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未成年人，是當今最盛行的說法，有的國家定為20歲以下，有的國家是16歲，而在我國，目前定在18歲以下，並有《未成年人保護法》頒佈。不過，在我小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未成年人保護這一說，還竭力鼓動少年兒童向大人看齊，不惜生命與階級敵人作鬥爭、不顧個人安危搶救國家財產、遠離父母上山下鄉、放棄學校學習去「三大革命實踐」中鍛煉、堅決與有問題的家庭劃清界限，而在文革中，學生批判老師、孩子揭發家長、晚輩鬥爭長輩，更是社會生活的主流。
放棄讀書崇拜領袖批判老師鬥爭長輩
文革發動那年，我正在北京讀小學三年級。三年級以前，學校還要求我們見了老師要鞠躬，我鞠躬很到位，經常受老師表揚。1966年以後，不但向老師鞠躬不需要了，而且優秀老師幾乎都成了批判對象。我就讀的府學胡同小學一連揪出了多位老師，其中，校長是走資派，被剃成陰陽頭，她的兒子姓高，和我同班同學，從此就不來上課了;和藹可親的王立人老師成了軍統特務;還有一位教體育的田老師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據說在三年饑荒時期曾泅渡投敵，但沒游過去;我的班主任孫紋繡，溫文爾雅，對待我們如慈母，最後也被停課接受批判，原來她的父親是孫良誠，毛選里點過名的人物。
我哥哥與我同校，他的班主任姓王，經常來我家和我的父母聊天，身邊還帶着一位智障女孩，也是我哥哥的同學，北京衛戍區司令的女兒。智障是近些年從台灣傳來的稱呼，過去我們用的都是些很難聽的詞彙，比如傻子等等。王老師的牢騷也讓我記住了另一種聲音，她說小學校長才是科級，怎麼也是走資派?孫紋繡從前不過是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怎麼會反革命?但王老師很快就不來串門了，因為打砸開始了，各種反黨集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斷被揪出，社會混亂不堪，最後連那位智障同學的父親也成了「楊余傅反黨集團」的頭子，她不知去了哪裏。
文革開始，課本也停用了，我們以學習毛主席語錄為主，再加點算術，音樂課都是歌頌毛主席的內容，老師教的第一首歌是《阿瓦人民唱新歌》，用一架風琴伴奏，旋律很好聽。那個年代，「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學會的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是全國人民經常使用的套話，報刊上用，發言時用，連小孩子都會用。但實際上我最喜歡的是《阿瓦人民唱新歌》，雖說這也是一曲讚歌。
有一天，學校門口開始重新設計影壁，一位美術老師站在那裏日夜畢恭畢敬地作畫，沒多久，油畫「毛主席來安源」在我們學校也複製成功了，這幅畫當時普及全國各個角落。從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早上一進校門就要向這幅畫鞠三個躬，然後湊在一起高舉《毛主席語錄》，呼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祝福三遍是必須的，還要高唱《東方紅》，進了教室上課時再唱《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放學時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一段時期還要背誦《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坐在教室里的標準動作就是手握毛主席語錄的下方，將語錄封面朝外，放在胸前，目視前方，這也是所有男女老幼端坐或站立時的統一動作。
那個年代，除了領袖像遍佈任何場合、任何地方外，就是像章大泛濫，五花八門、各式各樣，不僅人人胸前別着一個，家裏還都有幾十個、上百個、甚至上千個。我們院裏有個歷史系教師自己在家開作坊，專門製作毛主席像章，據他兒子告訴我，一共做了一萬多個，什麼材質的都有。前幾年，一位部隊文工團的朋友去朝鮮訪問，回來後大發感慨，他說即使領袖崇拜，人家也比我們嚴肅百倍。在朝鮮，像章有一定之規，不許亂做，呼喊萬歲的聲音則是排山倒海，最終匯成一股聲音，而他當年多次參加毛主席檢閱紅衛兵，百萬人喊聲雖然巨大，細聽還是雜亂無章、此伏彼起。
那時我們這些孩子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很大，我經常跟着小夥伴去撒傳單，因為我們是人民大學的教師子弟，所以傳單有人大三紅的、新人大的、紅梅戰鬥兵團的，這些都是人民大學的群眾組織，傳單上寫的全是些揭發批判「黑幫分子」「走資派」「叛徒」「特務」的文字，還有漫畫，傳單撒出去後，街頭大人蜂擁而上，爭搶傳單，看了這樣的情景，我們的心裏很過癮。我還經常把外面的一些宣傳品帶到學校，記得有一次我搶到了一幅「百丑圖」，上面都是黨政領導人的漫畫像，從劉少奇開頭，一直到省委書記和部長，孫紋繡老師當時還沒被停職，她見到後很不滿，叫我今後別拿這些東西來學校了。
