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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一直都想打回東北嗎?

張學良完全明白蘇聯絕對不會援助他們抗日。因而,張學良他們在內部商討真實計劃時,並不是寄希望於蘇聯援助他去抗日,而是希望得到蘇援,以能叛離中央,割據西北。他們的密電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爭取蘇聯援助的目的,只是為了應付「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後,所面臨的生存問題。

抗戰時期的國軍

楊奎松先生在他的《與網友對話》中,似乎認為筆者“主觀性太強,既沒有史料做憑據,也不合乎常情常理”。甚至教訓筆者“不要太主觀地從個人好惡來看問題”等等。筆者不準備申辯。只對楊先生的“張學良一直都想打回東北”的說法,發表點意見。

張學良動聽的愛國愛鄉言論很多。如張學良的“我是愛國狂”,“個人無論地位生命,皆可犧牲,但決不做賣國之事。”“我姓張的如有賣國行為,你們將我殺死,將我的頭顱割下,我也願意的。”“我們東北軍人,活着應當為收復東北而努力,死了應將屍骨埋到東北去”……不少人僅僅根據這些說的比唱的還好聽的言論,就認為張學良是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一直都想打回東北。可惜,張學良的行動與他所說的完全相反。如:

一、張不惜把自己的家園送給外敵,也不讓中央維護主權

張學良腐敗無能,與外敵稍戰就敗,敗後唯恐中央軍前來協防,而進入他的地盤,急不可待的停止抵抗。且唯恐中央插手東北外交,影響張的獨立地位,不顧中央再三強調,由中央辦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斯曼諾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談判。隨後簽訂了《伯力議定書》,發表後即刻被南京中央政府外交部和國民黨中央一致認為,是一個喪權辱國的記錄。南京中央政府也不承認喪權辱國的《伯力議定書》,並稱以張學良為首的地方代表無權參與國與國之間的談判,這是一項超越了東北軍代表權限的談判,是東北的私自行為。一九三零年一月三十日國民政府議決:《伯力協議書》已逾(中東)路案範圍,不予批准。二月六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伯力會議,蔡運升越權瀆職,應從嚴議處。

眾所周知,東北的黑瞎子島就是張學良割讓給蘇聯的。所有的文獻資料也清楚記載着,黑瞎子島於一九三零年丟失,正是張學良執政東北時。倘若按張學良自己所說的:“我姓張的如有賣國行為,你們將我殺死,將我的頭顱割下。”這位用正式條文,出賣黑瞎子島的張學良的頭顱,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應割下。

黑瞎子島的滿語叫稱摩烏珠島,是“馬頭”的意思。它的位置在中國金雞版圖的雞頭上方,即金雞冠,是我國的地標。這裡是金雞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在夏季,半夜三點多就能看到紅日在江中冉冉升起。撫遠這塊三角洲因為生態良好而有黑熊活動所以被當地人稱為“黑瞎子島”。特別是這塊緊鄰蘇聯哈巴羅夫斯克的地帶,正好是扼守黑龍江-烏蘇里江的通航鎖鑰。所以它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從沙皇時期起,就為野心勃勃的俄國人所關注。即使是《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中割走了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黑瞎子島在烏蘇里江以西和黑龍江以南,仍屬中國所有。沙皇從滿清手中得不到的東西,他的繼承者蘇聯,卻能從張學良手中得到,張學良比滿清更賣國。且張學良如此迫不及待的出賣國土的目的,是為了迅即了結此事,以免時間一長,中央插手東北事務,影響他東北的獨立地位。

八十年後,能夠收回黑瞎子島一部,也完全是因為當年南京中央政府堅決維護祖國主權,拒不承認張學良賣國的《伯力協議書》的結果。

“弱國無外交”,像中國這樣的弱國,辦外交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當時中央主動來幫東北辦理這一棘手的外交,真是求之不得。可張學良這個軍閥視中央為洪水猛獸,寧願即刻把一部家園送給外敵,以防止中央插手東北事務,哪裡有他口上所說的愛國愛家鄉之意。

二、從張“九一八”的策略來看張想打回東北嗎?

