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毛澤東是如何無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維持的軍隊高層政治平衡？
「文革」開始後，毛身邊年輕的性夥伴有增無減。對這些圍着他「女友」，他常常懷有一種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織的心態。在他晚年和孟錦雲、張玉鳳等最親密的女友談論《紅與黑》和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等作品中情慾關係時，他總是把兩性關係解釋為一種征服者的「階級戰爭」，並把這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權力征服和男性對女性的暴力佔有合理化。[15]毛的這種對女性的權力征服欲體現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態，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國家的后妃納為自己的女奴或嬪妃，而且認為，佔有了這些女人的身體，才能保證她們的忠順。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為《紅樓夢》裏的賈寶玉，理應得到眾多美女的青睞和忠誠，以致於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後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對領袖的熱愛和男女的相愛」[16]。毛的這種奇怪的心態使他「把女人做享樂工具外，還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說她是毛的一條狗，要她咬誰就咬誰，……利用性關係為政治服務，毛是史無前例的」。[17]
毛不僅使用「女友」充當他的政治工具，這些「女友」有時也能滿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要刺殺毛的陰謀，就是毛的一個「女友」（謝靜宜）通過她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的丈夫（蘇延勛）得到消息後及時密報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們有時也會出於自己所屬派別的利益，向毛報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慾的支配下，有時會答應她們的要求，結果反而破壞了毛自己建立的權力制衡。1967年震動全國的「5•13事件」便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發生在北京展覽館禮堂的一場小型武鬥。武鬥的雙方是「演出派」（即「老三軍派」）和「沖派」（即「新三軍派」），雙方為如何組織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軍、海軍、總後勤部機關及其所屬文體單位、院校等群眾組織中的所謂「保守派」。他們在空軍保吳法憲，在海軍保李作鵬，在總後保邱會作，人數較少。而後者是所謂的「造反派」，人數較多，他們反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的支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這一派。當時，周恩來堅決要求兩派聯合演出，目的是維持軍內的林彪嫡系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華、楊成武這一派之間必要的政治平衡。[19]這樣的平衡其實也體現了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團之間的平衡。可是，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無意間打破了。
事情起自1967年4月，毛在中南海的臥室里見了空政文工團女演員、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劉屬於保吳法憲的少數派，她向毛哭訴，「造反派在文工團奪權後，就將三人趕出宿舍……她們已經在街上轉了三天」。毛於是對劉和另外兩個女友表了態：「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個『皇』囉。」毛不但讓他的「女友們」直接去找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的葉群，還派了毛的秘書徐業夫去找葉群，讓葉替劉及另兩個女孩平反。葉當然立即照辦，還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任命劉為空軍政治部文工團「革命委員會」主任，這樣劉一下子變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此後，劉和另外兩個女孩在中南海進進出出，常常一住下來就是5天10天。[20]
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對葉群與劉素媛等人的會面有如下記載：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到了毛家灣。葉群接待後，把我叫了去，說：「張秘書，我去接見空軍文工團的幾個演員，你跟我去做一下紀錄。……葉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對我說：『不要小看他們，那是通天的！』」在接見中，因為葉群深知她們和毛的特殊關係，便首先問她們：「你們經常去中南海，沒有問一下『最高』（指毛澤東）是什麼態度嗎？」劉素媛回答說：「主席說，我也是保吳法憲的。」於是，葉群便積極地建議她們：「你們人少，可以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同一觀點的串連一下，與他們聯合演出。」結果，「葉群的主意確實發揮了作用。小劉等人經過串連，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團、戰友文工團一些同觀點的人聯合排練了一些小節目。5月13日，她們在禮堂舉行試驗演出，由於這一演出是背着軍內各單位文藝團體居於多數的對立面群眾組織搞的，結果遭到了這些組織的衝擊」。[21]這次演出違背了周恩來和肖華關於兩派要聯合演出的指示，肖華便勸他們不要堅持演出；然而，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們的承諾，林彪就公開表示支持演出。結果激發了雙方的武鬥。事後，林彪又利用這一事件，通過葉群的幕後操縱，掀起了打倒肖華的政治風暴。