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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清心:物理大師束星北 一曲悲愴的輓歌

1971年,64歲時,他又遞上摘帽申請:如果再過十幾年,即使改造好了,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還能有什麼用呢?……今後該怎麼辦,才能得到黨和人民的寬恕、諒解和容納?……懇請黨領導、軍工宣隊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束星北(1907-1983)

很多人知道李政道,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恩師束星北。如果不是《束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命運》一書問世,掀開了封塵多年的檔案,或許這位被業內人士稱為“中國的愛因斯坦”,曾經啟蒙培養過李政道、吳健雄、程開甲等著名科學家的天才物理學家和傑出教育家,就真的往事如煙了。

其實,早在四、五十年代,束星北在物理學界已如雷貫耳。1937年,世界物理界權威、丹麥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尼耳斯·玻爾受邀到訪浙江大學。玻爾回國後不斷有中國的師生寫信向他請教如何學物理、如何出國深造。玻爾回信說,你們有束星北、王淦昌這樣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在,你沒有必要來歐洲留學。

1972年10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周恩來在會見他時請他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的斷層問題做點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國並不缺乏教育人才,而是沒有給他們發揮才能的機會,“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就在國內”。

出生望族自費留學歐美

束星北1907年出生在江蘇揚州頭橋鎮安帖村。父親束曰璐是江南陸師學堂優等畢業生,清末官至參領,民國時期任全國水利局主事,後為張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在南通有自己的企業。父親為人豪爽、熱心,經常幫助有困難的人。束星北秉承了父親的稟性。

弟弟束佺保,四十年代曾任英文刊物《自由論壇》主編,弟妹是“國大代表”、宋美齡的秘書。

1926年至1931年,束星北自費留學歐美,後奉母命回國完婚。

備受學生歡迎的物理教授

圖左是束星北,圖右是王淦昌。

同為物理教授的王淦昌說,“束星北的教學經驗很豐富,我對他的教授方法,非常欽佩。他既不用課文,也不寫講義,常常結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物深入淺出地講解所學的新概念、原理等,講得非常透徹,學生們都很愛聽他講的課,這一點是我無論如何也學不來的。”

李政道1943年考上了浙江大學的化工系,開學前一個月,他拜訪了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同時也認識了王淦昌教授。當時他16歲,對工科和理科的認識很不清楚,慢慢地和二位物理教授接觸多了,逐漸了解了物理學科的意義和重要,物理對他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一個月後,當他去永興上學的時候就決定由化工系轉為物理系了。每一兩周束星北從湄潭專程到永興來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學討論。在一對一師生密切教學的關係下,束老師“幫助我建立了對整體物理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李政道在為《束星北檔案》寫的序言中說:“想起他非凡的科學氣質和為人品格,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覺。”

“中國雷達之父”日後成了“歷史反革命”

在《束氏族譜》所載“家訓”二十條,其中最為獨特之處是“共御外侮”,這條祖訓對束星北一生的影響很大。他決心努力學習,超過他們。從早年留學起,他就樹立了科學救國的理念,終其一生未曾動搖過。

抗戰時期,束星北基本放下了相對論等前沿理論物理的研究,將精力轉向了軍工。他和王淦昌教授給學生們開辦“國防物理”講座。王淦昌主講槍炮設計、子彈飛的動力學原理;束星北主講短波收發報機、激光、雷達、無人機船等。

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於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二廳技術室,主要領導雷達的研製。他於1945年春研製成功中國第一部雷達,束星北被譽為“中國雷達之父”。抗戰勝利後,他離開重慶軍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學,並隨學校回遷杭州。束星北對當年研製雷達時的初衷說:“我造雷達完全是為了防日本飛機的空襲,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前途或爬升。”

女兒束美新說,父親曾和王淦昌一起把家裡的金子綁在褲子里,通過日本人的封鎖線,捐給國家。

束星北老家揚州頭橋鎮有記載,抗戰結束後,蔣介石親自授予頭橋鄉賢束星北先生“抗戰英雄”稱號。無論真假,因“中國雷達之父”功勞而獲民國政府“抗日英雄”褒獎應在情理之中。而這段可歌可泣的抗日經歷,卻被中共定罪為“歷史反革命”迫害多年,可見中共假抗日的醜惡嘴臉。

