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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蓋的抗戰真相——蔣介石毛澤東在抗戰中的表現

據國民政府軍政部調查;全國軍隊的槍械子彈僅夠半年戰爭之用,可見如在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就盲目開戰,中國軍隊只會如以卵擊石般,不堪一擊,遭致迅速滅亡的慘禍。由此看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有利於抗日的正確政策,至今官方書刊仍斥為賣國反動顯然是錯誤的。「毛澤東認為參加抗日戰爭是錯誤的,抗戰只是發動內戰計劃的一部分。」「毛澤東以對日作戰的偽裝,來占奪土地,為未來的內戰擴張基地。」「毛的一切活動,便是加緊準備內戰,在侵略者正在蹂躪這個國家時發動內戰。」

“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事實是:江西紅軍戰敗後突圍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大部隊難以存活,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們生存有困難,可撤退到外蒙邊境或新疆,蘇聯可給援助,於是中共決定北撤。毛澤東對戰友說,我們退到外蒙,將來再打回來。為了宣傳,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在北撤途中,他們看到報紙上報道說陝北有劉志丹、高崗的共軍在根據地活動,有的將領高興地說:“我們有救了!”於是他們就到陝北安營紮寨了。毛曾派部隊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蘇聯軍援,但遭國軍和軍閥部隊阻攔未能成功。

“毛澤東創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實是:日寇侵佔我東北後,蔣介石痛感各黨派不團結不能禦敵,即向江西蘇區的毛澤東建議建立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卻遭毛澤東一口拒絕。1936年因蘇聯受到德國和日本進攻的威脅,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共產黨團結各階級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進攻蘇聯,蔣介石從駐蘇使館得到此訊息後,十分高興,當即通過宋慶齡派董健吾牧師(中共地下黨員)到西安,與中共人員洽談,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督促下,才接受蔣的建議。幾經談判,中共決定撤消蘇維埃共和國,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陝北蘇區改名陝甘寧邊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指揮和提供軍餉槍械,紅軍帽徽由紅五角星改為青天白日,於是國共兩黨開始團結抗日。

“西安事變時毛澤東設法釋放蔣介石”-----事實是: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剿共,被張學良扣押,中共知道張有領袖慾,就慫恿張與中共聯合組建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推張為主席和總司令。毛澤東朱德等建議張殺死蔣介石,張亦有此意。這時突接斯大林指示,說中國必須實行抗日戰爭,有能力有資格領導抗戰的人只有蔣介石,中共應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毛澤東準備先下手為強,殺了蔣介石再說,這時又接到共產國際電令,嚴詞要求釋放蔣介石,並指責張為漢奸,張扣押蔣只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張把蔣釋放了。當時蔣正率60萬大軍圍攻3萬中共部隊,準備一舉殲滅紅軍,西安事變使剿共再一次失敗,所以人稱張學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張的政治野心則告破滅,張曾後悔說:我上了中共的當了。

“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抗戰開始時,山西省主席閻錫山擔心自己無力抵抗日軍進攻,邀請中共派部隊進山西協助防禦,協助組建新軍,派幹部幫助他的“犧牲同盟會”加強地方政權。中共應邀派八路軍三個師和大批幹部到山西,但後來中共施展統戰手法,使閻的新軍叛變投入八路軍,全省105個縣中75個縣的縣長都成了中共黨員,閻的省政府變成了他不能指揮的空殼,閻對中共反客為主、雀巢鳩佔十分氣憤,要求中共撤出部隊和政府及社團中的黨組織,被毛澤東嚴詞拒絕,閻就派他的舊軍進攻八路軍遭到失敗,這樣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

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中共佔領山西後,又派八路軍進軍河北、山東發動內戰,消滅了兩省敵後的國軍,逐出和消滅了兩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國民黨的抗日根據地變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隨後八路軍和新四軍向駐防蘇北的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進攻,黃橋一戰消滅韓部一萬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蘇北。這時新四軍總部所率一萬名部隊也正在安徽不斷向四周擴張,國民黨因敵後根據地不斷遭中共侵奪,感受到很大威脅,軍事委員會下令新四軍總部所率部隊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線路徑北渡長江,毛澤東原已同意這條北撤路線,卻又密令副軍長項英率部改向東南方向,在江蘇鎮江渡長江前往蘇北。毛的意圖很明顯:讓北上的項英部與自北南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夾擊韓德勤部,將韓殘部幾萬人徹底消滅。國民政府隨即以違反軍令為名,派大軍包圍向東南行進中的項英部隊,經七天激戰,項英部隊損失七千人,其餘的,經國民政府指定路徑安全北撤歸隊。蘇北韓部不久被中共部隊殲滅,蘇北又成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

