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60年代初，林彪就提醒自己，對毛要奉行「三不」和「三要」：「1，不干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2，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3，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隨」。葉群記錄的林彪的一次談話說道：「萬般皆下品，唯有利益高」，「離開利益，一切看不清，是千條萬條中的第一條」。「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着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的筆記還寫道：「何為當代偉大人物？一號利益的代表者（應聲蟲）」，「誰不講假話，誰就得垮台，不講假話辦不成大事。」林彪還告戒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1966年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在大連休養，是毛澤東讓秘書打電話並由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才在8月6日回到北京。從表面看，林不願出山，是毛一再要求，林才出山的。但是毛看得很清楚，林彪幾年來的行為並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林彪住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見毛澤東就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願接任新職。毛澤東大怒，罵林彪：「你想當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嚴斥林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應該說，毛的眼力是準確的。
在毛為發動文革的先期準備中，爭取林彪的支持是極為重要的。毛為了滿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長期忠於他的羅瑞卿，但是，毛拋棄羅瑞卿不單是為了林彪，其中也有他個人的考慮，這就是羅瑞卿在1962年後和劉少奇、鄧小平及中央一線走得很近。1965年1月，羅瑞卿被劉少奇主持的三屆人大增補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並向羅許諾，如林彪身體不好，還是羅來接林的班，在毛看來，這些都是劉少奇在挖自己的牆角。所以從1965年4月起，毛、林就開始削羅的權。1965年12月1日，毛、林在杭州密談，很有可能就是對林進行「路線交底」，幾天後，12月8日，毛突然下令在上海臨時舉行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迅速解決了羅的問題。在這之後，毛馬上要林彪作出回報，命江青「請尊神」找林彪，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志委託」，拉林彪上船。
對於毛髮動文革的意圖，林彪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給予了積極的配合。為了震懾中央一線，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這是在「七千人大會」的四年後，林彪又一次面對全黨作大報告。林彪在講話中發展了毛的「修正主義要搞政變」的看法，使全黨大受驚嚇，達到了「丘八嚇秀才」的目的，卻未料到毛對他的講話竟然還有一些保留，毛通過周恩來把給江青的信轉給林彪看。為毛說話卻被批評，林彪的一片「忠心」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才有婉拒出山的反應，但最後還是接受了毛的命令。
可是，毛對林彪還是不完全放心，1966年9月，在人民大會堂叫林彪讀《三國志》中的〈郭嘉傳〉和《宋書》中〈范曄傳〉，以古史對林彪加以告戒。郭嘉為曹操的謀臣，助曹操破袁紹有大功，隨曹操征戰多年，英年早逝，年僅三十八歲。范曄，南朝宋國人，《後漢書》作者。420年，劉裕代晉稱帝，國號為宋。范曄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等職，由於性格驕慢，經常被貶官。由於劉裕弟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政而受到宋文帝猜忌。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放劉義康的親信十餘人，並貶劉義康為江州刺史。劉義康不甘失敗，多方拉攏范曄，使其最終入伙。是年十一月，造反事發，有人告密宋文帝，稱范曄是政變主謀，於是，范曄於元嘉二十二年（466年）以謀反罪名被滿門抄斬，時年四十八歲。
毛要林彪學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曄最後參與謀反，被滿門抄斬的歷史來警告林彪。從這可以看到兩點：第一，毛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時，對林彪還是有頗深的懷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戒林彪，要擺正關係，這就是毛和他的關係是君臣關係。他以范曄為例，直言不諱地警告林彪，皇帝多疑，汝要謹慎從事，否則下場不好，還要禍延子孫！這兩點，是理解文革期間毛、林關係的關鍵。
二、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林彪被毛欽定為接班人，在中央核心層沒有遇到任何阻力。
周恩來：60年代初，當劉、鄧一致抵制林彪對毛的過份宣傳時，周站在了劉、鄧的一邊。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首先提出：不能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搞成兩個東西。鄧小平第二個發言：一定要使我們報刊的宣傳不要把「馬列主義」這幾個字丟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只講毛澤東思想。周恩來第三個發言，對劉、鄧加以呼應，批評當時報刊對毛思想的宣傳：一個（是把馬列和毛思想）對立起來，還有一個（是把毛思想）庸俗起來了，（把）什麼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但是到了1965年，中央的情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周已看出林彪正在上升的政治前景，在該年下半年代表毛和王稼祥打招呼，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帥和鄧總書記。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發言，讚頌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又稱讚：「1962年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講話是最有分量的講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周對林的接班人地位表示積極擁戴。
