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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大科學家為何鼓吹畝產萬斤

——原標題:胡適、魯迅、錢學森:三位巨匠的啼笑人生

錢學森1959年8月,加入共產黨;1999年9月,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錢學森先生高齡逝世,引起許多正面負面的評論。少有涉及錢學森在1960、1970年代的言論行止。關於錢學森在這年代的經歷,他的秘書塗元季在鳳凰衛視節目中只是籠統地提到:「他是非常非常地謹慎處事……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文革中他沒有倒,當然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也很注意處理各方面的關係,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談話。

錢學森,1935年前往美國留學,先入麻省理工學院,後入加州理工學院,投在空氣動力學教授馮•卡門的門下,和馮•卡門等人合作,設計了美國第一枚下士導彈,建造了美國最早的火箭發射台,是美國導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強國的科學家的銀河中的一顆明亮的星”。錢學森跟隨導師馮•卡門,先後在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任教(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擔任過美國核心軍事工業美國噴氣公司的顧問。錢學森只是個科學家,沒有匹配的哲學素養和專業外的理性思維能力。

抗戰之後,胡適曾經兩次邀請錢學森回國任教:1945年請錢任教北大工學院,錢還在加州理工學院聘任期內;1947年錢回國完婚,胡適代朱家驊邀請錢學森出任交通大學校長。錢因為植物學家殷宏章嘮叨在國內無法進行科學研究的苦悶,回絕了胡適的邀請。中華民國的學者文人,德行普遍不及軍人蔣中正,理解不了蔣的民族主義情愫。在國共之間的選擇上,錢學森憑感覺和受人影響,跟人文學者熊十力、陳寅恪同水平,不及胡適。

二戰過後,美國出現了反共的麥卡錫主義運動,使美國免受共產主義的禍害。錢學森1949年因親共受到聯邦調查局調查,“國家安全許可證”被吊銷,不能再進行噴氣推進的科學研究和留在學校實驗室工作,做間諜的路被堵死;1955年被美國用以交換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飛行員放回大陸,1956年出任中共科學院力學研究所首任所長,1958年參與創建黨的科學技術大學和研製航天運載火箭,並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發表《農業中的力學問題》,論畝產萬斤不是問題。

錢學森1959年8月,加入共產黨;1999年9月,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錢學森先生高齡逝世,引起許多正面負面的評論。少有涉及錢學森在1960、1970年代的言論行止。關於錢學森在這年代的經歷,他的秘書塗元季在鳳凰衛視節目中只是籠統地提到:“他是非常非常地謹慎處事……他內心有多少,我們不要去問。文革中他沒有倒,當然中央很保護他,他自己也很注意處理各方面的關係,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談話。

早在1958年,錢學森向黨交心所寫的檢討和其他材料“都定為‘絕密’級,不準向外擴散”。看來從這個時候開始,黨的高層領導就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要把這位在美帝國主義那裡受過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學家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又紅又專”的樣板。第一個措施就是控制有關錢學森的一切資訊,只讓人們知道他紅色的一面。另一個措施,就是減少他同普通民眾的接觸。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錢學森參加了到北京郊區農村去吆麻雀(註:指驅趕麻雀。讓其不能落地停歇而死)的“除四害”,中央知道後,立即指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黨有更重要的事請他辦,以後這樣的活動再不要讓他參加了。”1960年8月,錢學森送別了突然撤走的蘇聯專家。這對錢學森來說是一件大事。蘇聯專家走後三個月,1960年11月5日,中國在酒泉基地成功發射了第一枚自製的仿蘇R—2型短程導彈,又叫東風一號。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國自己研製的東風二號中程導彈的第一次試射沒有成功,經過兩年多時間的研究和改進,在1964年6月方才將它送上了天空。1965年11月,中國發射第一枚慣性導航的導彈東風二A,並在第二年10月載上輕型的核裝置從甘肅的雙城子基地打到9百公里以外新疆的試驗基地,完成了所謂“兩彈結合”試驗。