我們小學的高年級同學很快都戴起了紅袖箍，男女同學個個身穿綠軍裝，扎着皮帶，還騎着自行車，下車後一定要手持鋼絲鎖，插着腰。這身打扮和姿勢在當時的街頭巷尾最時興。鋼絲鎖可以隨時抽打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也可以與對立的其他組織武鬥，打群架，以此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其中六年級有位同學姓李，是個高幹子弟，經常來我家找我哥哥，而我哥哥其實才四年級，特別喜歡跟着這位姓李的大哥混。李大哥經常過來告訴我們兄弟三個，什麼如今最流行，從他那裏，我們知道了如何搶軍帽、以後還知道了「拍婆子」。那時戴綠帽子很盛行，一次，他來的時候戴了頂厚帽子，也是綠的，兩邊的帽耳朵放下來很暖和，紮上去很帥氣。我哥哥看見了也想要，我父親設法去買了一頂，沒想到戴了不幾天就在街頭被人家騎着自行車一把擼走了。李大哥知道後，問了被搶的位置，第二天便要了回來，我們因此更加欽佩這位大哥了。但沒多久，他就因為參與武鬥被拘留，被定為「聯動分子」，後來又聽說被釋放，最終也沒再見過。
文革前，我母親為我們兄弟三個念過《紅岩》，讓我們背誦過《革命烈士詩抄》，在廣播裏聽過《青春之歌》《王若飛在獄中》《革命一家》，看的電影有《滿意不滿意》《今天我休息》《錦上添花》《紅日》《冰山上的來客》《崑崙山上一棵草》，文革開始，才知道這些都被定為毒草。當時的電影、小說好像絕大多數都被定為「封資修」的毒草，我讀過一本由紅衛兵編寫的《60部小說毒在哪裏》，讀得非常細，還學會了裏面的各種形容詞。破「四舊」運動到來時，我家裏趕緊將《普希金選集》《日日夜夜》《古文觀止》等藏了起來，但院裏的幾位小朋友揭發我家裏的小人書都是反動黑貨，我只好將這些小人書抱了出去，這是些由《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改編的連環畫。院裏燒書的火堆整整燃燒了2天，許多線裝書、世界名著都被中學來的紅衛兵和大院裏的小朋友扔進火中。
小說《紅岩》作者羅廣斌是叛徒而且最終畏罪自殺的有關文字和消息，我在大字報、紅衛兵小報上看了不少，印象很深。覺得階級鬥爭真是尖銳複雜，老師、叔叔、阿姨還有外面那麼多人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連《紅岩》都是大叛徒寫的大毒草，看來階級鬥爭這根弦一定要繃緊。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定要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時刻警惕階級鬥爭新動向，是我們早在文革前就接受的教育，文革中間又加劇了這種教育。那個時期，大人都投身文革，小孩基本沒人管，想管也管不住了，打架、砸玻璃、起鬨，成為孩子們的日常生活。我家住在張自忠路三號，從前稱作鐵獅子胡同一號，所以大家都叫鐵一號。鐵一號大院裏誰家大人被揪出來了，我們就朝誰家扔石頭，彈彈弓，欺負誰家的孩子，我們還特別警惕陌生人，一見有不認識的人出現，就會跟蹤、尾隨。院裏的公共樓道和民國時期的老建築—灰樓，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全被砸碎了;學校里的玻璃也常常被同學們砸破，老師根本管不了。院裏還常常被人舉報有反動標語，警察不時跑來，又照相又偵查，但我看了半天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只看出毛主席三個字，其他模模糊糊，其實就是亂寫亂畫。
在街頭看游鬥是我們每天的生活內容。鐵一號院子裏的游鬥是邊走邊鬥，脖子上掛着大牌子，在院子裏繞了一圈，最後走到那座民國老建築灰樓前停下。這裏是個較大的空間，既可以讓過往行人都看見，也可以聚集起上百人。被鬥的人都是站在台階上，低頭對着大門，一斗就是幾個小時。也有鬥爭的群眾認為被鬥的不老實，就將幾把椅子、凳子摞起來，讓被鬥的那位高高立在上面。我見過一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副教授，因為工資被凍結，實在沒錢買東西吃，餓極了，就在東四九條副食品商店裏偷了7分錢一包的人參果，結果被售貨員當場抓住。批鬥他時就是站在了兩把椅子上面，好像演雜技那樣，專門去取椅子的那位叔叔與我父母很熟，他說，這樣才能讓大家都看清他的醜惡嘴臉呀。而馬路上的游鬥常常在卡車上，時常看到路上有游鬥的卡車或緩緩駛過，或疾駛而去，上面不是一人就是數人，被兩側戴紅袖箍的人按着頭，反扭着胳膊，呈噴氣式模樣。卡車的駕駛棚頂安放着高音喇叭，插着紅旗，一路呼喊着打到、砸爛的口號。
在學校里，被批鬥次數最多也是最殘酷的是田靜一老師，大約快50歲了，以前她從未教過我，但我卻在學校禮堂參加過多次批鬥她的大會。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級同學強迫做「噴氣式」。她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房東。我還被班級選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師。那次批判會，我腳穿翻毛皮鞋，說到激憤處，猛一跺腳，嚇得田老師向後一閃，以為我會踹她一腳。
