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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當局對高校的管控越來越嚴

北京大學校門口的行人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執政7年來,中共當局對高校這個被視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的管控越來越嚴。一些教師因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受到懲罰,在教師隊伍中產生寒蟬效應。

一段時間以來,中共對高校教師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控制趨緊。一些高校教師因為在課堂上,或者自媒體上發表的一些觀點、看法和言論,受到所在學校各種形式的處理。

2018年9月,廈門大學決定,解除學校與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運中的聘用關係,稱其在微博上多次發表錯誤言論,歪曲歷史事實,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2018年5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因副教授翟桔紅“錯誤解釋中國憲法修改制度,妄議中國人大制度”等取消其教師資格,開除其黨籍。據稱,翟桔紅在課堂上批評習近平廢除任期制。

北京建築大學2018年4月決定,給予理學院副教授許傳青行政記過處分。此前學生舉報許傳青在講授課時,將日本民族和中華民族進行不恰當對比。

2017年7月15日,北京師範大學決定解聘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史傑鵬,決定認為,史傑鵬在微信發佈不當言論,與主流價值觀不一致,逾越意識形態管理紅線,違反政治紀律。

2017年7月,重慶師範大學開除了教授西方文化課的譚松副教授,稱譚松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偏離了“正確路線”,背離了黨性原則。不過,譚松認為,校方的決定與他近年對1950年代川東土改進行的調查研究有關。

上述這些人年齡大多是40至50歲之間中年教師。不過,也有年過六旬的老教授,也因言獲罪。中共山東建築大學2017年1月對1955年出生的鄧相超教授“錯誤言論行為”做出處理意見,稱鄧相超多次在微博發表錯誤言論、性質惡劣、影響很壞。鄧相超山東省政府參事被解聘,政協常委被免職,並被迫退休。

在當局高壓政策的打壓下,有些被校方警告的教師,不得不低頭認錯,“痛改前非”。山東工商學院副教授李默海因為在網上發佈“錯誤言論”,被校方勒令停職檢查。據稱,李默海在校方“嚴厲批評”下,承認了錯誤,深刻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某高校的一位教授說,最近幾年,中共加強對高校教師的控制,要把高校辦成“黨領導下的高校,社會主義的高校”。在約束教師行為準則等各項規定下,校方勸誡,甚至是拜託老師們要謹言慎行,避免“禍從口出”,警告老師們“要與現行的、官方的、政府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他說,對於校方的規定,老師們不適應,但為了生計而不得不為之。

他說:“所有的老師們都感覺不太舒服,因為學校本身是個學術研究,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科技創新的地方,是人類發展前沿的領地。在這個領地的人,需要大量的思考,創造性的思考,才可能推進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創新。而這些思考、甚至是觀點,很可能與現實生活和觀點發生衝突。如果抑制這些思考和觀點,將限制老師們活躍的思想,限制學校的學術自由。”

在中共當局壓制高校教師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過程中,校方以政治進步,入黨,表彰,以及金錢獎勵為手段,招募一些學生信息員,讓學生檢舉和揭發他們的教授在課堂中的一些言論。這種被中共慣用的“發動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做法,不僅導致一些敢言的教師輕則被警告處分,重則被解聘開除,也激化了老師和學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間的關係和信任感,弄得老師謹小慎微、人人自危,“話到嘴邊留半句”。

相比2004年前後中國高校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空間,自從習近平主政以來的近7年里,當局的限制越來越緊。2019年1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將青年和網絡作為防範化解意識形態風險的陣地。2004年3月,時任北大新聞專業的副教授焦國標因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轟動。不過,在當時的環境下,焦國標並沒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開除。

與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國標思想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他認為,言論自由並不是最高的價值。

他說:“言論自由不是最高的價值。還有比言論自由更高的價值。這個價值是什麼?就是社會的穩定呀,和諧呀,全社會的利益。”

他說,個人的言論自由,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等問題,有時候同社會利益不一致,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東西。

焦國標今年55歲,14年多前發表《討伐中宣部》檄文時不到41歲。他說,高校教師中現在有一個“四十歲現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師年齡在40多歲、50歲以下,他們有一定的資歷,職稱,學術上有一定的造詣,處在講課、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這個年齡段的教師“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

焦國標2005年3月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邀請做訪問學者6個月,被北京大學當作“自動離職”除名。多年來,焦國標已經沒有任何公職,現在靠寫字、賣字為生。十幾年前的銳氣似乎蕩然無存,激情被他所說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說,老師的學術自由和學校監管之間的互動,能否從“抵觸性”走向“建設性”,值得思考。焦國標認為,校方、教師和學生之間要建立一個和諧、並非抵觸的關係,不是學生舉報-學校追查-老師受罰的“低劣”互動關係。

他說:“總體而言,簡單地歸結為管控太嚴了,我覺得是太單一了。問題沒那麼簡單,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動向”。

有觀察認為,在媒體全部由中共官方控制,媒體不能作為第四權,獨立地監督政府,一些高校的教師,為了言論自由,不惜失去職務、待遇和收入。其本身說明了在中國言論自由的珍貴和價值。境況比高校教師更凄慘的是一些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等,他們為了中國的法治,言論自由,被當局冠以各種罪名判刑入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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