鄧小平：對林彪一向抱有看法，他看得很清楚，真正淡泊的人絕不會像林彪這樣工於心計（狂熱捧毛），出手狠辣（對彭德懷，對羅瑞卿），所以對林並無好感。鄧也不贊成對林彪戰功的過份宣傳，但是到了1966年上半年，鄧也注意調整和林的關係。彭真倒台後，鄧向中央推薦陶鑄擔任書記處常務書記，其中考量之一，就是陶鑄曾是林彪在東北四野的部下。
劉少奇：長久就知道林彪在毛心目中的重量，在林彪升任副主席後，很少得罪林，在1959年9月9日軍委擴大會議上，劉說他「要搞林彪的個人崇拜」。60年代初，鑑於林彪對毛的過份吹捧，曾一度領頭壓抑林彪對毛的個人崇拜，但是到了1963至1966年初，劉少奇對林已無可奈何。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一面做自我批評，一面捧林，以後又批彭真、羅瑞卿反林彪，以此向毛、林示好，殊不知這一切都不能挽回自己即將倒台的命運.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從黨內第二號人物降為第八號，在發言中表態擁護林彪做毛的接班人。
朱德：長期受林彪羞辱，在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再次受到批判，已完全沒有發言權。
陶鑄：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取代了彭真成為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以自己和林彪的歷史上的淵源，捧林，來北京後，受到林彪接見，這對林彪是極罕見的。
陳伯達、康生、江青：直接從毛處領命，全力捧林。
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劉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對手就是鄧小平，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鄧以全票當選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國共產黨聯絡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聯手，向毛進言重排座次，把鄧排在第六名。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還以「接班人」的身份，講了一番話，打擊鄧的威信，鄧小平只能在會議期間把工作移交給康生後下台。
林彪上台後最初的幾次講話，8月9日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8月10日和13日關於「罷官」問題的講話，其性質都是支持文革的動員令。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直接主事，原意「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林彪在主持過幾次會議後，從8月24日，就改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又做了「甩手掌柜」，除了身體不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看到毛早做了制約：葉劍英年初就做了軍委秘書長，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拔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進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灣住地原先是由軍委辦公廳警衛處警衛，但是在十一中全會後，加派由汪東興直接指揮的8341部隊，由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參謀長親自坐鎮，由兩個單位共同警衛林彪的住所。於是，林彪萬事沒有自己意見，主動交權，一切都聽毛的。
毛完全回到一線，他又是怎麼駕駛文革這艘大船，領導國家的呢？
（一）大權獨攬，是最高或唯一的決策者，林彪、周恩來、江青等都是執行者。
（二）逐漸凍結中央日常領導機構，成立兩個班子：1966年5月成立由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擔任組長只是給江青打掩護，大權都在江青手中，這是為日後取代中央書記處預做準備。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書記處已名存實亡，陶鑄作為常務書記，只是名義，書記處已不開會。由江青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組從毛處領旨，具體出面指導全國文革；由周恩來領導中央日常工作班子，包括暫未打倒的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由周具體遵旨辦事，管理國家經濟運轉.以後毛又命由周主持國務院和中央文革的「碰頭會議」，葉群代表林彪參加，處理重要的軍國大事。
（三）由林彪領導的軍隊保駕護航，但一切重大行動都由毛安排，或由毛委託周恩來居間協調。
（四）由毛本人親自，並通過江青獨掌意識形態宣傳系統，對全國人民進行意識形態鼓動和對全國形勢進行調控。
在這一階段的文革過程中，林彪的名聲極大，對林彪的宣傳鋪天蓋地，軍隊系統尤甚，在還沒有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人事機構改組的8月12日，《解放軍報》就發表社論，宣稱：確定林彪同志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9月初，全軍又就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周年，開展學習宣傳活動，如此等等，既是林彪為自己造勢，也是毛、江青的一個策略，這就是拉住林彪，為文革添柴加火，引導全國軍民相信林彪大權在握，其實林彪雖有「副統帥」的名義，但他的角色並不突出。
林彪擁護毛的一切決策，「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毛主席劃圈我劃圈」，對江青也不時示好。林彪從外地回京，甚至有過先不回自己的住地毛家灣，而是前去釣魚台看望江青的事例。林彪對葉群捧江青也不加制止，1967年夏，林彪甚至降尊紓貴，給毛的信也先給江青的親信戚本禹看，徵求他的意見。但是，林彪還是利用文革的機會報復仇人和清除異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異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