文革發動沒多久，紅衛兵還將「勒令」貼到了我家門口、我的祖母當年被劃定為地主成分，所以此時也在劫難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鐵一號大門口，與幾十個老弱病殘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一起受批鬥，渾身沾滿路人的吐沫，還有人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常常被砸得頭破血流，最後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臨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陰陽頭，不得不在頭上裹着條頭巾，正好我放學回家，在路上遇見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見我就大聲喊我的小名，而我卻不敢上前。沒想到這一喊，竟成永訣，回到上海嘉定婁塘老家後不久，她的屍體就漂浮在池塘里。當時公安局來電稱「畏罪自殺」，可上世紀80年代我去嘉定，當地檢察院卻告訴我也有可能是他殺，真相一直難辨。那個年代，北京火車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悽慘的景象，一群群年邁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陰陽頭，有的衣衫襤褸，有的蓬頭垢面，個個猶如被打上了印記，一看就是被遣返回鄉的「黑七類」。他們拎着包袱，低頭匆匆往車站裏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們吐痰、扔石塊，甚至踹一腳，打一拳。返鄉的一路上，他們在車廂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對象，在長途汽車同樣是眾人欺負的弱者。
我的母親曾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文革期間先被關押，後又送水泥廠勞動。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軍代表和我母親的一個學生忽然來到我家，召集我們全家開會。那個女學生個頭很高，其父是軍級幹部，所以披件軍大衣，趾高氣昂。她高聲要求我們幫助母親找出問題，認清歷史，端正態度。幸虧我那時沒有犯傻，最終也沒有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的母親。而我家鄰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歲，他的父親在一所大學任黨委副書記。一天，紅衛兵將他的父親揪來大院游鬥，說是讓鄰居認清反革命黑幫分子真面目。他的父親低着頭，戴着紙糊的高帽，邊走邊敲鑼，喊「我是黑幫」;而他，則牽着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親的脖子上，嘴裏不斷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個大院裏還有一家，父母分為兩派，姐妹二人各隨一派，天天家裏爭吵不休，互相揭發批判，都自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
高喊打倒圍觀抄家領教武鬥下放勞動
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孩子除了學語錄、唱頌歌、向領袖像鞠躬、批鬥老師、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報和捷報，學校要求我們晚上只要有重要廣播，都必須在廣播後到校集合，然後遊行、學習。最新指示發表、全國山河一片紅(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九大閉幕，我們無不上街慶祝，高呼口號，一直折騰到深夜。我們還參加浩浩蕩蕩的遊行大軍，相繼到緬甸駐華大使館、印尼駐華大使館、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外示威，嘴裏高呼過「打倒吳奈溫」「打倒蘇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面那條路不知去過多少次，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我們的遊行更加起勁，嗓子都喊破了，那條路也早被改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後40來年，除了戰鬥英雄孫玉國的事跡外，珍寶島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離開了社會輿論的視野，難道領土問題也分時段?
