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革造反到「八九」民主運動
——1966-1989（23）年間共產黨專政下民眾的三次政治抗爭浪潮
問題的提出
（1）1989年4月以悼念胡耀邦逝世為發端，到6月4日中共軍隊北京屠城被鎮壓的「八九」民主運動是一場單純的學生運動還是全民運動？這場運動是偶然的突發的還是自1979年，實際是從1978年（下半年）真理標準的討論開始的延續10年的非毛化運動發展的高潮？
（2）這10年的民主運動與1976年「四.五」運動的關係如何？
（3）「四.五」運動是偶然發生的還是「後文革時期」以文革造反派為主體的政治維權抗爭運動的組成部分？其與文革造反運動是什麼關係？
追根溯源，我要闡明的是「八九」民主運動與文革造反運動的政治聯繫問題。我認為從1979到1989年的10年民主運動是文革造反派反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政治抗爭（造反）浪潮的延續。而「八九.六四」屠殺，則是這場延續23年（中間有兩次中斷）的全國性政治抗爭運動（浪潮）的最終失敗。
在1966-1989（23年）年間共產黨專政下，先後發生了三次全國性的群眾性的政治抗爭浪潮。
1、文革造反派造反運動（第一次抗爭運動）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政治運動是3年而非10年，這是由作為共產黨主導的一個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必須具有的3個構成要素（運動要達到的目的、依靠的階級力量與鬥爭雙方，還有運動進行的方式）所下的結論。至1969年上半年左右，構成文革運動的3個要素大都不復存在了。（目的達到-劉少奇被打倒、共產黨17年建立起來的舊官僚機構被推翻；依靠的階級力量與搏鬥的雙方-群眾性的政治組織大都瓦解；運動的模式-大民主模式也隨之消逝）所以文革政治運動是約3年。
研究文革，還應該把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政治運動；文革時期的社會政治現象；文革造反派造反等三個問題區分開來。三個問題不是一回事。否則是梳理不了這段歷史，無從做出真實的判斷的。鑑於時間，不在此論及前兩個問題。
對文革造反派造反的性質，應該從政治哲學角度抽象，不能以單一的某個學校、某個省市、某個單位的某個造反派組織或者它的領袖的政治主張與言行來定性這場造反派造反運動的政治屬性。因為它不是像共產黨的政治運動那樣有一個極權主義的集中統一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思想領導，技術指揮，而是複雜的多元的。這場造反運動從歷史的政治的角度與層面，它是自共產黨1950年前後消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力量17年之後，第一次出現的大規模的政治反對派。這個政治派別代表了受共產黨官僚階級殘酷血腥壓迫了17年的民眾的述求（包括政治的經濟的）。不能因為其局限性而否定。當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裝神弄鬼，借「魚腹丹書」起事，2000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人質疑其政治合法性。16世紀初，馬丁.路德反對羅馬教廷的鬥爭也是扛着上帝的旗號。要求共產黨血腥專政下政治反對派公開打出反共產黨的旗號，或者要求其事先具備完整成熟的現代民主政治理念與綱領，這是強人所難。民眾，特別是共產暴政下的民眾反壓迫應該是天賦人權，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不應該以所謂「奉旨造反」的說辭剝奪受共產黨迫害的民眾抗爭的天然權利，否定造反運動的政治合法性。
其實這個問題在文革中遭到批判過的共產黨官員中大都是沒有異議的。據我接觸的官員中，他們大都對自己在文革前17年時期，迫害或者不善待老百姓的過錯，經過文革提高了認識。做了自我反省，否定了自己的過錯的。在被稱為「極左路線」、「左的政策」時期他們犯下的錯誤，沒有人翻案的。
實際上造反派的造反運動，是被毛澤東殘酷鎮壓下去的，其形式中包括軍事武裝圍剿（如廣西）、直接或者間接的軍管軍訓、以莫需有的罪名構陷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造反派造反的政治屬性，實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的，三反分子。
2、1969-1971年前後（約3年多時間）：秋後算賬全面鎮壓時期。
這是共產黨新、老官僚集團、包括軍事官僚集團等實行全面鎮壓的時期，包括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運動。運動打擊的對象主要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和文革前的黑五類還有所謂現行反革命。這三項運動是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社會鎮反（第二次鎮反）與黨內肅反、反右、四清等運動的綜合，是政治運動的大雜燴。毛澤東要撥文革造反之亂，返文革前社會政治秩序之正，秋後算賬還矯枉過正。運動至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後才中斷。林彪出逃救了千萬人的身家性命。與1960年7月赫魯曉夫宣佈中斷對中共的經濟建設援助合同有異曲同工的效果，使得農村人民公社裏少餓死幾千萬人，赫魯曉夫功德無量。
