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全美學自聯連續第30年紀念六四大屠殺，對於所有到場者來說，無論是第一次來還是曾經多次參加過，我想大家都不會對紀念六四感到有何不自然，但下面我要談到的五個問題，可能答案並不是那麼自然。
這五個問題是：我們是誰？來紀念誰？我們為什麼紀念？別人為什麼不紀念？將來會怎麼樣？
第一個問題，我們是誰？
這是說我們有什麼共同的身份。有的，我們都是大屠殺的倖存者、見證者和反抗者。
準確地說，六四不僅包含屠殺還包含抗暴，而且是兩場屠殺和兩場抗暴。第一場屠殺是肉體的即刻消滅，主要發生在1989年6月3日夜至次日晨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和附近，當然還有其他城市如成都等，兇手主要是全副武裝的所謂中國人民解放軍，受害者是試圖阻止軍隊鎮壓的市民和學生，這場屠殺的確切傷亡數字至今不明，可靠估計數千人死亡、數萬人受傷。第二場屠殺則是整個中共政權，尤其是專政和洗腦機關，對真相的掩蓋、對精神的屠殺、對正常心靈的長期泯滅、圍繞記憶的長期戰爭。這場戰爭從1989年6月4日晚7點的新聞聯播直至今日，受害人是所有中國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這場對真相對記憶對精神的長期屠殺中受害。針對這兩場屠殺，全國各地都湧現出一批大無畏的反抗者、抗暴者。我們，我們這些人之所以能來到這個地方，則是因為我們在這兩場屠殺中僥倖存活或者說復活，使得我們有機會為屠殺提供見證，並且要持續反抗這第二場屠殺。
第二個問題，我們紀念誰？
我們不僅要紀念在1989年6月4日前後在北京、成都等地的大屠殺遇難者，我們還要紀念在此後長期的記憶戰爭中陣亡的反抗者戰友們，所以我想我們至少要紀念以下4類人。
1.六四前後被中共軍警殺害的街頭抗議者，如已知最早的犧牲者32歲的北京工人宋曉明，如在天安門廣場國旗旗杆下中彈犧牲者24歲人大學生程仁興，又如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女生，她和北京理工大學學生陳衛手挽手阻攔共軍吉普時，她被車內軍官舉槍直接往腦門開槍打死。
2.六四後大鎮壓中被中共污衊為暴徒而判處執行死刑的普通民眾，如1989年7月8日被槍斃的四川成都50歲農民周相成、22歲農民王貴元，他們做了什麼呢？就是在共軍六四開槍後為表達抗議而在民眾燒軍車時提供了火柴、報紙等物品而已。
3.在六四後大鎮壓中雖未被判死刑但因酷刑、疾病等死於監禁或獲釋不久即亡故者，還有些是六四遇難者的親屬或民運參與者在大鎮壓、大清洗中無法承受長期的心理折磨而自殺或抑鬱而亡者。如受酷刑的如溫傑（北京服裝學院教師，1991年去世，年27歲），胡踐（太原工業大學講師，1995年去世，年44歲），蒲勇（四川副鄉長，2002年去世，年35歲）。1989年自殺者如中央戲劇學院83級學生韋武民、清華大學87級碩士生唐祖捷。
4.第四類是在中共發起的對真相的大屠殺、對記憶的戰爭中的反抗者和受害者。這些人在六四屠殺後徹底拋棄了對中共的幻想，明確對中共政權的徹底反對立場，他們往往是長期堅持反抗、並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長期處於監禁甚至最終死於監禁：如楊天水，李旺陽，陳子明，劉曉波。最後，還要特別提及在流亡者客死他鄉的長期為六四做見證者，他們到死也不能回到中國，如趙品璐、王若望、方勵之、余志堅、張健。
第三個問題，我們到底為什麼年復一年的紀念六四？
我想除了銘記六四屠殺本身的意義之外，同等甚至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對第二場精神屠殺、記憶戰爭的反抗，來防止第一場屠殺捲土重來。簡單地說，紀念六四，是因為我們不想看到下一次六四。很顯然，民眾對記憶屠殺反抗的越弱，人們越是不知道六四屠殺的真相，中共掌權者從屠殺中獲取利益就越大，他們就越有動力驅使和自信來重演第一場屠殺，因為他們看到了通過屠殺他們已經延續了至少30年政權，那麼當下一場無可避免的超大型抗議重新發生時，掌權者必然會再次下達開槍的命令。只有讓更多的民眾尤其是軍人都儘量知道上一次屠殺的真相、知道屠殺的錯誤，才有可能避免歷史重演，才有可能讓軍人在接到開槍命令時不再執行甚至調轉槍口。
