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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濺雪:周恩來指揮泡澡 騙過「沙漠之狐」蒙哥馬利元帥

——世界上有「中國通」嗎?

筆者可以斷言:在當今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外國人可以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中國通」,即使一個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長的、有志研究「中共及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中國人,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通」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一個外國人。一個在西方民主社會的環境和教育體系的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人,無論他有多麼高的智商;無論他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無論他有多麼淵博的知識,他都無法正確理解和認識一個與他們成長、生活的社會截然不同的共產極權社會,特別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中國共產極權社會裡所發生的一切。

前不久從網上看到《黎安友對話榮劍:中美關係與中國改革前景》一文,從對話中,我又一次發現這位被國內外許多人認為是“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自認和公認的“中國通”黎安友教授,對中共及其領導人和中國大陸的真實狀況的認知,存在許多常識性的誤差。這些對中共和中國大陸社會真實狀況認知的誤差,並不是由於黎安友教授的學識水平不足,和研究方法不對導致的,相反黎教授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學術研究人員。問題出在他研究的對象中共及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身上。

筆者可以斷言:在當今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外國人可以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中國通”,即使一個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長的、有志研究“中共及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中國人,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通”也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一個外國人。

這是由兩種主要原因造成的,其一是:中共當局所統治的中國大陸社會是人類有史以來對內對外保密最嚴密的社會。凡事無論大小,一律對國內外民眾嚴加保密。中共當局的諸多重大舉措和事件都是在暗箱中進行和發生的,不僅外國人無從知曉其中內幕;就連身在其中的中國大陸人自己也都時常被蒙在鼓中。國內外人士只能從經中共當局精心扭曲、修飾、掩蓋後的文件、報章雜誌、廣播、電視中看到這些舉措(其中包括中共當局的所謂“政策”)和事件的虛幻假象來評價、判斷這些舉措和事件的是非對錯,因而得出與事實真像大相徑庭的判斷和結論也就不足為怪,也是“合情合理”的必然的結果。

當然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導致的資訊偵察技術的日益完善和資訊傳播的便捷,使中共當局對事情真像的隱瞞和扭曲變得越來越困難,但中共當局也會利用近代科學技術的成果來加強它對其舉措和事情真像的隱瞞和扭曲,到目前為止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例如: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已呈一片下滑的趨勢:外資內資的外流、外企私企的外遷和私企的倒閉都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進出口貿易受阻、股市爆跌、通貨膨脹加劇、失業人口劇增……然而我們從中共當局的新聞媒體、中共黨和政府發佈的文件和公告中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像:在2018年度引進外資增長多少、進出口貿易增長多少、新增就業人口多少、GDP年增長多少……總之各行各業都欣欣向榮,似乎絲毫也沒有受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藍皮書》公布的2018年中國大陸的GDP增長率仍達6.6%。而據國內有關專業人士從能源消耗量、海運、陸運的貨物總運輸量等較為可靠的數據推算,中國大陸2018年經濟的年增長率僅有百分之一點幾,甚至是負增長。然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政府、經濟機構、經濟研究部門和經濟方面的專家、學者居然都接受了中共當局偽造出來的2018年中國GDP年增長率仍高達6.6%這一數據,並據此認為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1],中國經濟仍處於高速增長的狀態之中;許多經濟學家仍認為中國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高達30%。

其二是:一個在西方民主社會的環境和教育體系的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人,無論他有多麼高的智商;無論他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無論他有多麼淵博的知識,他都無法正確理解和認識一個與他們成長、生活的社會截然不同的共產極權社會,特別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中國共產極權社會裡所發生的一切。

舉一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例子也許有助於理解這一點。1960年正當中共當局在中國發動的“大躍進”、“大鍊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社食堂”等異想天開的胡作非為,造成的三年大饑荒餓死人最嚴重的時候,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以下簡稱“蒙”)應中共當局的邀請到中國訪問。

事前蒙查閱了不少有關中共當局的資料和西方左翼記者、作家介紹毛澤東(以下簡稱“毛”)和中共的書刊,腦子裡就形成了毛是一個率領中共動員民眾,以小米加步槍打敗了蔣介石領導的八百萬擁有美式裝備的軍隊,推翻了貪污腐敗的國民政府的“偉人”的印象;解放後毛是一個帶領他的人民建設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新社會的理想主義者,蒙是帶着這種的錯誤印象來中國訪問,並拜訪毛和周恩來(以下筒稱“周”)的。

