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代辦處的建築和車輛被焚毀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內政外交迅速陷入「癲狂」狀態中。在外交方面，發生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
直接起因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奉命到外交部，煽動造反派奪外交部領導的權。
8月14日，造反派接管外交部政治部；8月19日，封閉外交部黨委辦公室，把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關押進地下室，奪了外交部主要領導的權力；並開始以外交部名義對外發號施令；造反派頭目姚登山成了外交部的臨時一號人物。
8月17日，香港三家左派報紙《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刊登煽動性文字、意圖引起警隊成員不滿，被港英政府勒令停刊。
8月20日，造反派控制的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要求港英當局48小時內取消對三家香港報紙的出版禁令，釋放19名被關押的駐港記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負責。
事件經過
8月22日晚，上述最後通牒到期之前，外事口造反組織「反帝反修聯絡站」，召集數萬人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會後，以英方逾期不答覆為由，大批造反派，不顧警衛戰士阻攔，分三路闖進英國代辦處。
當時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工作的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回憶說：
「晚上10點半左右，突然有一顆信號彈飛上天空。這時，整個人群一下子騷動起來，有人推倒代辦處的院牆。人們大聲地尖叫着向代辦處大樓沖了過來。他們不斷地砸着窗戶和門。直到這時，我們才意識到，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對代辦處的襲擊，我們將是這次襲擊的目標。」
「我們很快轉移到樓中最安全的保險庫，打開所有的燈。為了不引起他們的注意，大家都保持安靜。但是，情況很快就變得明朗了：他們這次襲擊的目的，是要燒掉代辦處的大樓。通過窗上的玻璃，我們看到了燃燒的火焰，濃煙從被打破的窗戶和通風口進來。房間的煙霧越來越濃，外面的喊叫聲越來越大。我聽到一些人在高喊：『殺，殺，殺！』但不敢告訴那5個婦女這喊叫是什麼意思。這時，大樓已有一部分被佔領。一些人是從房頂爬進到大樓的，一些人是推倒大樓的院牆後進大樓的。」
「我們在保險庫停留了約45分鐘到1個小時。後來，我們發現留在裏面比呆在外面更危險，因為裏面很熱，濃煙嗆人，呼吸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代辦處主任決定，打開大樓緊急安全門，以便大家可以從那裏出去。」
「安全門打開後，我們看到的情景是：整個大樓都在燃燒，火光把夜空映得通紅，眼前是黑壓壓的一群紅衛兵暴徒。他們一看到我們，馬上就像發瘋了一樣地衝到我們面前。當時，我一隻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隻胳膊挽着另一名婦女。我看到有個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頭髮使勁地拉。當時，我做了一件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我連想都沒有想就咬了他！因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頭髮，要把她從我身邊拉走。咬他的時候，我在想，讓我的牙齒進到他的胳膊里，讓他鬆手。」
「代辦處的所有婦女都受到紅衛兵的性騷擾。他們撕破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婦女也有同樣遭遇。還有人用手去抓揉幾個男同事的私部，搞的他們很難受。我們都被打倒在地。那是由一群非常憤怒的人組成的流動人海，能在其中站穩是很困難的。」
「混亂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另一名女同事不知什麼時候離開了我。後來，我們漸漸能移動一些了。我看到一個軍人，馬上抓住他，對他說，『你有責任幫助我們。』我後來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們幾個代辦處的人聚到一起，並與紅衛兵分隔開了。這時候，有人搬來照明燈，開始給我們這些沒能履行外交照會的英國人照相。瘋狂的人們向我們喊叫：『你們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請罪！』對我來說，這段時間是很難熬的。」
「最後，來了一些軍人，他們站成兩排。有一輛拖拉機慢慢開過來。他們開始把能夠看到的我們的人都叫到拖拉機上。他們讓我們躺在拖拉機里，兩排軍人分別站在我們的兩側。從拖拉機外面看裏面，好像裏面只有軍人。就這樣，拖拉機慢慢從還在襲擊大樓的人群中開過，把我們送到當時大多數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樓。這時已是23日清晨2點半。」
「整個事件中，我們都受到人身攻擊和傷害。受傷最嚴重的是當時的代辦處主任，他滿臉都是血。幸運的是，我們當中沒有人被打死。」
魏思敦爵士說：「這是我平生經歷的最可怕的一件事。」