打倒劉少奇、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楊余傅、打倒王關戚，是文革前期我們這些小學生都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抄家，在那時最為常見，我經常跟着四周的小夥伴一起去看院子裏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目，只見屋主人低着頭站在門外，屋裏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一箱箱的東西被裝上卡車運走，書籍、手稿、筆記本、相冊、繪畫、書法、首飾、存摺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時的抄家由誰來定，似乎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據我所見，有專政機關，有群眾組織，甚至也有幾個紅衛兵自己就能敲定。那個年月，夜半查戶口也是一景，家裏的大門半夜裏突然就會被擂響，有人在外高喊查戶口，每次開門後進來幾個人，有時只有一兩個人，既無證件，也無制服，手持手電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後揚長而去。
我從紅衛兵小報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國武鬥很盛行，最厲害的是保定、鄭州、柳州、重慶、武漢，遠比人民大學的兩派對壘兇殘得多。有一位遠方堂兄住在廣西柳州，一天忽然間投奔到我家。據他說是躲在貨車裏逃出來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軍的進攻，除了飛機，什麼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鐵棍向他砸來，幸虧他用左臂一擋，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卻斷了，我們因而稱他為「斷手哥哥」。我和父親陪着「斷手哥哥」去動物園，在那裏看見一個比我還小的男孩正乞討，「斷手哥哥」告訴我們，這個男孩與他同在一列火車上逃出了廣西，男孩的父母在武鬥中雙雙喪生。
在小學，學習的榜樣是劉文學，還有龍梅和玉榮，所以，我們腦海里被深深植入這樣的意識：見到階級敵人破壞一定要奮不顧身去鬥爭，見到集體和國家財產受損一定要捨生忘死去搶救，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學校專門組織我們去電影院看紀錄片，說是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結果留下了兩個難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經過多少年之後，水牢大概人們早已忘卻，可喝人奶竟然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延續下來，化作許多老闆和領導的偏好。那時小孩子之間流行一首兒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聽起來似乎個個崇尚拾金不昧，實際上歌詞早被改成：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手裏邊，賣冰棍的把頭點，我高興地說了聲，孫子，找錢!
講用會也是我們的課堂內容，講用就是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所以講的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經驗。有時請外面的模範人物，也有時就是自己講。大家講的最多的就是如何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因為講得過於頻繁，所以就拼命想法編故事，不然，無話可講。我們最喜歡編的是在路上如何撿到一毛錢、五分錢，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買冰棍買糖果，後來想起了毛主席教導「要鬥私批修」，所以就交給警察叔叔，或者老師。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編，但交老師不能不確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學就自己交出零用錢，以便獲得表揚。勞動時想偷懶，後來腦海里響起了毛主席的教導，也是同學最愛講的故事，這種故事的好處就是真假難辨，永遠無法證明。
在這樣的環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餘江。我的父親先去了那裏的五七幹校，過了大約半年，我們和母親才從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車到達鷹潭，當時鷹潭稱鎮，半夜又轉乘輪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達錦江鎮。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幹校在劉家站，一個小火車站，而我們兄弟三個則獨自住在錦江鎮，那年哥哥13歲、我12歲、弟弟9歲，自己照顧自己，一個季度才能與在幹校勞動的父母團聚一次。我們吃飯可以去五七幹校駐錦江聯絡處的食堂買，最困難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進井裏，
錦江鎮位於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鎮，也是過去的縣邑所在地，街道兩旁店鋪鱗次櫛比，還有座很有名氣的天主教堂。可惜，自從私營商業被取消後，店鋪大都關閉，成了住房。我家開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縫鋪里，面積不小，後面有灶間，前面有鋪面，上面有閣樓，本來住在這裏的裁縫一家早已經被下放到偏遠村子裏去了。因為這裏潮濕，半年後我家又遷到不遠處的一家樓上，樓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兩個民兵的押解下去勞動，可算一算年紀，1949年他也不過就是個少兒。
錦江鎮的中小學合在一處，已經改名為五七學校，其中小學只有5年級。課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語錄，再加點算術和唱歌，一周還有3天是勞動，往6公里之外的農場送糞。我們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擔挑着兩個籮筐，前後裝着滿滿的大糞趕往農場，學校規定一天必須挑4個來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我至今記得，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地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毛澤東思想舉得高，舉得高，舉得高奧奧奧……」學唱樣板戲這時也已經進了課堂，一次，全班同學整整唱了一節課的郭建光「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軍在任何場合都可以不排隊。1970年的過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買憑票供應的節日肉，可排到傍晚才買到一個豬頭，他說，肉都被前面的解放軍家屬買走了。從那時起，我和哥哥都想當解放軍，當解放軍起碼有買東西不排隊的特權。