中共篡政後,束星北的厄運開始。弟弟束佺保曾動員他到台灣,他說國民黨腐敗,新中國成立也需要物理。他覺得自己是科學家,在哪裡都能生活,幹嘛到台灣?正是這次選擇的失誤,鑄成了他日後的人生悲劇。

鎮反運動中他上了杭州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單

1951鎮反運動開始。因在國民政府軍令部造雷達的那段歷史,杭州市公安局要逮捕他。名單交到杭州市學校黨委會討論時,獲得他學生的保護。像李文鑄、許良英都是地下黨,在新政權里有一席之地,他們堅持束教授的問題屬於思想認識問題,他是國家難得的人才,應該重用。最後他們保他過了關,不然被拉出去槍決是大概率的事。中共自報:1949年~1952年,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0多萬人,其中87萬餘人被處死。所幸的是,束星北躲過了87萬的死劫。

拒絕思想改造對抗三反五反運動

中共建政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束星北是浙江大學唯一沒有寫“懺悔書”抗拒運動的高級知識分子。他說自己歷史清白,不需要什麼懺悔。

三反五反期間,數學教授蘇步青因為用了幾把公家的椅子及一些瑣碎的事,要被當成貪污犯批鬥,曾想以死抗爭。束星北闖到了浙江省軍管會,說:“你們是要一個數學家,還是要幾把椅子?”他以理相爭,從而解救了蘇步青。

用腳投票嘲諷中共的假選舉、假民主

1952年院系調整,束星北調入山大,參加選舉人民代表。他沒在選票上對指定的候選人勾選,卻把好來塢影星英格麗·褒曼作為候選人寫上了,以此嘲諷當局的假選舉、假民主。像這樣公然用腳投票,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也不多見。對中共假民主真獨裁的虛偽,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但是束星北敢,他以惡作劇的方式表達了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

抵制“全面學蘇”

52年山東大學採用蘇聯教育“專業”設置的經驗,院系“全面改版”。都知道這是勞民傷財的瞎折騰,又是束星北站出來說,院系調整是急功近利,是一次破壞。“為了適應眼前利益,使好不容易成為通才的人再變成專家,使本來就很細的系還要再進行劃分。一些大學變成了短訓班或職業職能訓練班,這同大學宗旨體制相悖,是倒退。”

他走訪過德國,認為:“蘇聯的科學水平是比較差的,像樣的物理雜誌一本也沒有,科學全是抄襲德國人的。科學家也大都是二流貨色。”有人反駁說,那麼巴甫洛夫、門捷列耶夫算不算第一流的科學家?他說:“據我所知,那是沙俄時代培養出來的。科學也好,技術也好,都應當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去做,不能搞虛的。蘇聯之所以不行,就是會議太多,政治學習太多。”

當他得知幫助高教部制訂中國教育大綱的蘇聯專家是個副教授時,再也不能忍受了,他用書信直接向高教部提抗議:“我聽說高教部幫我們制訂教學大綱的(蘇聯)顧問是個副教授,他本身的教學經驗都很淺薄,我們也得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轉。我們為什麼要這樣,非得讓人家當癟三一樣看。”“我看這是糊弄,這樣下去,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和山大校長華崗論戰公開反對唯物論

束星北不僅在自然科學領域極具天賦,他對社會問題也頭腦清醒,具有真知灼見。

1952年當時山大副校長華崗開的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政治大課,不但是全校的重要課程,也是全青島市的重要活動。華崗每兩周講一次,一講就是一下午。學生不敢逃課,教授也得坐在下面聽,會下還組織討論談心得體會。

報告會上,束星北當場反駁,和華崗爭辯。華崗宣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說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星北說,自然科學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二。兩人越爭論越厲害,互不相讓。

1954年山東大學對束星北展開公開批判。罪名是:公開反對辯證唯物論;公開叫嚷:自然科學第一,馬列主義第二。

當堂否定王竹溪教授的學術報告被領導約談不認錯

那時的浙大精神是“求是”。學生許良英說,他上課時,見束星北和王淦昌兩位教授常在課堂上為一個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他說,那時老師與學生打擂台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學生可以挑戰老師,給老師挑錯,在學術爭論上是平起平坐的。在學問面前沒有權威,那個年代浙江大學能出那麼多大師,與學術自由的風氣有很大關係。