以上兩次所謂“反共高潮”,實際都是國民黨為抵抗中共侵佔其敵後根據地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是中共主動挑起,中共宣傳倒果為因,隱瞞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說成“反共高潮”。

“共產黨抗日最積極”——事實是:毛澤東不愧是傑出的宣傳家,他的抗日口號喊得比蔣介石響,還寫了《論持久戰》等著作,從他的言論文章看,他無疑是積極抗日的人,但實際情況大不相同,與毛打過四年交道的蘇共弗氏說:“毛澤東的話與他的行動往往正好相反。”事實表明,毛是個陰媒家和說謊家。如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毛宣稱要堅持國共抗日統一戰線,要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團結抗日,他還動員各將領聯名給蔣介石發致敬電,稱頌蔣委員長萬歲,可是同時卻向將領們發出號令:部隊的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擴充軍隊,為今後奪取政權打基礎;在統一戰線中,要掌握領導權,要和頑固派、投降派(指國軍與蔣介石)做鬥爭;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不要受愛國主義的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以後他對黨內乾脆把抗日戰爭稱為“日蔣矛盾”,表明他與抗日無關,他已退出了抗日陣營,專心致志於打內戰了。蘇共弗氏寫道:“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佔奪國軍控制的土地,不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中共這種活動,顯然損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毛澤東把自己的人民當作奪取政權的工具,幾百萬人流血與苦難,不幸與憂傷,對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產黨將實行民主憲政”——這是毛澤東抗日後期向國內外發出的最強音。這時他看到抗戰快勝利了,國軍已被日寇嚴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實力已大大增強(已佔領了從陝北到華北再到華東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隊己擴大到120萬正規軍、200萬民兵)改朝換代的野心快實現了,為了迷惑國內外人們站到他一邊,就在會見美國政要、中外記者、中國各黨派人士時大唱民主讚歌,宣稱他要實行美國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實行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憲政,要實行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要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更是連篇累牘地宣傳毛的民主憲政主張,一時蠱惑了美國大使、特使、中外記者、中國民主人士,他們紛紛到延安去朝聖、會談,美國大使赫爾利甚至與毛簽訂了合作協議,中國一些黨派開始站到中共一邊反對蔣介石專政,廣大知識分子歡欣鼓舞,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景,對中共心響往之。可是毛澤東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畢露,在中共戰時統治區和後來的新中國,專制獨裁遠遠超過了蔣介石,超過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黨派和廣大知識分子都上當受騙了。

和平談判

日寇侵華,正如俗話所說: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財力軍力均不可能并吞中國,於是採取“以戰養戰”、“和談誘降”等毒計,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與日寇和談,由於兩人對抗戰的態度和立場不同,他們與日寇談判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淪陷後,日寇派人向蔣介石談判誘降,蔣介石起先拒絕,由於黨內外不少高層人士(如于右任、胡適等)對抗戰前途悲觀,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蔣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長的秦德純赴香港與日使談判,蔣的要求是完全恢復蘆溝橋事件前的領土主權,日方則提出苛刻條件:承認偽滿州國,賠償戰爭損失,訂防共條約、經濟合作條約,華北駐軍等,蔣認為喪權辱國,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條件,不談賠償和偽滿州國,其他大體不變,蔣拒不接受,日又請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又被蔣拒絕,蔣在《日記》中稱:“倭寇亡我之心不死,無和平可言也。”日寇惱怒,公開宣布不再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以財力己難支撐抗戰,暗中派人赴港與日談判,蔣獲知後嚴詞批評,後悉孔仍在與日談判,大為震怒,下令:“今後再有人與日寇談和,以漢奸論處,殺無赦!”於是徹底關閉了和談大門。

毛澤東則不同。為了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聯日反蔣),他主動派人與日方談判。據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回憶錄》中記載:“毛澤東不經政治局委員們同意,由軍委秘密電台發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與日汪商談合作反蔣事宜,同時停止中共對日汪的軍事行動。”又據蘇共弗氏記載:“我看到一份新四軍參謀部的報告,它確切地表明,中共領導層與南京日本派遣軍參謀部之間有着長期不斷的接觸,雙方情報傳遞的終點是南京和延安。”隨着眾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澤東與日汪的合作關係逐漸清晰了。