“九一八”前夕,是東北多事之秋,七月萬寶山事件發生,種種跡象已顯示日方將有行動。張在如此危難的形勢下,所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衛自己的家鄉,而考慮如何才能繼續在北平享樂。“小事精明”的張學良琢磨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借中央之力對付日本。想方設法把戰爭災難,轉嫁於南京中央政府管轄的地區。為達到此目的,張一再要求中央政府“舉國抗戰”。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甚至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對日宣戰。”把戰火從張收稅抽捐的東北,引至上海等中國心臟地區。

(張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對日宣戰”,中央軍只能在上海向日軍尋釁,把日軍引至上海。張是不會允許中央軍開赴他的地盤抵抗日寇的。即使後來的熱河抗戰,蔣試圖派中央軍進入熱河作戰,張怕中央軍進入他的熱河省地盤,以種種借口阻止中央軍進入熱河。甚至不準已在華北,且受張指揮的原西北軍,進入他的熱河地盤,預先部署防務,以能有效的抵抗入侵者。)讓張能繼續在他管轄的地區收稅、收捐。但是,當時中央軍正忙於對付外國代理人在中國心臟地區所發動的叛亂,無法滿足張的要求,使張無法實現其上策。(借中央之力對付日本,妄圖將日軍引至中央政府管轄的地區,是張易幟的真正原因,並不是他自己美化的維護中國統一。要證明此不難,張易幟後,並沒有朝統一的方向前進半步。(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以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治,事實上是有名無實”。國聯調查團通過調查發現,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東北當局宣布服從中央政府,但“凡軍事、民事、財政、外交,其與中央政府之關係,純系乎一種自願之合作,至必須嚴格服從之各項命令、訓令,不甚受於滿洲”。“實則在滿洲之武人統治制度依然存在,與從前無異”。能從這一切,看到張在維護中國統一嗎?)

中策是張學良像中東路期間,唯恐中央插手東北外交,不顧中央再三強調,由中央辦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運升與蘇聯談判那樣,一再密派代表赴日本,向日本乞降。並滿足日方一切要求,如準備處死(殺了日本間諜中村的)的關玉衡團長,代日本報仇等等。但日本人對如此腐朽的張學良實在不感興趣,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早就有一個“以晉代奉”的計劃,在有關閻錫山的資料中,有繪聲繪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動員閻錫山代替張學良這個腐朽的花花公子,把東北建設成像山西那樣的模範地區。成為對全中國都有吸引力的“王道樂土”。被稱為日軍的“大腦”,“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石原莞爾,曾任東北日本關東軍參謀,目睹張氏父子腐敗,對張學良極其鄙視,志在“推翻”張學良這個軍閥的腐朽統治。即張學良這個“醜聲洋溢,穢德彰聞”的腐敗分子,連做漢奸的資格都沒有,致使張在東北做兒皇帝的夢也破滅了,張只好實行其下策。

下策是“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且“盡任日軍所為。”張學良為什麼做出如此毫無國格的決定呢?這是因為張從來都是一個不惜以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來換取個人享樂,唯利是圖,有奶是娘,只顧貪圖個人利益的敗類。像張那樣的敗類,當他估計到:“(東北)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後方。”“華北全局同時牽動”,不僅守不住東北,“而且連華北的地盤都將不保”的時候,他所考慮的是唯恐在東北抵抗惹惱日軍,致使被惱怒的日軍連平、津也一鍋端。張幻想將自己的故土、祖業,拱手送給日本,換取日軍讓他個人能繼續在北平享樂。