可以想像錢學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這兩年多時間裏,承受着東風二號試驗失敗帶來的何等巨大的壓力。1964年東風二號的發射成功終於讓他鬆了一口氣,毛、周、聶的指望沒有落空。讓毛高興的還有,1964年10月一個月里發生兩件大事:中國第一次核爆炸試驗成功以及毛的死敵赫魯曉夫下了台。於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難得地舉行了一次生日宴會,毛把錢學森、陳永貴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錢學森被“御賜”坐在毛身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張毛澤東、錢學森和陳永貴三人合影的照片。這三個人就是三大革命運動的代表:毛澤東/階級鬥爭;陳永貴/生產鬥爭;錢學森/科學實驗。

不僅是科大的校園,這時連中關村也不大容易見着錢學森了。錢家1955年回國時住在中關村為高級科學家建造的住房裡,大概就在黨中央批評力學所領導讓錢學森下鄉之後不久,他們就搬到了阜成路的軍隊大院里去了。錢學森是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長,保密當然是搬家的一個理由。

錢學森住在中關村的時候,每逢節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國時的老朋友聚會。例如1957年清華大學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錢學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竟然每月接濟他的家屬,這種立場不穩的事難免流傳到社會上。錢家搬進軍隊大院以後,去拜訪他要填寫會客單,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來,就不容易見到他,這就將他同那些複雜的社會關係隔離開了。

住進與世隔絕的軍隊大院還有一大好處——在文革來臨的時候保護了他。1966年8、9月間,軍隊大院的高牆替他擋住了紅衛兵破“四舊”抄家風潮的第一道衝擊波。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華羅庚等著名學者都少不了有人貼大字報,紅衛兵到中關村的高級科學家家裡去抄家。錢學森得以倖免。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親住在高牆之外,當時在中央文史館任職,是錢學森回國後由國務院任命的,文革一開始就被停發了工資,直到1969年逝世,這三年中一直沒有收入。這在政治上無疑讓錢學森感到了相當的寒意。他的心情抑鬱表現在行動上,有讓他發表對教育革命的意見,錢的講話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主張大學都不要辦了,學生應該參加到科研課題組中,在完成科研任務的過程中接受教育,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課。當然大學也沒有按錢學森的意見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文革成員時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當時我們都認為這些“最高指示”是針對錢學森先前的講話而說的。可見錢講話的份量。

文革最初幾個月的動亂總算過去了,原來的國防部五院這時成了七機部,錢學森是七機部的副部長。1967年1月,錢學森遇到了文革開始後頭一個重大事件——七機部奪權。發起奪權的“九一六”組織的頭頭就是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他們事先還請示過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許後,於1967年1月23日晚上把部長王秉璋、錢學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部奪權了。“錢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面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葉正光趕緊過去扶住他,讓他坐下,並告訴他不要擔心,他是受到保護的,不會撤他副部長的職位——錢學森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就立即表示支持奪權,王秉璋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則表示反對,而且王秉璋拒絕交出印章。在第二天的會議上,錢學森恢復了平靜,他在發言中讚揚了葉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說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事後看來,這次奪權事件對錢學森只是虛驚一場,他除了從此要到普通職工食堂排隊打飯以外,仍然是七機部的主要領導。

真正讓錢學森感到震驚的是1968年以後接連不斷的死訊,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1968年6月6日,七○三所所長、冶金和航空材料專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組織的人用鋼管打死。趙九章是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家,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於1968年10月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殺而死。