當蒙拜訪毛、周時,蒙問道:據國際上有媒體報導中國發生了大饑荒,並且餓死了人,究竟是否確有其事時,毛、周回答道:這都是國際反華勢力造的謠言,這兩年雖然我國遭遇了連續的重大自然災害,糧食供應有點緊張,但在黨和政府的統籌安排之下並沒有發生饑荒,更沒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

蒙聽後仍半信半疑。毛、周又安排人帶蒙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郊區的專供外賓們參觀的“樣板”公社和“樣板”工廠去參觀那裡的社員和工人們的“豐衣足食”的“事實真像”。然而精明老道的蒙似乎仍心存疑慮,他向周提出:他想到北京的浴池去洗一次澡,以體會一下北京市民冬天在浴池泡澡的滋味。老奸巨滑的周一下子就洞穿了蒙的真實意圖,那就是:蒙想從浴池裡一絲不掛的北京市民身上觀察有無飢餓和營養不良的現象。周回答很乾脆:隨便你哪一天;隨便你什麼時候;隨便你到哪一家浴池都可以。蒙自以為得意,他心想以前你們給我參觀的公社、工廠都是你們確定的,你們可以在那裡造假給我看,這次我去浴池泡澡,時間、地點都是由我隨機選定的,你們總不能在我餘下的訪問時間內、動員所有的北京市民、在全北京所有的浴池內製造出一場如此大規模的騙局來欺騙我一個人吧!這次我肯定能看到真實情況。

後來蒙在他臨時選定的日期、時間和浴池去泡了一次澡,結果他從那些紅光滿面、膀大腰圓、一絲不掛的“北京市民”身上根本就看不出一點飢餓和營養不良的跡象。此時蒙才真的相信了毛、周所言不虛,在中國不存在饑荒更沒有餓死人的現象。以致蒙回英國後到處發表演說,以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向聽眾證明在中國沒有發生饑荒,更沒有餓死人的現象。

蒙之所以受騙是因為他不聰明嗎?不是!是因為他不善於識破騙局嗎?不是!想當年二戰期間蒙帶領英軍第八軍團與號稱“沙漠之狐”的德國名將隆美爾帶領的德意聯軍逐鹿北非之時,蒙就以善於識破詭計多端的隆美爾的騙局和設置種種騙局以迷惑隆美爾,最終將隆美爾統率的德意聯軍擊敗而聲名卓著。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一向精明老道,不僅自己善於製造騙局,而且善於識破騙局的蒙竟被毛、周騙到如此地步而不能自知呢?那是因為在英國這種西方民主國家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蒙,根本無法想像、也無法相信為了欺騙他一個人,一個國家的主席、總理居然可以動員黨政軍和北京市全社會的一切資源在那麼大的範圍內,製造一場那麼大的騙局來欺騙他。

從中共當局慣用的欺騙外賓的伎倆來看,不難想像毛周欺騙蒙的過程:當毛周獲悉蒙要在自己選定的時間到北京自己隨意選定的一家浴池去泡澡之後,便會立即召集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開會,要求全北京市普通市民在蒙餘下的幾天訪問時間內,一律不準去浴池泡澡,而選擇一批紅光滿面、膀大腰園的駐京部隊的士兵和國家運動隊的運動員(這兩個部門是那個饑荒肆虐的年代為數不多的糧食和副食品都能得到充分保障的部門),換上北京市民的日常穿戴,冒充北京市民在那幾天時間內,依次先後進出北京市各浴池泡澡。如此一來,無論蒙在他餘下的幾天訪問期間的哪一天、哪一個時間、到哪一家浴池去泡澡,他在浴池所看到的一絲不掛的“北京市民”當然一個個都紅光滿面、膀大腰圓,他從這些毛周指示北京中共當局精心安排的“普通北京市民”身上哪裡能發現一點飢餓和餓死人的蹤影?