1952年底,在山東大學大眾禮堂召開了一次學術報告會,主講人是從北京請來的著名熱力學家王竹溪先生。王竹溪1938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五十年代初在清華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論,後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

學術報告進行近50分鐘時,束星北走上講台,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黑板上王竹溪寫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40分鐘,期間無人打斷。而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主持人幾次請他坐下來,他都沒有。

校領導因為此事專門找束星北談話,批評他給王竹溪和山大造成不好影響。束星北說,有些東西,他(王竹溪)沒從根本上講通,我自然看不下去。學術討論都是這樣的,這沒有什麼,過去的大學都是這麼做的。

束星北習慣甚至喜歡這種爭論方式,他常說,錯了就是錯了,錯了不丟人,不認錯才丟人,這是他一貫的觀點。早年他去歐美留學,跟隨一些名師求學,這些經歷也養成了他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行為準則。

之後,因他不適合留在涉及軍工機密的物理系,被迫轉向大氣動力學和氣象學研究。

他舉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抄家

1955年肅反運動,他遭停職審查。隨着揭批“胡風反革命集團”升級,束星北被打成“束星北反黨集團頭目”。一些與他走得近的教授們,都成了他的反革命集團成員。來抄家的人,翻東西、砸牆,看看有沒有電台、槍支。束星北手裡舉着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搜查人員說,公民住宅不得侵犯。

他用《憲法》捍衛人權,招致了更大的迫害。妻子被拉出來和他一起遭受體罰批鬥。最後他終因不堪其辱,選擇了服毒自殺,卻因服錯了葯沒有成仁。

因“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言論被打成“極右分子”

1957年,束星北全家。

1957年5月,反右運動“鳴放”期,他在山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的發言,演講被二十多次掌聲打斷,引起在場知識界的強烈共鳴。他認為,歌頌“人”,不歌頌“憲法”,是“人治”而不是“法治”,那將很危險。“即使毛XX也不能保證沒有偶然的錯誤”。他被多次要求做檢查,但他不承認有錯。

三年大饑荒期間他在水庫工地勞改

1958年,他被定為“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勞動”三年的處分。歷史反革命罪名的依據,是“雷達之父”那段歷史。

1958年10月,他和1800名右派到青島市月子口水庫工地開始勞動改造。

白天是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晚上沒有床鋪,睡在墊了點兒草的卵石上。吃什麼,就可想而知了。正是三年大饑荒時期,那裡工傷、自殘和自殺時有發生,可見環境的惡劣。但比起發配到夾邊溝被活活餓死的三千多名右派,他已經是幸運的了。

浙大機械系畢業生伍建中,曾冒險去青島勞動工地看望他敬仰的束教授,“他太苦了,我流下了眼淚,而他反而勸我不要難過,我不是很好嗎?”

文革開始專職打掃廁所

修水庫勞改結束後,束星北回到青島醫學院,繼續被管制勞動,做物理教研組的“教輔”(教學輔助人員)。當事者回憶:“他像個機械人,上面說什麼他就干好什麼,他打掃過的走廊房間一塵不染,他刷過的試管、燒杯、注射器一定比新買的還要乾淨得多。”

“文革”開始,他從刷試管、燒杯、注射器,降級專職去掃廁所。

為了加速“改造”、“摘帽”,能恢復工作,他主動包攬下了全院所有廁所的衛生。束星北打掃的公廁,是混雜了痰跡、糞便乃至人體器官碎片的醫學院茅房,有時得用手去摳被這些東西堵塞的大便池……

晚年的束星北厭惡過去,避談過去,他有時會忽然變得焦躁不安,夢遊般地滿屋子嚷嚷着尋找水桶、拖把和掃帚——那些都是他當年打掃廁所的工具。

是理論家也是實幹家

在青島醫學院監督勞動期間,他修好了山東省所有地方和部隊的大中型醫院的醫療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同位素掃描儀、冰箱、保溫箱、電子興奮器、電子生理麻醉儀、胃鏡等。例如,在沒有線路圖的情況下,他主動申請修好了一個廢棄多年的腦電圖機,使這台從丹麥引進的世界尖端醫療器械起死回生,並順手做了一個改裝,使它的壽命延長了三倍,引起全院轟動。