事實上,日本人也看到這一點。“九一八”前,即九月十六日,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人已獲悉情報,知張不會抵抗。才敢以一百零五個日軍攻擊駐紮八千東北軍的營房。正如後來蔣公向胡適等北平學界人士解釋的那樣:“不料日本知道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得多”。日本駐北平陸軍副武官永津人佐比重給東京參謀本部的報告:“張學良只想如何保存他華北地盤。”另外據日本學者關寬治、島田俊產所着的《滿洲事變》一書所說:張於十二月七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動撤出錦州的答覆。張在數十萬雄師撤退之前,向敵方報告不準備與日交戰的行為,可謂用心良苦。張為何如此做呢?他究竟想達到什麼目的呢?張寧願果斷、堅決的拒不執行自己祖國中央政府的命令,以及背離全國民意,也要千方百計的取得日軍諒解呢?張學良希望拱手將完整無損的東北送給日本,換取日軍不連平津一起端。張的這種心態,不僅可從他的行動清楚的看出,還可從張的電文中清楚的看出。如:“(東北)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換句話說,張怕東北一開戰,“華北全局同時牽動。”不僅守不住東北,“而且可能連華北的地盤都將不保。”“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一二八事變”中,張的表現,更證實此一分析。全國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張學良乘日軍雲集上海,東北空虛之際,收復東北。可張學良僅僅聽說“由於馬占山與張海鵬打仗,使日本駐齊齊哈爾領事清水八百一遇害”,唯恐因此而激怒日軍,而驚恐萬分,當著上海民眾代表的面,把馬占山數落了一頓,譏馬為“濫出鋒頭。”

在熱河抗戰時,南京最高軍事當局電令張學良:“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熱河”,張也因擔心此舉會觸動日軍,危及平津,而拒不執行。這一系列事實,充分的表明:張千方百計的取得日人的諒解,甚至以把自己的家園拱手給日本,來換取日本讓他繼續在平津享樂。

三、張學良密派親信出賣家園主權

張學良還私派親信苗劍秋“攜其私函,到日本密訪政友會領袖床次竹二郎,和陸軍中的寺內壽一大將,張在私函中提議:假如日本軍止於滿洲,不再向華北和內蒙前進的話,他可以滿洲地方領袖立場聲明承認滿洲國。張學良當時所求懇意者,要在和日本劃界,以保住他華北的地盤而已。”“苗劍秋大失所望而歸,張聞言曾抱頭大哭一場。”

張學良不惜出賣自己家園的主權,換取日本讓他割據華北。從如此張學良身上,能看到張學良因“失去家園,流落異鄉,魂縈夢系白山黑水”嗎?能看到張學良“急切的希望打回東北”嗎?

四、張學良想學吳三桂借敵軍打回東北嗎?

楊先生與筆者的分歧是,楊先生認為張學良希望蘇聯幫他打回東北。而筆者剛好相反,認為蘇聯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者,被認為是“二戰中最無恥的國家”之首。根本就不會幫張學良打回東北。它只關心“輸出革命”,在中國扶植他的代理人,使中國成為他的附庸。東北軍的親身經歷,使他們早就知道蘇聯不會援助他們抗日。如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日本關東軍急速向北滿靠蘇聯邊境推進,蘇聯擔心日軍可能進攻他們,就極力向日軍示好。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蘇聯外交部向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聲明,蘇聯政府對滿洲事件採取嚴正的不干涉政策。十一月七日,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在慶祝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演講中,重申蘇聯對滿洲事件採取不干涉主義立場。對一切有關中日衝突的活動,蘇聯都一概迴避。一九三一年底,國聯要求蘇聯參加李頓調查團,李維諾夫馬上回絕,並說,蘇聯不準備參加這個調查團,首先是因為蘇聯不想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為了避免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蘇聯政府對日本的許多行動都採取放縱態度。一九三二年初,日軍沿中東鐵路運送軍隊,管理該路的蘇方代表竟然不加攔阻,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極大方便。

此外,蘇聯政府還多次向日本一方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並出售中東鐵路和承認偽“滿洲國”。蘇聯為了討好日本,不顧中國方面的抗議,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公開向日本提議讓售中東鐵路,並於六月二十二日,在東京開始與滿洲國的代表就此開始進行正式會談,此舉等於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合法性。蘇聯的態度起到了縱容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蘇聯還加強邊境的看管,防控中國人進出。甚至將退入蘇境的東北義勇軍,送至遠離抗日前線的新疆,以免他們在蘇聯與東北邊界抗日,引起日人不滿。