在五七幹校，有幾件事情讓我產生了與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騎着自行車走了50多里路去劉家站看我父母，幹校的男女一律分開居住，父母相距很遠，我住在了我父親那裏。當我看見有些叔叔不但農活幹得不錯、蓋房子的手藝挺高，而且餵豬也餵得好時，難免疑惑，因為幾年來的教育都告訴我們，知識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穀不分。當時馮其庸與我父親住在一個屋裏，一下工就在那裏埋頭讀書。他告訴我，他出身中農，從小就下地幹活，都是白天務農，夜裏躲在蚊帳里捧讀，耕讀是中國的傳統。我父親種的南瓜還讓當地的老表很驚訝，聽見一位老表問他：陳老師，您的南瓜為什麼種得這麼好啊，我父親回答，多動腦子多看農業書就行了。後來五七幹校被撤消後，他們在劉家站蓋的一批房子竟成了當地的搶手貨，因為質量特別好。
該學的不會沒用的都知道扭曲的知識塞滿一腦瓜
1971年，我們全家終於相繼回到北京，又沒多久，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進了人民中學讀初一，進了學校才發現，我居然連小數點、漢語拼音都不會，錯別字連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讀書的好處，很快就趕上了，數學課拿到了90分以上，還學會了用漢語拼音查字典，歷史、地理、語文老師都很喜歡我。這時，雖說還有考試，但考試不影響升學、無關畢業，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來不是當工人、入伍，就是下鄉插隊，所以沒多少人聽課。我們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學專心聽講，其他人都是在課堂上睡覺、聊天、瞎玩。
那時的老師很有水平，我就讀的人民中學，後改為165中學，有着百年歷史，曾經是所教會學校，所以擁有不少一流的教師。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我剛進學校時她還戴着大口罩在掃地，因為被懷疑為日本特務，後來終於走上講台，依然留着個「特嫌」的尾巴。歷史老師時宗本曾先後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讀書，地理老師王守讓則畢業於輔仁大學，即使1949年以後讀大學的老師讀的也是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但是，當時由於大學畢業的師資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經開始讓中學畢業的學生教書，主要教政治和當輔導員，結果，我們學校發生過多次老師和高中學生談戀愛的風波。
我在165中學讀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化學、物理、外語、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最後這兩門新課程就是為了將來進工廠、下農村做準備的，後來的經歷證明，基本沒用。
語文課其實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課文都圍繞着階級鬥爭，有的課文實在難以稱之為語文範文，只能說是合乎當時政治需要的階級鬥爭範文。魯迅是當時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經被形容得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員了，所以，課本里必然會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論雷峰塔的倒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文字，經過老師的解讀，我們從中得到的是封建禮教吃人、反動勢力一定要打倒這樣的信息，從此也知道梁實秋、林語堂、楊蔭榆都是反動派的幫凶。文言文雖說也被選入，但像《東郭先生》一類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訴我們對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課文里還有文革中的報刊文章，我記得選有一篇《楊水才》，因為楊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讚揚的，他的「小車不倒只管推，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要幹革命」的豪言壯語是輿論宣傳的。楊水才的事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結婚，只讀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問中學歷史老師在講什麼課，回答是從猿到人，他馬上批評道，講那些幹嘛，還是講講咱們的「老三篇」。
外語課分英語和俄語，那個年代連中文課都沒人聽，如何上外語課?老師只好勸導大家，學英語是因為毛主席還在背英語單詞，而學俄語是將來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時可以用得上。我們學的英語是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還有一篇課文《半夜雞叫》，裏面別的沒記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話：起來，幹活去，你們這些懶鬼!人人都會。我們的英語老師姚景唐畢業於洛陽軍事外語學院，教這些真是大材小用，記得他還教了一句繳槍不殺，我們也記住了，因為他說韓戰時，這句英語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兒」，教會了所有戰士，從此同學互相打鬧時都喊「葡萄糖一根兒」。