他們的死,不僅讓錢學森失去了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面的兩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傳遞了一個令他不寒而慄的信號:他們都屬於“海歸”一類,都有着複雜的“社會關係”。他的岳父蔣百里就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一級上將,幸運的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使得周恩來感到保護科學家的緊迫性,他開列了一份《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要求保證名單上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不過“周恩來名單”能夠保住錢學森本人的平安,卻不能保護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錢學森最親密的戰友郭永懷,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職,被授予烈士稱號。但是郭夫人李佩受到隔離審查,服安眠藥自殺被救。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學生羅時均和妻子被說成是美國間諜,妻子被逼自殺,他被隔離審查。近代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饒毓泰教授在家中自縊身亡。從美國歸來的力學家、北大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火箭燃料化學家蕭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用同樣的方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錢學森有一個朋友羅沛霖,他們的友誼從交通大學讀書的年代就開始。只是因為妻子的嫂子是英國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錢學森妻子的母親是日本人,兩人的親屬中有許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蔣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錢學森後來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中央的保護下,錢學森不僅沒有受到審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即文革中的廬山會議。錢學森出席了會議。開幕第二天他在華北組發言,陷進了一個險惡的漩渦。會議討論林彪開幕式的講話。他的發言被寫進“第六號簡報”。不料這份簡報被毛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加以嚴厲批判。他的發言內容是:“建議在憲法上,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着汪東興同志進一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毛澤東對這份簡報感到震驚和惱怒,要求發言犯了錯誤的人,是上了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都要作檢查。這份簡報實際上是毛和林攤牌決裂的導火線。錢學森的不幸就在於他被分配在錯誤的討論組,在錯誤的時間、做了一次錯誤的發言。儘管他幾次都是毛澤東的座上客,這一次毛澤東沒有對他格外開恩,他必須做出檢查才能過關。最終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13”出逃和喪命的事件。錢學森的同僚王秉璋因為“上了林彪的賊船”被關押起來,傳說是為林彪外逃提供外匯。錢學森的問題雖然沒有這麼嚴重,但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被迫同一切可能受到懷疑的關係劃清界限。

能夠使他稍感寬慰的是,他在1950、1960年代提議和領導的幾項對國家有重大意義的國防和科研項目,在進入1970年代時開始收穫成果。錢學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於東風系列導彈取得的進展,中國應該儘早開始規劃全面的航太事業,因為長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的開發將使發射衛星成為可能。國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1971年發射衛星的計劃。很快得到周恩來的批准。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如期發射成功,《華爾街日報》用了這樣的標題“北京的第一顆衛星是美國培養的科學家計劃的”。接着錢學森主持的海鷹號地對艦導彈在同年試驗成功。在後來的幾年裡,在他領導下,中國又把海鷹號導彈從雷達制導換成紅外線制導。後來海鷹號導彈出口到中東,就是國際上說的“蠶式導彈”。錢學森對中國導彈和衛星事業的貢獻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獲得了特殊的保護,幫他度過了當時的政治難關。但是,一旦離開他的專業本行,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錢學森就時常陷入被人指責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為論證糧食產量而受到基層群眾的指責,就是在1970年因為廬山會議的發言而受到最高領導的指責。

1975年底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年初剛出任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和當時的鐵道部長萬里、教育部長周榮鑫以及科學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們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複辟的“四大金剛”。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系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區。號召“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爭”。作為國防科委副主任和黨委的成員,錢學森大概是唯恐重複廬山會議的錯誤,決心維護毛的文革。他為了表明同上司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說張愛萍曾指着地圖跟他說:“這裡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的領土。”當時這張大字報在北京許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議。

這張大字報或許張愛萍並不在意,但是錢學森在批鬥會上的發言卻深深傷害了張愛萍,甚至損害了他的健康。張愛萍兒子張勝在《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中說:“其實父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得太多了。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說:‘張愛萍是個什麼人?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親心臟病突發,三○一醫院立即上報軍委。”——誰都知道,這位大科學家、“科技界的泰斗”就是錢學森。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6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森的文章《終生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從外國的苦難中救了出來而且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繼續批鄧”,說“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敵。”

錢學森在批鄧中的表現堪稱毛主席的“優秀共產黨員”。“四人幫”不久就垮台了,鄧小平復出,張愛萍回到國防科委重新掌權。城頭上的旗幟變換得如此迅速,錢學森的那些批鄧、批張的言論文字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使他一度十分被動。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理錢學森應當是繼任科學院院長的第一人選,但是沒有輪到他。科學界都猜測這同他在批鄧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有關。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渡盡劫波後聲討四人幫對他們的殘害、互相傾訴在“牛棚”里的苦難,交流如何把鄉下的子女調回身邊的門徑……而他已經同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沒有受到審查,兩個孩子都進了軍隊。在他們面前,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平心而論這不是他的過錯。就像那些非猶太血統的德國科學家,安全地度過了納粹時期,沒有受迫害一樣。但是當他們在戰後重逢那些倖存的猶太血統的老師、學生和同事時,從前那種友情是很難恢復的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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