3、1972-1976.10：後文革時期出現了第二次政治抗爭運動。
1972-1976年10月華國鋒政變（不足5年），為「後文革時期」。社會基本政治特徵是毛澤東神話破滅，文革理論破產，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階層大都官復原職。之前，1966-1971近6年中前後兩個階段的政治運動的極端政策得到一定的調整與糾正。具體來說就是前兩個運動期間被打倒的黨內官僚集團和被整肅的造反派及蒙冤的其他民眾從極端政治恐怖氛圍中解脫出來。當然政治上獲取利益的只是被打倒過的又復出的舊官僚集團。該時期除文革理論保留下來（空有其名），社會政治結構基本返回到文革前。由於毛澤東還在，文革派（包括底層造反派社會群體）和重新上台控制了絕大部分社會權力資源的官僚階層之間達成了某種政治制約與相對平衡，社會氛圍相對寬鬆。期間的鄧小平搞的「整頓」和之後毛澤東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先後打破了這時期的相對的政治平衡。
我所要強調的是：在這後文革時期近5年中，組織上早已經瓦解的造反派，又重新活躍起來，出現了一波群眾性的政治抗爭浪潮，在文革造反被鎮壓之後。借用現在的政治術語叫維權。只是規模不能與文革造反同日而語。他們和文革中一樣，代表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民眾的不滿情緒和訴求。比如反開後門（如當年知青回城的途徑有招工、參軍、上大學、病返等，大都需要開後門）；反政治特權；反迫害，要求對其在全面鎮壓時期受迫害給與平反道歉恢復名譽，賠償經濟損失等。這個時期最著名的政治維權事件應該是江西贛州的李九蓮和鍾海源事件。現在一般只知道林昭、張志新而不知道李九蓮和鍾海源事件。或有意避諱。江西贛州的李九蓮和鍾海源事件是後文革時期發生的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由社會各個階層積極主動參與投入的大規模的反共產黨暴政的政治抗爭運動。後來很多參與者都被迫害甚至被槍斃還活摘器官。比之「四.五」運動更慘烈。這次贛州抗爭運動應該具有重大的政治歷史意義，應該載入史冊。（對此事件，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革史》中有詳細敘事）。
1976年的四.五運動，是後文革時期帶有全國性的民眾反共產黨官僚階級的一個標誌性政治事件。是借哀悼周恩來逝世作為發端的。事件發生的社會政治背景是多樣的，參與其中的人員的政治態度、社會階層、利益訴求千差萬別。（包括社會底層民眾、體制內外人員，黨內政治上的反毛派、文革造反派等）這個運動在政治本質屬性上也是反共產黨專制暴政的民主運動。當時打着擁護毛澤東文革旗號，活躍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潮流中的造反派對這場運動也是靜觀其變的。他們懂得「打鬼藉助鍾馗」的道理。
後文革時期民眾政治維權抗爭運動，實際是被華國鋒政變集團全面殘暴血腥鎮壓了的，而非毛澤東。在之前僥倖跳過了殺害的不少政治犯被殺害了。華國鋒政變與兩年後的「改革開放」沒有政治邏輯上的聯繫。華國鋒「兩個凡是」是自欺欺人，他否定毛澤東文革理論和實踐要恢復文革前17年的政治形態。據蕭冬連的書中提到，後來有人提議要追究華國鋒殺人的責任，被黨內高層某人檔了下來。「八九、64」鄧小平敢於殺人，與在1979年開始的「改開」運動中沒有追究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共產黨高層官員的罪責有關。普京上台後復辟類似共產黨專政式的個人獨裁，這和葉利欽沒有全面清算共產黨執政84年間犯下的罪行有關，是政治後遺症。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官方的「十年文革」說，是從共產黨建國的27年（1949.10-1976.10）間的高層權力結構特徵的變化而論的。前17年是共產黨一黨專政，後10年是毛澤東個人獨裁。劉少奇鄧小平們否定這10年，只是出於他們的政治大權旁落，威風不在。不論共產黨一黨專政還是毛澤東個人獨裁，都是民眾的災難，社會的災難，亘古未有的人道災難。
只否定文革開始後的10年不否定前17年；
只否定整人的政治運動不否定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
只是批評「一化三改造」搞早了搞快了而認為其政治正確；
不認可社會主義（革命）但是肯定新民主主義（革命）······。
這些認知大多是出於個人（家庭）的政治功利或者受制於意識形態框架制約。
我在此強調的是：不要再繼續誤以為共產主義是烏托邦；共產黨領袖是理想主義者。文革三年只是百年共產主義運動漫長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片段。
4、第三次政治抗爭浪潮：1978年夏天-1989年的非毛化與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改革運動。