但是幕後的促成者，卻仍然是毛澤東和他的女友們。根據「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記載，對打倒肖華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肖華是扶不起來的天子」，就是毛通過他的「女友」劉素媛、邵錦輝等人的「私人通道」向葉群、吳法憲等人傳達的。[22]6月9日，林彪又帶上他的嫡系人馬和「中央文革」成員們，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老三軍派」一派的演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報導。此舉大長了「老三軍派」的威風。從此，林彪等人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老三軍派」），從「中央文革」手裏奪過了對軍隊單位「文革」的指導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他們馬上在6月初組建了由吳法憲、邱會作和張秀川（李作鵬的副手）組成的「軍委臨時看守小組」，即後來林彪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23]「軍委辦事組」的成員在「九大」上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澤東認識到，一個尾大不掉的林彪軍人集團已經對他的絕對權力形成了威脅，軍隊系統內政治平衡格局被完全打破時，為時已晚，毛只能設法動「大手術」來解決了。毛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和林彪鬧翻後，對軍隊的那幾個「女友」的角色已有所覺察，劉和她那兩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朋友，都不再被允許進入中南海。由於劉和葉群、林彪關係密切，毛懷疑劉是林彪的特務；當時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在空軍權傾一時，毛甚至認為她們三人都是林立果派來的。[24]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放蕩淫逸的君主一樣，毛有時也不得不為自己的「權色交易」付出政治代價。
5．江青奉命打擊葉劍英，毛澤東為何「撤火」？
70年代初，各地的掌權者，尤其是軍隊幹部，紛紛利用特權為子女親友「開後門」，安排入學、參軍。這股歪風邪氣成為全國民怨沸騰的一個焦點。1974年初，毛髮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原本意圖是，幫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幫派從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手裏奪取更多的國務院和軍委的掌控權。1月24日、25日，江青和遲群、謝靜宜等人連續召開了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的「批林批孔」大會。會上江青公開點名葉劍英「開後門」送子女參軍上大學的問題。之後，江青、張春橋等人又在《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刊上登出一系列高校清查「開後門」學員的文章，比較有名的有南京大學政治系工農兵學員鍾志民的「一份申請退學報告」等。[25]當時江青等人抓住這一問題，向確實有腐敗問題的葉劍英等人開刀，既能贏得民心，又可在軍內擴充勢力，甚至可能在毛的支持下對軍隊大權重新洗牌。面對這樣的壓力，葉劍英在1月30日向毛澤東寫了關於自己的「嚴重錯誤」的「檢討」。
但是，在「走後門」問題上，毛澤東卻出面幫葉劍英的忙，妨礙了江青等人打擊葉劍英、插手軍隊事務的盤算。毛在2月15日給葉的覆信中說：「劍英同志：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着（批）『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26]毛的說法顯然又是強詞奪理，故意曲解。江青、遲群所批判的是「走後門」這種方式，並沒有給「前門」或「後門」進來的人定性。毛澤東的這段「最高指示」後來成了「開後門」之風的護身符，對全國性的黨風腐敗起了極壞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這麼說呢？據毛後來向唐聞生、王海容解釋：「走後門的人……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27]顯然，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說，「我沒有辦法」，不得不「開後門」送她們上大學，顯然是因為與這些「女友」之間有約定的「權色交易」。據當年北大歷史系的范達人回憶：「1973年，北大歷史系來了3位女學員，他們的年齡大約在27、8歲，3人無單位推薦，不知從何處來，有人試圖打聽她們的底細，3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為惱火，揚言一定要將他們的情況弄清楚，否則就不准她們在系裏學習，校黨委知道以後，派人找班主任談話，做了一番勸說。」後來這些女孩子告訴范達人說，她們原來是浙江省文工團的樂器演奏員，是「毛澤東同意，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歷史系學習。」[28]據范回憶，這類和毛直接有關的神秘女學員，北大還有好幾個。另據中共資深幹部沈容回憶，毛還通過周恩來安排他的「女友」「開後門」到北京外語學院讀書。[29]
顯然，毛自己因為有「權色交易」，帶頭「開後門」送了為數不少的「女友」上大學，所以他無法抓「元老派」「開後門」的把柄、藉此整倒他們。像當年為「女友」任憑林彪排擠聽命於毛的肖華、楊成武一樣，這一次是為「女友」而「放」葉劍英「一馬」。當然，在這件事上退讓，並不意味着他就不想打擊葉劍英。兩年後，他還是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佈葉劍英「生病」，「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30]然而，這時候才剝奪葉劍英的軍權，為時已晚。葉已經贏得了在軍內苦心經營兩年的時間，他「病退」前形成的盤根錯節的勢力，資歷尚淺的陳錫聯根本無法壓制或者忽視。毛死後不久，他生前竭盡全力扶持的「文革」派就栽在葉劍英勢力的手裏。毛若再世，當悔之莫及。
6．「毛辦」「負責人」：「陪睡丫頭」張玉鳳