歷史課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五四運動，政治課則是10次路線鬥爭再加秋收起義、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五次反圍剿、長征、遵義會議，那個時代，10次路線鬥爭，人人了如指掌，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們的基礎知識。抗日戰爭，我們所知道的內容就是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抗戰的主力則是共產黨。少量的革命電影也逐漸被解禁，《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出現在電影院裏，成為我們這些孩子對抗戰的基本認識，至於南京大屠殺、台兒莊戰役、慰安婦，那都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知道的事情。平型關大捷曾經是我們了解最詳細的抗日戰役，連被殲滅人數、被擊毀車輛的數字都記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後就隱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們這些少年兒童最響亮的口號是：時刻準備着!而文革期間，全國人民，也包括我們這些學生，「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準備打仗」自始至終響徹雲霄。前些年，北京萬壽路一家以鮑魚聞名的餐館，每天早晨員工培訓的口號竟然也是這一句，足見這一口號早就滲透進我們的血液里。可以說，我們是在戰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拉練這個詞，現在打開詞典說是部隊訓練的一項內容，可我們這些初中學生當年經常離開學校、跑到郊區拉練，像士兵那樣學會打背包、背背包，雙腿腫痛、腳底磨泡，都是我們經歷過的事情，為的是戰爭到來可以隨時出征。比拉練更頻繁的是在學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時間每周下午都在那裏挖掘，挖出的土就運到東單公園，我曾經多次跟車去公園卸土，如今公園裏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勞。我們中學的防空洞與四周的防空洞還連成了一片。為了配合戰備，政治課里增加了納粹德國發動閃電戰的內容，這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此外我們還常去電影院觀看教育片，內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奪我國領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里的戰備教育讓我們的戰爭意識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許多人與我一樣，在地震那一刻都以為是蘇修扔原子彈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鬥以外，境內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兩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都是在境外朝鮮和越南進行的。而60多年來讓中國大陸死傷慘重的一是大躍進、二是文革，還有就是大地震，幾次大地震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可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地震防備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讓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對。
憶苦思甜是我們經常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憶苦，是讓我們知道「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地主老財，無惡不作，貧苦人民忍飢挨餓，牛馬不如;思甜，是讓我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因此要感謝毛主席。我們吃過憶苦飯，那是由糠和爛菜葉子混合而成的窩窩，還聽老工人、老貧農上台控訴舊社會，但每次控訴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動、也不感人，儘管大家口號震天，但除了幾個特別愛表現的同學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無動於衷。尤其是憶苦飯，有的同學因為家境困苦，天天吃窩頭加鹽水，而且還吃不飽，所以也沒覺得苦到哪裏去。那時有一句話很流行，叫「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學就說還從來沒吃過蜜呢。那時對外主要教育我們仇恨蘇修、對內主要仇恨劉少奇和林彪，而劉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回到舊社會，讓我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憶苦也是為了加深對劉少奇和林彪一夥兒罪惡的認識。
了解國際時事是我們在文革中的一種生活，身在西下窪、放眼全世界，是我們的座右銘，國際時事主要靠讀報紙、聽廣播，再加老師上課得來的。那時我們對國際的了解雖說很偏狹，卻特別細緻，以至連世界上一些小國小黨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們打倒了許多年，但後來的主要敵人又換成了蘇修，全國所有輿論10幾年中始終以蘇修為靶子，三年困難時期撤走專家、撕毀合同、逼中國還債，而今在邊境陳兵百萬、覬覦我國領土、隨時可能來犯，這些話語，我們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等，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歷史知識。
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如今恐怕已經被人遺忘了，可那個年代卻是我們最熟悉的知識，還一再被列入考試的內容，多次遊行都是為了這三國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們尊敬的越南領袖，越南北方的領導人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壽，我們耳熟能詳，甚至我們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領導人黃晉發、阮友壽、阮氏萍的名字，因為這些名字天天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
估計我們那代人對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經超過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紅色高棉是我們多年堅持支援的對象，波爾布特、喬森潘是報紙和廣播裏天天歌頌的人物;當然還有西哈努克親王、莫尼克公主、賓努首相，他們的見報率和周總理一樣多，我們經常在電影院裏跟着和藹的「努克」、美麗的莫尼克、搖頭晃腦的賓努週遊全國各地，欣賞美景，吟詩作詞，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們的行蹤幾乎都拍成了紀錄片;先是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後是洪森、韓桑林，都成了我們打倒的對象，其實這些人長什麼樣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只是隨着報紙一起喊而已。
