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周年，習近平選擇提前在4月30日發表紀念演講，除了「聽黨的話，跟黨走」等備受關注的言語之外，其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當青年犯了錯誤、做了錯事時要及時指出並幫助他們糾正，對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時衝動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導，能包容要包容，多給他們一點提高自我認識的時間和空間，不要過於苛責」。不只如此，他還說「要積極鼓勵青年到艱苦的一線吃苦磨練、增長才幹」。然而，4月29日，也就是這篇演講發表的前一天，卻有五名北大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學生「失聯」。那五個青年消失的時候，正好就在工廠打工，可說是貫徹工學結合，真正體驗着勞動人民的生活。
這當然叫人尷尬，就好比清華大學在108周年校慶這個大日子當天，用圍板封堵了校內著名景點「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也就是俗稱的「王國維紀念碑」）一樣。陳寅恪先生寫的這篇碑銘，最有名的是它最後這句話：「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巧合，清華只不過是想維修這座珍貴的紀念碑罷了，外界不宜過多猜想。不過，假如這真的只是正常工序，那就說明清華大學校方的公關觸覺和社會敏感實在太糟。明明知道清華法學院著名學者許章潤先生才因為撰文批評習近平而被停職，明明知道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大日子即將到來，明明知道「王國維紀念碑文」已經成了現代中國知識人品格理念的象徵，竟依然在這麼敏感的時刻跑去維修這座紀念碑？這如果不是太過害怕發生政治錯誤，就是絕對的愚蠢。同樣的道理，也完全適用於那五位北大學生的失聯事件。
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在五四前夕發生了這些事情，恰好可以說明五四遺產的尷尬，那是一份你不能不繼承，但又不可能完全繼承得了的歷史資源。
廣義的五四非常複雜，結合併且促生了眾多流行一時的近現代思潮（其中還包括已經被時人淡忘的無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乃至於後來各種不同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意識形態都能夠聲稱自己是五四的傳人。又由於它的影響實在太大，所以即便是亮明旗幟反對五四的人，在正面宣說自己主張的時候，也不可能完全繞過這座巨大的路標。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政府，則一直在黨史和官方國史的敘述當中，把自己樹立成五四精神的不二嫡傳，其中最標準的說法是五四孕育了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但五四孕育的可不只是一個中國共產黨，所以它還是有必要說明五四運動的真髓到底是什麼，以及它怎樣承續發揚了這股精神。有趣的是，隨着時代變化和現實需要，這段故事敘說的階段重點也在不斷轉變。它曾經特別強調「德先生」和「新民主主義」的關聯，以此對抗蔣介石政權的專制獨裁。後來則高揚五四運動反對封建吃人禮教的那一面，接上了自己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改革開放之後，「賽先生」往往被等同於科教興國，符合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正如余英時先生在最近發表的〈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所言，直到最近幾年，中共官方的五四故事卻出現了奇妙的變化，「否定『五四』受到鼓勵而無所不在」。為什麼一個把自己合法性和五四運動捆綁在一起的政府，能在嚴密的文網當中替否定五四的聲音網開一面，甚至提供舞台為他們鳴鑼開道？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過去四十年通常作為修飾語使用的「中國特色」，漸漸變成了核心主語。
身在海外的余先生非常敏感：「從江澤民到習近平，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佔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習在各種講演和談話中引用傳統經典，層出不窮，以至官方必須編一部《習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讀者查考」。包括北大那幾位失聯學生在內的一批青年左派，尊崇馬克思和毛澤東，甚至還「聽黨的話」，深入前線和勞苦工人站在一起，卻遭到校方和安全部門的打壓；而這個政府卻容許黨員資本家馬雲公開宣稱員工「九九六」（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從早上九點上班到晚上九點）光榮，其理在此。也就是說，除了共產黨作為先鋒黨這一面之外，整套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甚至到了幾成包袱的地步。在中國特色為本，西來的馬克思主義（或者其中大部分精髓）可能需要淡化的現在，激烈批判中國傳統的五四自也需要讓路。余先生又說：「今天大陸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論述，都以『中國獨特文明』為理據，徹底否定『五四』的歷史意義。我又進一步指出，這些論述基本上是為『黨天下』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
然而，只要這個意識形態轉換的工程尚未大功告成，馬克思主義和五四精神尚有一日不得棄，政府就不得不「創造性地轉化」這些遺產。於是五四的豐富義蘊，在當下便只能獨揚愛國主義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時候，特別強調其它局部主張（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時候批評五四反對封建傳統太過，但在壓制佛教、伊斯蘭以及基督信仰的時候，則不妨弘揚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說愛國，五四史事也還是能令政府困擾。因為在最正統的官方史述裏面，若要強調當年學子愛國情操之壯烈，便不能不痛斥賣國北洋政府之罪惡；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過，便不可不說它如何粗蠻對待那批學生。那北洋政府當時到底幹了什麼壞事呢？五四當天燒掉了國家官員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傷的那批學生，被關三天獲釋，事後不止沒被追究，還成了國民英雄，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詳的佳話。其實1919年六月上旬，學生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一樣有些現在看起來非常有趣的「違法達義」事件。那時候正好在北京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在六月五日一封寫給女兒的家書裏面如是記述：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補記：「我們從電話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裏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裏。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後來的事情我們都曉得，徐世昌總統在六月六日派官員去向學生道歉，學生才肯撤出宿舍……。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