非毛化運動是一個泛化的概念，其中的派別包括主張政治民主化與堅守共產黨專政兩個派別。兩個派別最早的交集主要是在「平反運動」與經濟政策調整與改革兩個方面。政治民主化訴求是非毛化運動中兩個派別鬥爭的焦點與主戰場。這兩個派別可以分別稱為政治改革（民主）派」和「四個堅持派」（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民主派在黨內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四項堅持派的代表人物是鄧小平、陳雲。先後遭到兩次鎮壓的造反派（包括認同其觀念的各階層各年齡段的民眾）則是黨內政治改革派的社會基礎，黨內黨外高層下層遙相呼應相得益彰。頑固派在社會底層沒有任何民眾基礎，關鍵是它們掌握了權力資源，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
（1）1978年夏天開始的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共產黨體制內改革派從政治哲學層面公開發難，吹響了挑戰（華國鋒為頭目）兩個凡是派的號角，亮出了非毛化運動的政治旗幟。以「落實政策」為名稱的政治平反運動實質意義是從政治上、經濟體制上、文化形態等多方面否定前30年的共產黨（包括毛澤東劉少奇等整個共產黨官僚階級）執政。這個工作最初主要是擔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主導的。其中給地主「摘帽」改變成分為社員，給55萬右派分子平反，如同驚雷，政治驚雷，產生了巨大的社會震撼作用，既有從政治理論層面也有從實踐層面否定毛澤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四個否定）的重大意義。這個平反運動表明中共黨內高層非毛化運動從只否定毛澤東文革的政治功利性擴展到反思甚至欲否定（建國後的）17年。除給右派分子平反外，反右傾運動、整風整社運動、四清運動、文革等運動中被整的幹部與群眾（普通農民除外）等數百萬人均獲得平反、糾錯。農村人民公社裏普遍的農民自發性的包產到戶的「資本主義」活動從經濟體制方面嚴重衝擊與動搖了黨內高層政治頑固派的另一個重要陣地；這農村包產到戶的浪潮也從另一個側面支持與聲援了黨內外政治民主派的政治正當性。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包括1961-1962年在內的先後在農村人民公社制度框架內發生的兩次包產到戶或者分田單幹風潮，都是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們自發搞起來的，與劉少奇、鄧小平沒有直接的關聯。如果說前一次農村單幹風得到劉少奇的間接支持，但後一次單幹風與鄧小平毫不相干。1978年後出現的包產到戶風潮從經濟體制方面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挖社會主義牆角的意義與平反運動互相呼應，對共產黨一黨專政政治形成兩面夾攻之勢。1979年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群眾運動就是在上述社會大背景下開始。可謂水到渠成，順風楊帆。它是承接文革與後文革兩個時期民眾反共產黨壓迫的群眾性政治抗爭運動的。北京「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大多出自受共產黨建國後30年期間迫害的老百姓之手。不能以牆上某幾張政治宣言式的大字報的作者的政治經歷、對文革造反派的政治認知、對文革或者文革前17年的政治評價等的個人觀點來作為定義由出現西單民主牆開始的10年群眾性民主運動的性質的定性，及其和後文革時期，文革時期民眾政治抗爭運動的承傳聯繫的是與否。同理，這場延續10年的運動是全國性的，涉及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民眾的多種訴求的，根本不能用某幾個出頭露面的人物當時或者事後的觀點來定義這場上承文革、後文革時期的群眾性政治抗爭運動，後續平反運動和農村包產到戶風潮的大背景下開始的延續10年的群眾性的政治民主化風潮的政治性質。就政治組織資源方面而言，如沒有黨內高層政治改革派的宣導與支持，還有改革派控制的電視台同步正面報道，及時傳播信息，沒有北京和全國各地人民的支持聲源，廣場上的學生很難堅持兩天。運動的發起與領導者根本不是某幾個人自詡的。若干資源中，更重要的或者起關鍵作用的還是黨內高層政治改革人物或者派別的支持【詳細情況參閱蕭冬連《歷史的轉折（1978-1981）》】。同樣，文革時期與後文革時期的群眾性的政治抗爭運動也是藉助於共產黨高層內部的矛盾與鬥爭的夾縫中發生的擴展的。可謂政治資源。沒有這種政治資源，就沒有先後三次全國性、群眾性的可歌可泣的政治抗爭運動。特別是1979-1989年，運動能夠延續10年的關鍵的政治資源就是包括共產黨內高、中、低層都有一大批要求、同情、認可政治改革的力量。1989年趙紫陽下台和軍事鎮壓，這場運動的黨內政治資源喪失，運動也告失敗。非常可惜。其失敗改變了自共產黨打敗國民黨顛覆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30年之後，中國大陸歷史進程難得的轉機，民主轉型功虧一簣。
結語：
歷史發展的進程與方向的轉折很多情況下是由諸多偶然的政治社會因素、某個人物或者群體活動的因素甚至一念之差導致的。歷史上不勝枚舉。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這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