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一個詞，但在嚴格意義上，所謂「農民起義」並不存在。
◆史學界對「農民起義」的定性和評價一直存在分歧
國人對「農民起義」這個詞都不會陌生，對陳勝、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詳。大陸史學界也曾一度熱衷於研究「農民起義」。如范文瀾之《中國通史》認為：「地主成為農民面前唯一的大敵對階級，從陳勝吳廣開始，歷史上不斷地發生農民反抗地主壓迫的大小起義。」翦伯贊之《中國史綱要》則說：「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轉戰南北，推動了各地農民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中國史綱要》至今還是很多高校歷史專業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國時期，通史中卻很少有關於所謂「農民起義」的內容，在提及時多有貶義。如錢穆之《國史大綱》稱王仙芝、黃巢為「流寇」，稱白蓮教、拜上帝教為「邪教」；呂思勉之《白話本國史》說陳勝、吳廣「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亂」。台灣當代學者傅樂成則使用較為中性的「民變」來稱呼「農民起義」。
◆從領導層來看，「農民起義領袖」絕大多數都不是農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農民起義」，首要之務，是考察其領導層的基本構成。事實上，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幾乎沒有種地的農民，他們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貴族後裔。這些人起事之初，亦無人懷抱「反抗地主階級」之目的。
「農民起義領袖」中沒有農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無疑問，「農民起義」要由農民來領導才名正言順，但事實上，歷史上幾乎沒有一次大的民變是真正的農民做主帥的。
文史學者唐元鵬以秦末農民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方臘起義、鐘相楊麼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十二次「起義」為樣本，統計其主要領袖「職業」後發現，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劉邦、竇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黃巢、方臘）；軍人有4人（如陳勝、吳廣）；貴族子弟有3人（如項羽、李密），另外還有幾個小地主和宗教相關人士。在唐元鵬看來，只有楊么是漁民、楊秀清和蕭朝貴是燒炭的，勉強能算在農民行列中。
農民無法成為民變領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時農民長年在田間耕作，沒有文化，既無法意識到造成自身厄運的原因，也沒有能力提出恰當的政治綱領。生活經歷單一的農民，最缺乏廣泛的社會關係網絡，沒有相應的組織能力，來領導一支「起義軍」。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僅有一定文化，還見多識廣，知道如何仿效朝廷體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規則。再加上知識分子的參與，常常能使「起義軍」迅速壯大。劉邦、朱元璋有了張良、李善長等人的協助，才最終取得了天下。
民變領袖起來「造反」，從來都不是為農民謀利益
印象中，「農民起義」之目的，肯定是要為農民謀利益，要「均田免糧」的。但事實上，大多數人起事之初，所要謀求的都是個人富貴。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動員戍卒造反時，說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說明他們鼓動驛卒造反的承諾並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貴。戍卒們非但沒有反抗地主階級的意思，反而願意追隨陳勝、吳廣打出的「公子扶蘇、項燕」的旗號。
唐朝晚期的黃巢、王仙芝都是大鹽商，因走私販鹽而暴富。他們造反顯然不是為生活所迫，也沒有幫農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黃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請降，如879年，黃巢上書，請求封他為廣州節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給他一個四品小官，結果當然是沒能談妥。
朱元璋出身赤貧，自己沒有土地耕種，連農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點都不堅決。當同鄉湯和來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興時，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興商量，周鼓勵朱元璋參加。朱元璋依舊猶豫不決，直到皇覺寺被燒，他無處可去時，還是先去算了一卦後，才決定投奔郭子興。
