慘叫。
不知道批鬥會什麼時候結束的。全場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沈達力一個人木然地呆坐在那裏。
晚上，人們就在「紅湖」岸邊發現了她服毒自殺的遺體。的確是自殺而不是「他殺」，因為在宿舍的書包里，人們發現了她寫的《遺書》。
第二天大清早，一個尖利的聲音在樓下大喊：「哎！――216的夥計們！你們知道嗎？那個傢伙死嘍！」接着傳來她的開心大笑。
宿舍里的女生們心情並沒有她那麼快樂。有人小聲嘀咕：她這是報喜還是報憂？
當天，全系及時召開了大會，文革主任呂某說：「她的問題，死前是人民內部矛盾，死後就是敵我矛盾了！」
「班文革」決定：「立即召開聲討、揭發、批判大會，把她搞臭，肅清一切影響！開除團籍；把班裏的兩條路線鬥爭進行到底！」
一個女大學生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消失在一場「革命風暴」中。
她的母親和妹妹被通知來處理後事。兩個人忍痛含淚，悄悄來到燕園，在人們指指點點的恐懼氣氛里，悄悄地把骨灰盒帶回了上海。
後來，受鄧朴方委託擔任中國康復研究中心黨委副書記的趙豐田告訴我，沈達力的母親和妹妹到北大後，沒有居留之處，是他把這悲傷的母女安排在自己的女友、生物系同學宿舍里的。「反革命」今天健在，同情「反革命」的女孩子卻香消玉殞了。她的冤魂，還在燕園周圍飄蕩麼？
（原載《燕園風雲錄――北大文革回憶資料匯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