這清楚表明,蘇聯早已無意捲入中日糾紛中。往後的事實更證明,像斯大林那樣的極端民族利己主義者,絕不可能“無私”的幫助張學良去抗日。蘇聯在一九四一年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發布兩國共同宣言。宣言說:“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是一場赤裸裸的罪惡交易:我認可你日本拿中國的東北,你認可我蘇聯拿中國的外蒙!條約簽訂之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對德國駐俄大使強調:“這一條約對於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將是加於中國國民政府的一項極大的壓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國屈膝求和;同時日本對抗英美的地位也因此增強了。”

蘇聯還將美國轟炸日本後降落在西伯利亞的美國飛行員,交給日本處死。在我國抗日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和美國一再懇求蘇聯同意將美國軍火運至西伯利亞,再轉運至中國,但均為蘇所拒絕,蘇聯絕對不會做任何可能引起日本不滿的事。

蘇聯和中共甚至還要用中國人的鮮血,來保衛他們共產主義者的祖國——蘇聯,他們還製造了“田中奏摺”的謊言來挑撥中、日兩國的關係,以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煽動中日火併,以把日本這股戰爭禍水,引向中國。

事實上,張學良完全明白蘇聯絕對不會援助他們抗日。因而,張學良他們在內部商討真實計劃時,並不是寄希望於蘇聯援助他去抗日,而是希望得到蘇援,以能叛離中央,割據西北。他們的密電清楚的告訴世人,他們爭取蘇聯援助的目的,只是為了應付“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後,所面臨的生存問題。

“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則財政來源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三百萬元的資助。同時,東北軍脫離南京後,武器來源也完全斷絕。因此,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設備,以及各種彈藥,都需要來自國際的援助。”

請注意該密電二次提到“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清楚地告訴世人:張學良在幕後做的是要叛離南京中央政府,他們爭取俄援的目的並不是他們口中所叫的抗日,而是為了應付“脫離南京政府”後所面臨的生存問題。徹底否定了張學良聯蘇是為了抗日的說法。

正因為張學良認為只要他高喊“革命”,並將東北軍控制的地方變成蘇聯的附庸,就可得到蘇聯每月“三百萬元的資助”。因而張學良宣稱他劫蔣,是因蔣介石這個“反革命面目已畢現”。並且心急如焚的期待蘇聯對他劫蔣這樣的“革命義舉反應如何”,張學良劫蔣後的一系列部署,也都是“革命措施”。如:準備“‘交人民公審’蔣。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首先打擊胡宗南’”。殘殺國民黨“反動”軍官,其中西安公安局長馬志強,被用鐵釘活活釘於城門,憲兵三團團長中將楊國珍全家連婦孺一起被活埋。並命令已在華北抗日前線的萬福麟軍,槍口轉內,“迅速南下”,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鄭州,“卡斷隴海鐵路”;命令黃永安攻取中央政府控制的洛陽;命令于學忠軍攻佔中央政府控制的蘭州;……甚至直迫南京。全都是貨真價實的“革命”,哪裡有絲毫“停止內戰”“抗日”的意思。

筆者認真的考證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言行,發現張學良在中共與蘇聯面前,拚命的表現他如何“革命”。例證除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事實外,張學良還肉麻的稱中共為同志。尊列寧為宗,“抗日同志會”入會儀式都是在列寧像前宣誓。處心積慮的把自己打扮成共產主義的虔誠的信徒。如:裝模做樣的研讀馬列主義著作,如《辯證唯物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傾幼稚病》、《資本論》等。還要黎天才和潘文郁經常給他講解,吳汝銘(吳雨銘)更是“專辦隨車講課”。張任鄂豫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和武昌行營主任時,家住武昌徐家棚,辦公在望山門原兩湖總督衙門,每天乘車前往要四十多分鐘,張學良常要他們隨車給自己講課。甚至到南京開會,住在蔣介石的陵園別墅里,張也毫無顧忌地要黎天才、潘文郁、吳雨銘(吳汝銘)給他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更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向共產黨示好,甚至要求加入共產黨。直到張晚年仍說“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等等。充分的證明:張學良從外蒙在蘇聯支持下“獨立”,以及盛世才在蘇聯支持下割據,使張學良感到只要他張學良像外蒙與盛世才那樣,宣稱他是共產主義的信徒,“革命”不離口,就會得到蘇聯支持而有恃無恐的據西北稱雄。(“愛國抗日”,只是張學良對中國人的宣傳,並不是張學良對中共與蘇聯的宣傳。)