濠州當時五帥並立，按照吳晗《朱元璋傳》的說法，「軍糧攤派，孫德涯一夥主張當然該多派地主，貧苦農民連飯都吃不飽，再派糧不是要他們的命。郭子興卻有另一種主張，地主要少派些，橫豎地面上只有數得出的幾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會逃跑。貧農小戶，雖然油水少，但是人數多，一家派一點，匯總起來就是一個大數目。」後來朱元璋站到郭子興一邊，顯然沒有為農民反對地主的想法。
民變領袖在成聲勢後，雖然往往打出「均貧富」之類的旗號來招攬人心，但在他們自己來說，目的再單純不過，那就是推翻舊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團為核心的新政權。群雄逐鹿為的是問鼎中原，而不是什麼「農民利益」。
◆從目的看，農民非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脅「起義」
帝制時代之中國，乃農業社會。故而農民必然在歷次民變中是主要參與者。但中國歷史上，地主與農民的界限並不分明，二者間的矛盾，也未如想像中那般尖銳。許多民變中，農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複雜，甚至有被裹挾者，大多非為「反抗地主壓迫」。
中國古代，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地主和農民，而在於民間和朝廷
在「農民起義」的歷史敘述語境中，「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極為尖銳，時時處在對立之中。但揆諸史實，在中國歷史上，地主與農民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正如學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樣：
「中國歷代皇朝都實行土地買賣和諸子析產的制度，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戰爭造成周期性的社會動亂，致使地主和農民都處在經常不斷的變化中。地主因犯罪丟官、經營不善、戰爭破壞、多子析產而下降為農民，農民因科舉得官、精於經營或經商致富而躍升為地主，這兩種情況經常發生，使兩個階級不斷出現人員的交流，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向滲透。」
全國半數以上的土地在自耕農、半自耕農手中，那種認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沒有依據的。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之類的話，或者是誇張，或者是特殊情況。佃農、僱農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為地主耕種，但因農村中存在着錯綜複雜的宗族關係，地主與佃農、僱農往往身處宗族網絡中，讓所謂的「階級矛盾」難以顯露出來。
在古代中國，真正尖銳的矛盾不在於地主與農民，而存在於民間與朝廷。一個王朝在中後期常常給老百姓以沉重賦役，此時地主、農民事實上處在同一地位。秦朝徵發戍卒，為保證農業生產，都是先征住在閭右的豪強，等到豪強不足時，才征閭左的農民，所謂「秦戍役多，富者役盡」。在苛政之下，地主、農民都會對國家政策產生不滿，懷有反抗情緒。
故而，所謂的「農民起義」是不準確的。參與這種「起義」的人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秦末的大動亂，先是由一群戍卒「打響第一槍」。隨後農民、知識分子、官吏、地主都起來響應，出現了人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的情況。
老百姓參加「起義軍」不是因為土地，很多出於畏罪或迷信
即使黃巢、朱元璋這樣的豪傑不是為農民造反，農民也該是為爭取土地參與其事吧？事實上也不都是。陳勝身為屯長，負責管理戍卒，帶他們到駐地去。路上趕上大雨，無法在最後期限前抵達目的地。延誤了期限，所有人都要處斬。戍卒在「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的情況下，才選擇了追隨陳勝、吳廣造反。
劉邦做亭長時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驪山，結果走到半路時，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劉邦知道，等到了驪山，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裏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結果有十餘名犯人願意追隨劉邦。
劉邦在逃亡過程中發生了「斬白帝子」和頭上「常有雲氣」兩個傳奇事件，沛縣的人聽說後都覺得劉邦將來能成大事，紛紛前來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劉邦的這些人並不是因沒有土地耕種而生活不下去的農民，沒有懷有反對地主階級的目的。
很多農民參加「起義」，非是出於自願，而是被亂局所裹脅
