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中共刊物《求是》發表習近平講話，題為《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要點是：反對憲政，拒絕三權鼎立和司法獨立。這篇講話，是習近平去年八月內部講話的一部分，此刻刊登出來，大有用意。
兩個敏感的時間點。其一，去年八月發表講話，介於七月政爭（政變傳聞）和八月北戴河會議（激烈權爭）之間，反映習近平當時心神不定的處境。那時，習講話的用意，無非是以反西方為名，用抵制政改來鞏固自己的權位。其二，此時高調刊出當時的講話，正值今年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前夕，習近平有意給今年兩會安上言論閘門，提前定調：拒絕憲政。從而把這個話題徹底排斥在兩會之外。違者，可以按「妄議中央」論處。
去年三月，習家軍操縱兩會，強制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習近平遭遇從民間到黨內的空前反感，權力「明升暗降」：表面上，權勢達到頂點；實際上，民望跌到谷底。今年三月，兩會又會發生什麼？習家軍不得不防。
趕在兩會前夕釋出這篇講話，表明，中共黨內鬥爭依然激烈，至少，並沒有走出暗潮洶湧的氛圍。既有權力鬥爭，也有路線鬥爭。權力鬥爭，指的是，習近平始終無法達到毛澤東、鄧小平那種一言九鼎的權力頂峰；路線鬥爭，指的是，關於中共和中國未來走哪條道路，法治還是人治，憲政還是專政，黨內依然存在分歧，端視哪一種聲音、哪一種勢力佔上風。
通觀習近平的這篇講話，處處充滿自相矛盾。習近平聲稱：西方的「司法獨立」，源於對王權的抗爭，有着符合西方政體結構，歷史傳統和社會文化的制度根源，中共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政治制度」，不同於西方，自然也就不能照搬西方。
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曾經歷或必然經歷從王權到民權的時代轉變，西方民主是近代產物，文明現代化的結晶，一路走來，走上的正道，恰恰就是「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中共的一黨專政，掙扎大半個世紀，滑向的邪路，恰恰就是與「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背道而馳。論證這一點並不難，只需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民主國家人民有選票，而中國人民無選票。哪種制度才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政治制度」，一目了然。靠喊口號喊破嗓子，自我標榜，終究代替不了鐵的事實。
習近平說：「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這裏的法治，指的是共產黨的一家之法，甚至是習近平的一家之法，家法，惡法。習近平的說法，幾乎是商鞅變法的翻版。商鞅變法，意在讓秦國富國強兵。變法一百多年後，秦國果然滅掉其他六國，一統天下。然而，一統天下之後的秦王朝，卻只存活了15年；而之前的秦國，卻存活了550年。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大一統，秦國還可能存活下去；走向大一統的秦國，卻快速走向滅亡。這是歷史的反諷，也是歷史的弔詭。結論就是，商鞅變法，是一場歷史的無用功。商鞅自身落了個遭車裂至死的下場，乃是商鞅變法後果的象徵。今日習近平，如果重複二千多年前的商鞅思想，其落後自不待言，其下場更可能不堪。
習近平又說：「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於運用法治；在對外鬥爭中，要拿起法律武器，佔領法治制高點，敢於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而事實上，以不負責任而昭著於世的中共，恰恰就是國際法的破壞者、國際秩序的攪局者。而死抱人治的中共，根本沒有資格談法治，更談不上「佔領法治制高點」。
故而，習近平所言「全球治理體系正處於調整變革的關鍵時期，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就更是出口虛妄、自說自話、痴人說夢，仿如夢遊症患者。剛剛去世的101歲老人、前毛澤東秘書李銳所說的四個局限「時代，知識，思想能力，個人品德」，果然應驗在習近平、王滬寧等人身上。
習王等人的這套邏輯混亂、自相矛盾、且悖離時代的理論，究竟能說服誰？可以說，人民不服，國際社會不服；甚至於，黨員不服，官員不服，太子黨不服，政治老人不服。無人可服！
說到中共的自相矛盾，原本就比比皆是。諸如：在貿易上高喊多邊主義，在軍控上卻反對多邊主義；在國際上高喊多元化，在國內卻搞一元化；意識形態方面，高調反西方，卻高舉馬克思主義—近代西方思想之一；在國內高校，抵制西方思潮，中共高官卻把他們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接受西方教育；當局把馬克思主義列為最高指導思想，但大學生中，如果有人成立馬克思主義讀書會，卻遭到取締和抓捕。
中共的自相矛盾，從毛澤東時代就流傳下來。兩首紅歌就是典型。先唱《國際歌》，唱到：「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接着唱《東方紅》，唱到：「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面對如此自相矛盾的唱詞，演唱者竟毫無察覺，引亢喊唱，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又是何物？
（2019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