但是楊先生卻認為:“二戰中最無恥的國家”之首的蘇聯,會幫張學良打回東北。楊先生沒有舉出事實來證明他的說法,只反覆重複中共的“蘇聯最抗日”。別說蘇聯從沒有說過他會“幫助張學良打回東北”,就連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9月17日,蘇聯也從背後入侵波蘭,一路上對混亂的波蘭軍民說:“我們是來幫助你們打德國人的。”騙得波蘭大批軍隊投降蘇聯,後來蘇聯擔心這批波蘭軍隊不可靠,竟慘無人道的把這大批波蘭軍人殺害了,即著名的卡廷森林事件。蘇聯不但沒有幫波蘭打德國,反而和德國一道瓜分波蘭。如此蘇聯能幫助張學良打回東北?其實蘇聯對中國也一樣,擔心退往蘇聯的東北抗日聯軍不可靠,殘酷的迫害包括他們在內的三十萬中國華僑。

正如前面筆者所引用的張學良早就妄圖將自己的家園東北,拱手送給日本,換取日本讓他割據華北。張學良在他的真實計劃——“不小的計劃”中,也只有與“大老闆打一架”,“期待大且偉矣”的“小家庭”,而且這些都是“十一月就起變化”,或“半年功夫可濟”之事。可見張學良只“期待”蘇聯“每月三百萬元的資助”,以便他“脫離南京政府”,建立“小家庭”後,能生存下去,而且是“十一月就起變化”,“半年功夫可濟”的事。並沒有楊先生所描述的,張學良希望蘇聯耗費天文數字的金錢,作出巨大的犧牲“幫助他打回東北”的“宏圖”。且張學良生前親自選定,他死後安葬在夏威夷日本人的墓園——《神殿之谷》。即張學良至死也沒有回東北的意思,此其一。

其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像蘇聯這樣的二戰中最無恥的國家,根本就不可能幫助張學良打回東北。可楊先生不以事實為依據,僅僅憑他自己所想像出的,或者中共所說的“蘇聯最抗日”五個字,就把張學良從外蒙與盛世才的經歷中,學到的每月得到三百萬元資助的“秘訣”,說成是張學良希望蘇聯無私的傾全國之力,“幫助他打回東北”。別說蘇聯從沒有說過幫助張學良“打回東北”,就是蘇聯說過“幫助波蘭打德國人的”,都沒有幫助波蘭打德國而復國,反而與德國一起瓜分波蘭。如此不顧信義的國家,能幫助張學良“打回東北”?

不難看出,楊先生的“張學良一直都想打回東北”的說法,既與張學良的一生表現不符(張學良從一九三零年初就出賣家園,死後安葬在日本人的墓園,死也不想回東北。特別是“九一八”期間,為了防止出現“(東北)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後方。”“華北全局同時牽動”,不僅守不住東北,“而且連華北的地盤都將不保”。唯恐在東北抵抗惹惱日軍,致使被惱怒的日軍連平、津也一鍋端。幻想將自己的故土、祖業,拱手送給日本,換取日軍讓他個人能繼續在北平享樂),又與蘇聯這個二戰中最無恥的國家的一貫作風對不上號。究竟誰“主觀性太強,既沒有史料做憑據,也不合乎常情常理”。以及誰“太主觀地從個人好惡來看問題”呢?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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