歷代「起義」中，不乏因天災人禍，導致饑民走投無路而冒險起事者，如王匡、王鳳的綠林軍。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廣西大旱。但是隨着「義軍」規模的擴大，很多參與者就非主動，而是被裹脅了。李秀成供狀中說：「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這就是最先被裹脅「起義」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說北伐軍「沿路裹脅」、「到處裹脅，愈聚愈多」。有「跟隨官兵挑負行李，到獨流」後被北伐軍裹脅去的；有在趕集時被裹脅去的；還有的在「城內看戲，不料長發賊進城」而被裹脅去。北伐軍統帥李開芳在被俘後供稱，「所到各處，裹脅的鄉民，也有用銀錢邀買跟隨的，亦有怕殺跟隨的。」因為害怕被裹脅，以至於有些地方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軍裹脅後，又想着如何去裹脅別人。以下這則史料如今看來，讓人不寒而慄，「保安周生曾問數賊曰：『爾在彼中擄來乎？投來乎？』曰『擄來，且焚搶殆盡』。復間曰：『爾恨擄爾之人及害爾之人乎？』曰：『恨』。『然則何以今日亦行擄人害人之事。』數賊眾一詞曰：『因自家焚擄一家，己身復被擄，每見完善之地人民，以為我如是，伊輩何獨安處。憤慈不平，必將其人擄來，同我一樣，我心始快。』」
被裹脅去的人只好跟隨太平軍造反，「裹脅之人，能寫字者派司筆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膽小者，令扛抬物件，燒火炊飯。」剩下的青壯年則發給長矛、刀劍，有太平軍士兵在後面監督着上戰場，誰要是退卻，就會被當場斬殺。
對於太平天國裹脅百姓的事情，錢穆的論說非常精闢，「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為要在短期唱亂而臨時興起的宗教，決無好內容。這是農民革命自身一個致命傷。」「因中國疆域之廣，饑荒災歉，只能佔大地之一角。而且饑荒有其自然限制，一兩年後，情形即變。因一時一地的變亂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家可安，無產可依，只有追隨着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
不難想像，在歷代「起義」中都存在類似北伐軍的這種做法。「起義軍」到一個地方要補充兵員，自然會想辦法讓當地人從軍造反。
◆從結果看，「起義軍」所過之處，農民並未獲得什麼好處
所謂「起義」，即仗義起兵，如果所行不義，那還是「起義」嗎？在想像中，「起義軍」所過之處一定是秋毫無犯，打破州城府縣就要開倉放糧。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起義軍」到的地方少不了燒殺擄掠，以致生靈塗炭。20世紀上半葉，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李達即說，農民戰爭對生產力的破壞是嚴重的。如「黃巢殺人八百萬，張獻忠屠盡四川人。」
以唐末黃巢為例，他的隊伍中病死、餓死、戰死的總數在一百萬以上。中原本來人口稠密，但到了黃巢敗亡之時，已經縱橫千里，渺無人煙了。在廣州，僅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黃巢所殺的就有12萬以上。長安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黃巢作為首都。當唐軍反攻，黃巢狼狽撤離前，他下令放火，將長安燒成一片平地。從此長安再沒有機會成為國都。
李自成大軍以紀律嚴明著稱，但其所過之處，「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說這還算是對所謂地主階級的打擊的話，那他在攻破偃師後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更為知名，如溫江縣「人類幾滅」。
因為在古代史書中，各種民間起事都被記作「盜賊」。1949年後，大陸史學界流行將「盜賊」一概理解為「起義」。其實這些盜賊中很多是在太平歲月聚眾劫掠的大盜，破壞性極強，沒有任何「起義」的綱領。
這些被冠以「農民起義」之名的民變事件，很多時候作用也是消極的。正如學者戎笙指出的那樣，很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社會生產力長期處於停滯衰落的狀態。有的農民戰爭之後，還出現了分裂割據，社會生產力遭到長期的破壞。至於中等規模的農民戰爭沒有推動生產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種觀點，不攻自破。
在「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說法過時後，「農民起義」的作用通常被解釋為：迫使新統治者承認農民在動亂中獲得的土地，並頒行輕徭薄賦的舉措。事實上，在經過「起義」帶來的大動亂後，國家要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只能採取上述政策。這與其說是對農民讓步，不如說是新王朝建立者要鞏固統治。
◆結語
雖然不排除歷史上某些民變事件，其起因系農民自發起來反抗暴政；但此類小型民變，一旦升級為中型民變、乃至我們所熟知的著名大規模「農民戰爭」，則確無一例，可算名副其實之「農民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