中共當局不僅善於製造騙局也擅長不惜代價製造假象來欺騙外國人,人們從中共當局的新聞媒體上不時還可以看到為了搶救一名突發急病的普通“國際友人”,飛機可以緊急降落、火車可以臨時停車,然後不需“國際友人”預交醫藥費,就可以組織當地最好的醫院和最好的醫療專家對這位“國際友人”進行不惜代價的搶救。此時如果有海內外的民主人士在國際上揭露、控訴中共當局視大陸民眾的生命如草芥、瀕危病人交不起預交醫藥費醫院就見死不救、重危病人不能按時續交預存醫藥費就會停葯時,許多看到中共當局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旅華外國人的報導的外國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懷疑海內外民主人士對中共當局這些罪行的揭露和控訴的真實性。以這些外國人的社會經驗和價值觀來看,他們會認為:一個政黨和政府對一個從來沒有在中國大陸納過稅的普通外國人的生命都如此重視,怎麼可能會視世界上繳納了最高稅賦的本國民眾的生命如草芥?怎麼會不交足預交醫藥費就不予搶救?怎麼會不續交預存醫藥費就會被停葯、停止治療?

在中國大陸還有上億人,即使按照中共當局那遠低於聯合國標準的貧困標準都還未脫貧的狀況之下,以習××為首的中共當局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代價地在世界各地“大撒幣”,而且動輒就是幾百億美元之巨,如此地慷慨大方,常令東西方發達國家都目瞪口呆,這使這些東西方發達國家不得不相信中共當局吹噓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已經使中國大陸達到了國強民富的地步,因為這些國家的民眾、專家、學者甚至政治家按照他的價值觀和社會經驗他們都無法想像,也無法相信一個國家可以在自己還有一億多人口處於貧困狀態之下;大部份民眾都還處於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的狀態之下,會到處在世界各地“大撒幣”。

通常一位學者要研究某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歷史狀況,只要他花費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整理、分析有關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歷史等方面的統計資料和相關文獻資料;親身前往這個國家進行多次的不受限制的實地調查、考察、訪問;與該國和其他各國這些方面的專家學者進行交流溝通,再假以時日,那麼這位學者就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某國通”。

但是要按這種方式來研究中國,那他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中國通”。為什麼?因為中共當局所公布的統計資料、歷史文獻大都是根據其政治需要而編造或篡改出來的,完全不具備真實性和可靠性。一個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依據這樣的統計資料和歷史文獻來研究中共、中共的領導人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歷史,得出的結論必然遠離現實和歷史真像,這是必然的結果。

此外還有不少研究中國的學者專家也曾多次到中國訪問、考察、調查,也與中國相關方面的學者專家一起研討中國的問題,照說也應對中共和中國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但為何他們仍對中共和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缺乏正確的了解?問題就出在他們對中國的訪問、考察、調查和與中國學者的交流溝通,都是受到中共當局的制約和嚴密控制的。像新疆、西藏這類敏感地區和貧困地區,外國人是決不允許去參現訪問,更不會允許他們去這些地方進行調查考察的。外國人即使在允許他們去參觀訪問的大城市,也是不允許他們隨意採訪普通民眾並與他們自由交流溝通的。

所以外國人在中國,中共當局允許他們看到的就是:四通八達的高鐵、高速公路、滿城的高樓大廈、燈紅酒緣,一片鶯歌燕舞、歌舞昇平的虛假景象。而隱藏在這些虛假景象背後的對藏人、維吾爾人的殘酷鎮壓、迫害;對民主人士、維權律師、黨內外異議人士的迫害、鎮壓;對宗教信仰的摧殘迫害;貧困地區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現狀;被強拆民眾的悲慘境遇;憲法、法律在現買生活中如同廢紙;公權力不受制約、黑社會勢力猖獗;官員貪腐成風、社會道德淪喪……這些見不得人的東西,外國人是根本看不到的。

外國人能夠與之交流溝通的中國專家學者,都是中共當局豢養的一批寡廉鮮恥的御用專家學者,外國人從這些人那裡了解到的都只能是和中共當局完全一致的觀點和被扭曲了事實“真象”以及被中共當局偽造或篡改了的統計數據。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外國人是完全沒有可能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中國通”的結論。