這也正是學自聯自2001年起設立「自由精神獎」的原因，我們在每年六四紀念活動中頒發此獎來頌揚和表彰中國公民不畏專制恐怖、蔑視極權強暴的勇氣，和以良知、鮮血以至生命來追求自由的精神。民主運動、對抗記憶戰爭固然需要知識分子講道理、揭露和傳承真相，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勵更多的普通人展現道德勇氣來參與抗爭。我們不能總是在英雄死後表彰，而是儘早給予這些先行者以鼓勵。就像2012年的「自由精神獎」得主李旺陽先生是在他離奇去世前兩天獲獎，我想李先生雖然主要死於中共對他的殘酷迫害，但外界對於他和類似勇士的關注支持太少想必使他深感絕望，讓在他離世時充滿了哀傷。再比如近一個月來因為與紀念六四有關被預先逮捕的鄧傳彬、尹旭安、王默、馬蕭、張寶成、沈良慶，這些人都是普通民眾需要我們去聲援、鼓勵和支持。
這也就引到最後兩個問題。為什麼絕大多數中國人卻不紀念六四？只有我們這些極少人紀念六四能有什麼用？
將來，比如明年或再過30年也僅是我們這麼些人來紀念六四嗎？這就回到了我今天演講的標題「銘記六四我們做到了，超越八九需要再出發」。當然要承認，中共的洗腦宣傳、記憶戰爭、對真相的屠殺基本上是達到了目的，讓絕大多數中國人要麼是不知道六四真相、要麼是知道也不敢談、甚至有不少人認為開槍是對的。我遇到過多位甚至在1989時在南京、成都上過街的大學生也對屠殺不知情。六四當時死傷數萬人，其中死者至少上千人，為什麼我們只見到200多位死者的姓名，為什麼其他遇難者家庭至今不願或不敢站出來講述他們家人的受難經歷？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知道講述真相會遭遇中共政權的鎮壓，而他們在社會層面又感受不到支持和對真相的訴求，也就不敢講了。
那麼全美學自聯成立之初所代表的那幾萬人呢？為什麼他們在沒有明顯安全威脅的情況下，從原來的紀念六四轉為放棄紀念甚至投靠中共政權了呢？六四沒過幾年，尤其是在1993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生效和學自聯五大上所謂激進派和溫和派激烈衝突後，學自聯就大為削弱，各個學校的中國學生會也紛紛重回領事館的懷抱，甚至很多學自聯骨幹投共為中共效勞。除去簡單的道德評價和智商判斷，我想這些不再紀念者更主要的原因是利益的誘惑，他們無法從事長期艱苦的反對，他們要在所謂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投機、自謀分肥。
很清楚，我們這些紀念六四屠殺者對中共極權持整體批判、徹底否定的判斷和認知已被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證明是對的，我們的反對立場並沒有錯，中共沒有隨着經濟增長而自由化，相反數字新極權的程度甚至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可怕。在過去30年中共極權和西方自由社會長期媾和的過程中，像學自聯這些堅持下來的徹底反對派必然被中美國（chiameica）邊緣化、嘲弄為loser，這不奇怪，這更加證明堅守者的榮光。
最後一個問題，將來會如何？
明年31周年時來的人會更多還是更少？再過30年我們還是只能在這裏而非進入對面的新中國的大使館裏對64遇難者進行官方追悼嗎？對此我是樂觀的，因為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共極權的迅速膨脹在近年來終於讓目光短淺的西方自由社會驚醒了，他們無法再與中國媾和，中美經貿脫鈎已成必然，在美華人試圖兩邊通吃已經越來越難。中國不民主，世界不太平，走出中國的人也不得安寧。為防止排華，華人必須反共。
學自聯為維護留美學人權益、促進中國民主進程和維護人權，曾經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今年中美貿易戰時曾有知名自媒體人評論：在美國公開註冊的冠以全美性華人名義的社團組織60多家，絕大部分親共，只有「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是明確反共的。在美各大學的孔子學院已經陸續清除，受領館指示的CSSA也頻頻被曝光醜行，已被美國政府盯上。類似全美學自聯當年院外遊說的高潮即將重新掀起，學自聯急需做好準備歡迎可能大量湧入的新人，建立與新學人們更廣泛的聯繫。我們會繼續高舉學自聯獨立和自治的旗幟，繼承「六•四」蒙難者遺願，為中國民主化而努力。遊說團體、組織力量基地、理論探討平台的任務都需要將來的學自聯承擔起來，我們熱情歡迎新學人加入做義工，也歡迎老學人歸隊貢獻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