8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稱：「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昨晚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門前舉行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周恩來的四個舉措
火燒英國代辦處，是中共建政以來在國際上影響極壞的重大外交事件。
事件發生後，英國向中共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嚴懲兇手，賠償損失，賠禮道歉。國際社會一片譴責之聲。
中共總理周恩來採取了四個舉措平息事態：
第一，緊急召見、嚴厲批評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
第二，批准由中方出錢修復英國代辦處被損毀建築。
第三，接見新任英國駐華代辦譚森時正式向英方道歉。
第四，向毛澤東狀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
8月25日凌晨1點，周恩來召見時任中共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將王力8月7日的講話稿交楊成武帶到上海轉呈毛澤東，並說：「王力在外交部的『八七講話』，你交給主席看就行，只談情況，你不要評論，不要露任何個人看法，客觀如實地反映情況，請主席指示。」
當天上午9時，楊成武抵達上海，立即向毛匯報了王力在外交部的講話、造反派打倒外交部長陳毅、奪外交部的權、火燒英國代辦處等事。
毛澤東讓王力當「替罪羊」
8月26日上午，毛召見楊成武，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處理」。
當天中午，楊成武飛回北京，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馬上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宣佈毛的決定，王力、關鋒被抓捕。不久，戚本禹也被抓捕。
王力最初被軟禁在釣魚台國賓館2號樓。之後，被押解到北京西山一座別墅內繼續軟禁，由北京衛戍區看管。1968年1月26日，黃曆新年前夕，王力被關進秦城監獄，從此，一關就是14年。
據《王力反思錄》中講，他進入秦城監獄後，一直是單獨關押，無人審問。
為什麼？
王力在《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中回憶說：1967年8月7日，他奉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到外交部去了解情況，「沒有系統地發表什麼講話，只（在聽匯報時）有一些插話」，是別人把它整理成所謂「王八·七講話」，而「有些重要內容他們沒有整理進去」。
王力稱，他的插話「是根據毛主席的調子講的。差不多是（毛）主席的原話」。譬如「打倒陳毅」的口號，毛說過：「群眾喊打倒就讓他們喊嘛！」再有紅衛兵辦外交的話，「我不是說：『紅衛兵就不能辦外交？』我是說：『能處理紅衛兵問題的人就能辦外交。』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還有「有點權才有威風」，「這不是我的話，毛主席講過」。
王力還說，毛主席「早已看過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麼，因為講話中那些過分的話，就是他的原話」。
也就是說，王力去外交部煽動奪權，是秉承毛的旨意行事。
毛的極左思想是總源頭
文革爆發後，毛主要是通過中央文革小組實施他的意圖。
中央文革小組的核心人物，是毛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不過是毛、江手中的一個棋子。毛、江通過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面授機宜，外交部的造反派才有恃無恐，行為越來越極端。
「火燒英國代辦處」這種極左行為的總源頭，在於毛當時在外交上的極左思想——「閉關鎖國搞文革」。
文革爆發後，中共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領館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中共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
更嚴重的是，中共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發生外交糾紛。駐若干國家的大使館受到衝擊，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甚至惡化到降級或斷交的嚴重地步。
1967年夏，毛的極左思想對外交的衝擊達到頂點，發生「三砸一燒事件」，即6月18日砸印度駐華大使館，7月3日砸緬甸駐華大使館，8月5日砸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8月22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結語
1966年7月8日，毛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他發動文革的目的，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文革爆發後，中共的天下確實大亂了，各種極端事件層出不窮；但是，天下大治的影子都沒有。
到了1967年8月，毛遭遇三重打擊：一是2月在北京遭遇老帥大鬧懷仁堂的所謂「二月逆流」；二是7月在武漢遭遇軍隊將領反對的7.20事件，三是8月火燒英國代辦處後遭遇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
怎麼辦？毛將他三個「御用文人」王力、關鋒、戚本禹拋出來當了他的「替罪羊」。
2023-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