談到毛在「文革」時期的私生活，就不能不涉及他與其晚年的「寵妾」張玉鳳的關係。據李志綏回憶，1970年毛與林彪發生摩擦，結果導致來自空政文工團的「女友」劉素媛失寵，此後張玉鳳正式調入中南海。在她陪伴毛度過其風燭殘年的最後6年時光里，張在中國政治尤其是宮闈政治中的地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首先，她從毛的生活秘書變為「機要秘書」，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險柜，此櫃裏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文件，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材料反映了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些人的「生死簿」。在高層政治鬥爭中，誰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制了黨政軍大權。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澤東的家人，獲得了實質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澤東臨死前的幾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錦雲能進入毛的房間，而且只有張才聽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講話。而毛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覆的文件都要經過張玉鳳之手，以致於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懷疑：「誰知道這些同意或批評，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1]幾年前張玉鳳的一則回憶提到，毛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張玉鳳，提出了毛之後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了記錄。該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2]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把毛的這一荒唐昏亂的身後安排，當作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臨終前對自己的寵妾的一種表面性的政治安慰（看起來更象是毛當着張的面所做的臨終授命），因為這種安排絕無可能實現。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到，張在當時中國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她含而不露的政治企圖心，否則她為什麼不當面拒絕毛將她列入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一安排也有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結果。
從1970年到毛去世，張對毛的影響遠遠超出一個「陪睡丫頭」（江青對張的蔑稱）的範圍。張實際上扮演着毛的妻子的角色，掌管着毛的所有生活，而晚年的毛對她的依賴日深，如此江青就事實上從毛的生活中完全「出局」了，只剩下一個徒具虛名的「妻子」名分。了解張玉鳳的真實地位，對理解分析毛晚年的高層政治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那時，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親友，無論是討論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33]由於毛晚年根本不願見江青，江青曾不斷地對張「巴結」、「獻殷勤」，即便如此，張和江的關係仍然不和諧。一方面，她們之間的「大婦」和「小妾」的爭寵奪利關係極難緩和；另一方面，張也是個醋勁十足的潑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為怠慢了毛的一個「客人」而與毛互相罵「狗」，大吵一場，結果曾一度被毛趕出中南海。這個「客人」其實是毛以前的一個文工團「女友」－－陳姓女士，此人後來去香港後在報刊上披露了這一內幕。[34]從目前極為有限的已公開披露的材料來看，張玉鳳（包括孟錦雲）都未在毛面前為江青美言。例如，孟錦雲在回憶中提到，毛澤東和她（指張玉鳳）慎重地談過與江青公開離婚的打算。[35]另據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張玉鳳和江青自1973年底起多次因張保管的毛澤東的幾百萬稿費發生嚴重衝突。江青甚至公開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張管，要遠新管。」[36]「文革」中毛對江青最嚴厲的批評（即批評「四人幫」）正是發生在此次衝突之後。不難猜測，張玉鳳在毛嚴厲批評江青一事上很可能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還有另外兩個年輕女人——毛當時的聯絡員唐聞生和王海容－－也時常離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唐、王兩人當時比較認同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政治理念，又與江青有私人矛盾，於是就利用毛的聯絡員的身份，在極為封閉孤獨的毛面前講了許多江的壞話。當然，王海容同時也在背後大罵張玉鳳。[37]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學者余英時教授總結毛澤東的治國方式時，使用了「在榻上亂天下」的比喻。此語有兩重意思，其一指毛喜歡在床上辦公的怪癖；其二指毛在「文革」中「視女人為工具」，表現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縱的生命的一個環節。」[38]確實，毛澤東的晚年生活在情慾橫流的溫柔鄉里，然而，他也為情所累，會不時地陷入和引發與他身邊的女人之間的「戰爭」。例如，1976年5月11日，不知因為什麼無聊的事，毛與張玉鳳大吵一場，結果導致心肌嚴重梗塞。當時雖然搶救了過來，但此事大大地縮短了毛的壽命。[39]毛生前雖然「妾嬪」成群，但死後屍骨未寒，其正配夫人便被投入監獄，最後以自殺終結生命。對於「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這顯然是一種政治報應和嘲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