老撾的蘇發努馮親王、富馬親王，當年念起這些名字，就和我們說鄰居街坊一樣熟悉;澳共(馬列)主席希爾，大概澳大利亞都沒幾人知道，而我們中國人卻最熟知，因為他每次來中國都受到毛主席接見，永遠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朝鮮是「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但那時好像中朝關係不如中越顯得那麼熱烈，只是每當中國來了政治運動，金日成都會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報上就讀過他支持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投降派的來電。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黨、兩國人民……」這封毛主席致阿爾巴尼亞的賀電還被譜成曲，旋律上口，人人會唱。地拉那，阿爾巴尼亞的首都，改革開放以後我經常問外國人，回答都說不知道，而我們全國男女老少那時誰人不曉?霍查、謝胡，連國防部長巴盧庫，在我們這裏都如雷貫耳，後來，巴盧庫成了反黨集團頭子，我們都說他是阿爾巴尼亞的林彪。
中國當年拼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都曾與中國交惡，記得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一位伯伯來我家串門說，阿爾巴尼亞開始公開批判中國，對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也是全力攻擊。中國在阿爾巴尼亞的眼裏，已經成了中國眼裏的蘇聯。回想起來，當年的革命外交路線真是徹底失敗，口號白喊了、援助白給了、仗白打了、人白犧牲了、歌也白唱了，原來養了一群白眼狼，我們受騙上當不說，還打腫臉充胖子，反不如以後的中美、中蘇、中日關係，獲得的好處特別多。其實，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堅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用不小，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進入聯合國」的。
我在中學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多學點理論，於是我就經常參加課外學習小組，讀了一堆的馬列原著，讀過之後的感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讀越對現實有懷疑，總覺得現在距離馬克思主義太遙遠。文革前期，書店裏除了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外，幾乎沒書，而圖書館長期被禁閉，文革後期，隨着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的運動，書店裏開始出現一批所謂儒法鬥爭的書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則是為了學習，一律由工農兵大批判組注釋，這讓我讀了不少書，買了不少書，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話注釋，還是開卷有益。我家有位鄰居曾文經是哲學系教師，忽然間門庭熱鬧起來，一個工廠的工人理論組每天一早就過來，說是和曾老師一起注釋法家著作，可爭吵聲常常從窗戶里傳出，最後不歡而散。好在那時不是文革前期，社會沒有那麼嚴酷，他沒有因此被批鬥。
文革時期，我們獲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報紙社論轉引，二是中央文件，連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經常集中起來傾聽中央文件的傳達。每項指示一出來，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語焉不詳，頗費揣測。文革後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兩股勢力，明爭暗鬥，此消彼長，一遇毛主席指示出來，周圍的長輩都會在那裏紛紛猜測，這是指誰的，那是批評誰的。例如「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這幾句我記得非常清楚，不僅老師、父母、鄰居在議論，同學之間也在傳小道消息。「走後門」在那個時代非常盛行，似乎幹什麼都會想到「走後門」，招工、當兵、逃避上山下鄉，買緊俏商品，都有人「走後門「。售票員、駕駛員、郵遞員、保育員、理髮員、服務員、售貨員、炊事員，這「八大員」是當時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後門往裏鑽，還有人靠着頂替制度，讓父母提前退休，然後自己頂替當工人。我哥哥高中畢業那年一門心思想入伍，我父親想盡了各種辦法找後門，可我家在部隊實在沒什麼後門，只得作罷。
文革後期，除了8個樣板戲外，終於出版了一些小說，還上映了一批新電影，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也有舊作新拍，浩然是那時最著名的作家。不過，包括8個樣板戲在內的所有新舊作品裏，那時最鮮活最生動的形象幾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語言也有味道，不那麼乾癟生硬，讓我們過目過耳不忘，如刁德一、胡傳魁、鳩山、錢廣、馬小辮、松井、湯司令、胡漢三，還有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的那個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讀過的一部有史以來最差的小說叫《虹南作戰史》，也誕生在那時的上海，後面署名是集體創作。電影《閃閃的紅星》是那個時代家喻戶曉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兒童片，可現在看來，一個孩子又殺人又放火，實在是「兒童不宜」，不知為什麼，這部影片時至今日竟然還在電視頻道不斷播出，說是愛國主義。對電影《決裂》，當時我已經心存疑惑。郭振清飾演的那個主角舉着一個長滿老繭的手說，有人講上大學要有資格，看，這就是資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學?乾脆辦個農業小學豈不更省事!實際上，這也是我對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學為工農兵學員上課，他告訴我，有的學生連小學水平都不夠，多數人必須從初中開始補起。於是我就發問：那這個大學又有什麼意義?我也常想，大學畢業生甚至中學畢業生都被說成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是小資產階級，必須接受工農的再教育，那為什麼不取消大學和中學，讓大家直接當工農不就得了!何必費了那麼大勁，將人培養成資產階級，然後又費勁再來改造?
