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大綱出籠，香港獲委以重任，擔起龍頭大旗，主力推展創新科技發展及企業融資，期望可帶領區域經濟升級，為下一輪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無疑，中國粗放式經濟發展到了瓶頸階段，香港地產一枝獨秀卻握殺企業生機同樣是不爭的事實，而創新科技也是公認的共同出路，但眼下大灣區的規劃不外是北京重操故業，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慣常手法，從上而下，框定區域內各個城市的發展角色。跟過去不同的只是，今趟連香港也包括在內。
大灣區規劃問題的根本是源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老毛病。計劃經濟一向以政治掛帥，計劃的目標清晰，願景漂亮，前途壯觀，但以領導人意志馬首是瞻，制訂過程大多由上而下，欠缺投資者、企業家、管理人員、各界專業人士參與決策，因此只能畫餅充飢，卻苦無方法實現理想藍圖。
今次大灣區計劃亦不例外，中央為區內每個城市分派角色，然後各就各位，相信大家通力合作便水到渠成。其實各地各有優勢的話，在資訊流通的今天，基於市場需要和利益，自然會互惠互補，合作無間又各自發揮所長，無須多此一舉，由中央替大家選定角色，更何況長官意志不時脫離現實，例如深圳創科研究在區內領先，若因勢利導，該以深圳為龍頭才是。
又如整個構思，是通過科技不斷創新推動經濟向前，但尋根究底的話，科技創新取決於科研成績，而科研成績則取決於人才培養。北京要推動科研發展，重點該是搞好教育，鼓勵批判思維，吸納海外人才，保障資訊自由，並提供誘因使科研人員全心投身創科企業的研發工作，而不是劃出一個地區去開發新科技而已。
中央當然也有可為之處，例如厲行法治，確保司法和審訊公平以排難解紛，促進公平競爭和合作，也可以考慮如何加強各地優勢，卻無須拔苗助長。例如香港的法治底子較厚，在金融、商貿和航運得到國際認可，商務紛爭可通過法律和調解去解決，因此保護香港司法獨立，維持法治精神，至為重要，而不是精神分裂，一面高呼香港要發展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一面不時人大常委隨意釋法，又立法授權特首決定把疑犯移交大陸，不斷踐踏香港的法治。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另一弊端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大灣區以至中國全力發展創新科技，理所當然，但須尊重現行兩地體制差異，切勿混水摸魚，陷香港於不義。不過，根據發展大綱，香港將融入國家創新體制。中央將修訂政策，以便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可以跨境流動，提高區域融合程度，也就是儘量去除阻隔大陸與香港融合的關卡，而長遠目標甚至是兩地走向一體化。
換言之，香港與大陸的邊界，對可以自由流通兩地的科研人員快告消失。一直以來，香港可從美國輸入一些不容轉運到極權國家（包括中國）的高科技產品，而香港的「非禁運區」地位，是假定中港兩地邊界分明，人貨均不能自由通關，而海關及出入境事務全由特區政府獨立管理。但隨住大灣區時代來臨，邊界漸漸消失，人流物流往還加倍，轉運限制如何執行，又如何保持獨立關稅區地位，將是香港需要說服美國的難題。
同時，即使不把敏感科技產品偷運到大陸，亦大可透過本地機構買入這些科技禁運品，再供大批在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居住，可以每天來港工作的大陸科研人員使用，也就變相繞過了美國禁運限制。計劃中設於邊境河套區的香港科學園，正是要打破兩地界限，讓深圳科研人員自由入境，共享先進科技設施，而大灣區相信只會變本加厲，進一步挑戰美國的禁運底線。
可見，香港將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一面任由北京拆牆鬆綁，磨滅兩地界線，卻又要保持獨立關稅區地位，繼續輸入敏感高科技。對北京唯命是從的特首林鄭月娥，正面對不可能的任務。她除了心存僥倖，但求矇混過關，還可以期望她有何作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