為了證實這一結論,我們來看一看幾位世界著名的外國“中國通”,他們對中共、中共領導人、中共政權和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的認知與真實情況究竟有多大的距離。

費正清(以下簡稱為“費”)——這位號稱全球最權威的第一號“中國通”;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該中心研究的重點是中國)的創始人,美國和西方的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這人大都被稱或自稱為“中國通”)都出自他的門下。

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為了撰寫有關中英關係(費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到劍橋大學攻讀外交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曾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呆了四年,還一度在清華大學任教。他在北京期間結識了中國的許多左翼知識份子,諸如: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梁思成夫婦等,這些人的左傾思想觀念深刻地影響了他對待中共、國民政府以及雙方領導人的態度和看法。

二戰爆發後費應召參加美國情報機構,於1942年9月費再次來到中國從事情報和外交工作,在重慶工作了一年多,後來又於1945年10月他第三次來華擔任美國新聞處駐華辦事處主任,不到一年便回哈佛任教去了。

這三次來華工作、生活的經歷,使他目睹了國民政府當時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而存在的種種弊端(他把這些因歷史和現實原因而產生的弊端,有失公允地完全歸咎於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人)。而在他與包括周恩來、葉劍英等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的短暫接觸的過程中,他被他們的假象和花言巧語所矇騙,他把中共看作中國未來的希望。

這三次來華使他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致他的門生柯克說他:食亦中國、飲亦中國、寢亦中國。

後來費回哈佛任教,並致力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此後費又在哈佛成立了以研究中國問題為主的“東亞研究中心”,儘管費花了畢生的精力從事中國問題的研究,並在世界上博得了全世界最權威的一號“中國通”的名聲。然而由於本文前述的原因。費對中共及其領導人、國民黨及其領導人以及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看法與真實情況卻相差十萬八千里。

費作為一個公認的世界上最權威的一號“中國通”,他對中國事務的錯誤判斷(當然還包括馬歇爾、史迪威以及美軍駐延安觀察小組等成員對中國事務的誤判在內)[2],誤導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致使在國共內戰的關鍵時刻,杜魯門政府作出了拋棄國民政府的決定,停止繼續援助國民政府,導致中國大陸迅速被以毛為首的中共當局佔領。使中華民族從此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至今仍未窮盡的深重災難。

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政府才如夢初醒,才看清了以毛為首的中共甘當斯大林的走卒,企圖赤化全球的狼子野心,才意識到自己被費這些“中國通”們所誤導,悔不該當初拋棄了國民政府,於是才連忙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以阻止中共當局“解放”台灣。這才有了台灣在蔣介石、蔣經國和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卧薪嘗膽、勵精圖治,使台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取得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此後又逐步取得了走向民主憲政這樣輝煌的成果。而台灣的這一切巨大成果都是在早在1943年就被費看作“統治氣數已盡,民心盡失”的蔣介石父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領導之下取得的。

費僅憑二戰期間兩次到中國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等的短暫接觸,和1946年6月初到張家口中共控制區六天的訪問,便輕易地被中共當局製造的假象和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中共領導人單方面的花言巧語所忽悠,便輕率地作出與事實真相大相徑庭的錯誤判斷:他把靠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金錢和支持建立起來的中共看作是中國國內的形勢催生出來的,是不依賴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他把利用共產革命的招牌,一心要奪取全國政權,建立一人一黨獨裁的共產極權統治的中共立黨的目的,看作是“着眼於農民渴望改善經濟狀況的基本要求,着眼於千百萬人處於苦難之中的緊急狀況”;他還把這個從建黨之初起,就為爭權奪利充滿血腥內鬥的中共,看作是“每名黨員都把為群眾服務和忠於黨當作自己的信條,沒有自己的私心雜念,這種大公無私的美德使中共領導人具有指導政府的信心,而共產黨政權得到民眾的默認”。他因此“建議美國政府放棄對蔣介石的支持”。

此外費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似乎都一直對台灣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視而不見;對毛和中共奪取中國政權後給大陸民眾(包括許多中共黨政軍各級領導人在內)帶來的持久的、史無前例的深重災難充耳不聞,仍然帶着錯誤的偏見從事中國和東亞問題的研究,其研究出的結果與真實情況大相經庭也就不足為怪了。