原來饒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後,就把中共與日汪商談反蔣合作的任務交給了新四軍情報部長潘漢年。其實潘早在1939年起就與日寇駐香港和上海二個總領事館特工建立了針對國民政府的“情報交換”關係,接到毛的指令後,潘輕車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產黨員,因參加共產國際情報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成為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日寇特工,當時任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負責人)即偕同去見日外務省在中國的情報頭頭岩井英一,岩井見潘己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刮目相看,優禮有加,當即發給潘“特別通行證”(各地通行無阻),讓他利用“岩井公館”秘密電台與延安和新四軍通報,並在上海最豪華的匯中飯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讓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隨後就帶領潘去見日寇在華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頭頭影佐偵召少將。影佐對毛澤東特使也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經幾次商談,商定了合作辦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見汪精衛(影佐是汪偽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動須得影佐批准)。這樣潘就與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蘇共產黨員,被捕後成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汪偽政府特務頭子——調查統計部長及江蘇省主席)赴南京會見汪精衛。汪原是毛澤東的恩師(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曾提拔毛任副部長)對潘更顯親切,即邀請毛派人參加他的議會和政府,潘則對汪表示:如汪與日合作有困難,歡迎汪到新四軍來。潘與汪也談妥了合作辦法。

潘漢年與日汪商談雖未簽訂書面協議(原因是毛澤東的抗日言論喊得比蔣介石響,日寇懷疑毛心中有詐,暫時不敢輕信)但仍取得多項重要默契:(1)日軍與八路軍新四軍互不攻擊,保持和平共處;(2)中共部隊不再破壞鐵路,保持交通順暢;(3)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藥品和通訊器材等)不受查禁;(4)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通過汪偽管理的長江封鎖線,不予阻撓查扣。以上合作辦法使日汪與中共均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抗擊和威脅,得以騰出大量兵力來進攻蔣介石的抗日部隊,同時因平漢、粵漢等鐵路不再受中共部隊破壞和威脅,日本國內和在朝鮮、東北的兵力可順利經鐵路送往東南亞進攻盟軍(海運受英美海軍所阻),並把在東南亞掠奪的物資運回國內。至於中共,它得到日寇不再掃蕩的保證,可以放手大膽地搶佔國民黨的敵後根據地和擴充軍隊,為推翻國民黨政府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樣就實現了毛澤東“聯日反蔣”的“三國志”謀略。

潘漢年的活動為中共力量的壯大發展立了大功,可是新中國成立後他卻遭到殘酷鎮壓,從上海副市長任上撤下,長期投入監獄,直至病死在湖南勞改農場,官方宣布的罪狀是:“瞞着黨中央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但毛去世後,黨中央成立專案組對潘的歷史審查了幾年,發現他的一切活動都經毛澤東批准,根本沒有“瞞着黨中央”和“違反黨紀”,而且他也主要是與日寇商談而不是與汪精衛商談,可見他的罪狀隱瞞了重要的情節。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對這位功臣如此狠毒呢?顯然因為潘掌握了毛澤東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罪證,毛擔心潘對此有所泄露,毛就會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罪名遺臭萬年,為了他的“名譽”,他才下狠心對潘栽贓和滅口,正象他後來對彭德懷、劉少奇、高崗、饒漱石等栽臟滅口一樣,反映了他殺功臣的陰險毒辣的一貫手段。

俗話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為”,毛的賣國罪行昭然若揭,能掩蓋得住嗎?

中流砥柱

中共和國民黨都自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據《辭海》解釋,中流砥柱是指支撐危局,擔當重任的人。是否中流砥柱,要用一些條件來衡量,不是誰自己說說就算數的,用什麼條件來衡量呢?就是看誰參加的戰役多和大,誰殺傷敵人的數量多,誰的犧牲大,誰對抗戰的作用大。現在就這幾項作個對比:

參加戰役數——蔣介石的國軍參加10萬人以上的會戰22次,大型戰鬥(如台兒庄戰役)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部隊打了平型關伏擊戰和“百團大戰”兩場小仗後再無戰鬥記錄。

殺傷敵軍數——國軍殺傷日軍198萬4千人,其中日軍戰死48萬人,其餘為戰傷。中共部隊殺傷日軍:平型關戰役1千多人,“百團大戰”1千多人。這兩次戰役以後,再無任何記錄。殺傷日軍將領為:國軍殺死日將領126人,中共部隊殺死日軍將領3人。

國共兩軍犧牲人數——國軍中陸軍陣亡131萬9千人,加上失蹤和負傷共321萬1千人,空軍陣亡4300人。中共部隊在平型關戰鬥中死傷千餘人,在“百團大戰”中傷亡1萬1千人。自這兩次戰役後再無傷亡記錄。國共兩軍陣亡將領:國軍陣亡211人,其中上將8人,中將45人,少將158人。中共陣亡團級以上軍官5人(大部分為內戰中陣亡)。

(中共平型關戰役是山西會戰的一部分,是伏擊日寇的一支輜重車隊和護衛隊,繳獲日汽車80輛與一些物資,消滅日護衛隊約千人;“百團大戰”為破壞正太、同蒲鐵路和車站及礦山,遭日軍掃蕩,犧牲萬餘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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