那時的外國電影就那麼幾部，觀眾都是來回欣賞，情節爛熟於心，如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朝鮮的《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南江村的婦女》《鮮花盛開的村莊》《看不見的戰線》《永生的戰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蘋果的時候》)，特務老狐狸還有接頭暗號「你拿的什麼書」「歌曲集」「什麼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見的戰線》)，印象最深;越南電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個跳大神的鏡頭，「天靈靈地靈靈」一直難忘。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水平最高，《海岸風雷》《地下游擊隊》《寧死不屈》《廣闊的地平線》《勇敢的人們》《第八個是銅像》，讓我們領略了歐洲電影的手法。這些電影今天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但當時都比中國電影好看，朝鮮電影有愛情，蘇聯電影有生活，阿爾巴尼亞電影有情趣，所以，我們百看不厭。
看內部書、欣賞內部電影、去內部書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讀過的內部書有《林肯傳》《拿破崙傳》等，鄰居王金陵是王崑崙的女兒，人民大學語文系教師，她翻譯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特意送給我父親一本，前面標明供批判用，我反覆讀了多遍。日本電影《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聯合艦隊》等內部電影，誰如果有幸搞到一張票，就是榮耀，看過之後個個津津樂道，讚不絕口，沒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什麼仇恨，同學裏還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風突擊隊，其中有位團幹部將這種崇拜居然寫進了思想匯報，在學校轟動一時。人民大學當時已經被撤銷，我父親當時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給我帶回來各類禁書，還能開出內部購書介紹信，我時常手持介紹信去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內部營業部看書、買書，一看就是半天，裏面的幾位店員都認識我，誇獎我會買書，物美價廉。我買了《於湖居士文集》《蘇東坡文集》《經傳釋詞》《經籍纂詁》等，最高價2元5毛，最低價5毛，都是線裝書，可惜那時我沒多少錢，以瀏覽為主，不然可以擁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親在北師大圖書館的同事中，有好幾位是因歷史問題而不准登上講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會三門、四門外語，所以被分配到圖書館做編目工作。一位姓賈的伯伯會英日俄德法西5門語言，被定為「特嫌」「有嚴重歷史問題」，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語，我至今未忘。如今回憶起這幾位老先生，很替他們遺憾，一肚子學問卻長期不能教學生，算是白白耽誤了。
文革從頭到尾都是與教育過不去，與老師過不去，與考試過不去。開始是鬥老師、打老師，學校長期無法正常上課，後來又不斷地掀起事端，運動不停。從馬振福公社中學事件、批判《園丁之歌》，到學黃帥反潮流、學張鐵生交白卷、批師道尊嚴、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老師始終是靶子，而且總會拿考試開刀。後期的這些批判浪潮，我們這些中學生都被要求寫出批判文章，我在班裏算個寫手，又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所以，黑板報、廣播稿和大字報沒少寫。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學校團委要求第二天必須貼出自己署名的大字報，我只得寫了一張「令人髮指的教育」，不點名地批判我們的物理老師唐潤和。唐老師沒有歷史問題，6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所以在那個課堂紀律十分混亂的年代，敢於站出來維護秩序，愛搗亂的同學們都怕他，而他對我們這些愛學習的學生卻關懷有加，可我實在找不出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問題，因此，他的形象就成為我的批判對象。這張大字報讓我後悔至今。
鄧小平主政以後，整頓工業、交通秩序，遏制了文革以來長期存在的派性鬥爭，改變了許多地方和行業的混亂局面，社會生活趨於好轉，這讓當時的人們都對他心存感激，佩服他的能力。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有幾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一是對周榮鑫的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二是劉冰等人向毛澤東告發遲群、謝靜宜，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矛頭是對準他的，周圍的鄰居都說這兩個人何德何能，居然能掌管中國最高學府，還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領導，無非就是近侍嘛;三是連《創業》《海霞》這樣的影片都曾通不過，令我們感覺莫名其妙。
1975年11月下旬，因為劉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澤東的批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當時北京很多部門都在開「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其中的話，我記得非常清楚：「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從此，社會上謠言四起，不滿情緒日益明顯，連我內心的反感也在增加。
從那時起，我一步步走向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