有次費與另一位後來也被稱為“中國通”的、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在飛機上邂逅,便慫恿基辛格要尼克松主動向以毛為首的中共當局示好,這促成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基辛格和尼克松對中國大陸的訪問。這次訪問無異於給因“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和因中蘇交惡而面臨前蘇聯的核打擊威脅之下,陷入內外交困的中共極權政權打了一劑強心針,使它得以苟延殘喘,繼續為害大陸民眾和人類的文明與安寧。

在這次訪問中,尼克松、“中國通”基辛格被毛那語無倫次的東拉西扯和周恩來的花言巧語弄得暈頭轉向、自慚形穢,紛紛拜倒在毛周腳下,他們稱無法無天、隨心所欲、胡作非為、漠視個人生命和權利、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深重災難,並發誓要埋葬資本主義社會的毛是偉大的詩人、哲學家、戰略家、帶領人民走向理想社會的理想主義者、政治家;稱陰險狡詐的周是溫文爾雅、機敏的外交家、談判高手。

當時費也率歷史代表團隨同尼克松、基辛格一道訪問中國大陸,儘管費因在東亞研究所專門從事中國問題的研究,他不可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中國發生的一些駭人聽聞的事情,但在他和他率領的歷史代表團與周恩來一次長達11小時的交談(實為被周“洗腦”11小時)之後,費居然得出當時仍處於“文化大革命”之中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勤奮工作的民族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正在建設一個新生的國家”如此謬誤的結論,實在令人驚訝。

如果說基辛格這位“中國通”對中共領導人、中共和中國大陸的狀況作出誤判,是因為他從未與中共當局及其領導人打過交道、從未到中國實地考察、工作和生話過所造成的,尚情有可原的話。那麼,費作為一個前後五次到過中國,並在中國前後生活工作了將近六年;且與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中共領導人都有過交往;又是從上世紀四十年代起,就一直專門從事中國問題研究,並被尊為全世界第一號“中國通”的學者,對中共、中共領導人、中國大陸社會和對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人和台灣社會作出的判斷和評價與真實情況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就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這次訪問後,接踵而來的是台灣的國民政府被逐出聯合國,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被中共當局所取代;美國與中共當局正式建交,與台灣的國民政府斷交,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世界各國競相與中共建交與台灣國民政府斷交的浪潮,使得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又一次在世界各國的“中國通”們的誤導之下,背叛並拋棄了與它們有着共同的民主憲政理念的台灣國民政府。

在基辛格的主導和費的幕後影響之下,這兩位著名的“中國通”開啟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當局這個共產極權政權長達四十多年的綏靖政策,在這種綏靖政策提供的資金、技術的滋養之下,打着改革開放招牌的中共當局,這個集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和共產極權社會一切弊端之大成而產生的政治經濟怪胎,到現在已經成長為一頭足以威脅全人類的文明與安寧的巨大的政治經濟怪獸。這種對中共當局奉行的、已被事實證明了是失敗了的綏靖政策,直至特朗普總統上台之後才有所改變。

從上面這些事實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到,被尊為全世界第一號“中國通”的費正清先生對中國問題的“不通”都達到了何種地步,那麼世界其他各國的大小“中國通”們對中國問題又能“通”到什麼地步呢?也就無須筆者贅言了。

2019年2月28日寫於望春軒

【注釋】

[1]本文所指“中國”僅指中國大陸。

[2]馬歇爾二戰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1946年國共和談時擔任美國總統特使,負責“調停”國共之間的矛盾和停戰事宜;史迪威二戰時期被羅斯福總統派駐中國戰區擔任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後因與蔣不和被羅斯福召回;美軍駐延安觀察小組的成員,這些美國人在與中共及其領導人交往的過程中,或被中共當局製造的假象所蒙蔽;或被中共領導人的花言巧語所欺騙,都未能看清中共及其領導人的醜惡本質,他們把由歷史和現實原因造成的國統區社會腐敗的責任錯誤地完全歸咎於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人。這些美國人在促使美國政府作出停止美援、拋棄國民政府的決定時,也起了重要作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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