束星北是搞理論物理的,但他動手能力很強,手到病除,有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能力。他的“額外”貢獻,不但解決了工作的急需,還為國家節約了大量資金。而束星北本人只把這些看作是雕蟲小技,他認為自己有大本事,能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

聽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他嚎啕大哭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聽到消息後,束星北起先高興地拿出酒喝,隨後嚎啕大哭起來,全家人為之愕然。他邊哭邊喊王淦昌、程開甲的名字,一位是他的摯友,一位是他一手帶起來的學生,他意識到這兩個人參與研製原子彈了。

也已身為教授的大兒束越新說,父親認為研製原子彈應該是他乾的事,他可以為國家為人民做更多的事。他很遺憾,是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哭。父親能夠拋棄一切私心雜念,專心致志地研究科學。他把個人名利看得很淡,認為自己以前做的許多事,很平常。

其實就在兩個月前,束星北還在向有關部門提出研製核武器的請求,但他的請求像以往一樣,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早在1945年8月6日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發生的當月,束星北應邀做過《原子彈理論學術報告》。

兩彈元勛程開甲說:“束星北對原子彈的感傷是有根據的。在原子彈未在美國上馬前,束星北已有察覺可以利用裂變的中子轟擊。”他對束美新說,1941年,束先生和王淦昌帶領他一起研究如何擊破原子核,愛因斯坦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中也是這樣建議的,實際上我們當時的研究和愛因斯坦是在一個起跑線上。

“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但科研大門對他無情的關閉着

在青島醫學院,束星北的辦公室是“門衛室”(以前叫:門房兒或傳達室)。他是涮茅房的“老束頭”,聚在那裡的都是干粗活的,看大門、看洗澡溏的,燒鍋爐的,拉大車的,他們都成了他的同事和朋友。他被徹底邊緣化了,踩在了社會底層。

束星北少年時代,偶然間讀到一部關於四度空間的科幻小說,讓他開始迷戀於物理世界的神奇,並確定獻身物理科學的人生志向。

離開浙大後,他被糾纏在沒完沒了的運動中,科學研究的大門在他面前被慢慢關上,58年後被無情地全部關閉。這對以科學救國為己任、以探索物理世界奧秘為人生理想的一位傑出科學家來說,無異於扼殺了他的生命。

束美新和父母。

女兒束美新說,父親的追求很簡單,只希望能有一個安靜的教學環境和研究環境。他多次表達了不能工作的痛苦,但卻糾纏在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對他來說,最怕的不是政治壓力,而是不讓做事情,做事情才是活下去的理由。他做具體工作的時候,就把外面的煩惱都淡化了。

歲月無情地流逝,束星北內心的焦慮與日俱增,在多次在思想彙報中,他請求能發揮一技之長。

1971年,64歲時,他又遞上摘帽申請:如果再過十幾年,即使改造好了,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還能有什麼用呢?……今後該怎麼辦,才能得到黨和人民的寬恕、諒解和容納?……懇請黨領導、軍工宣隊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

那一年冬天,女兒去探望父母。遠遠看見佝僂著身子在青島醫學院門口掃雪的父親,他的身後,是掃出來的一條長長的路,兩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滿了數學公式和演算符號。母親告訴她,父親經常一個人在雪地里不停地運算、寫字。他害怕自己的腦子長期不用會廢掉,那是他為自己發明的腦力運動。

這一幕,出現在李政道首次訪問中國大陸的前一年。

束星北的家萬萬不能讓李政道看見

1972年李政道首次訪問中國大陸,不僅提到了束星北,而且表示要見他的啟蒙老師,“那時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師在哪裡,在做什麼,我很想能見他一面,可是最終未能如願。”當聽說李政道要來見束星北,驚動了整個青島醫學院。據一位“革委會”成員回憶,束星北的家是這樣的:

那是我所見到的最赤貧破舊的家,你說它家徒四壁吧,破破爛爛的東西似乎又不少:缺了腿的桌子(晚上便鋪上被子做床用),兩個箱子(部隊裝子彈的箱子),幾張自己打制的歪歪斜斜的板凳和一些堆得亂七八糟的書;地板雖是水泥的,可是到處都是裂縫,客廳中間還有一個大洞,大得能陷下腿去,上面蓋着一張三合板,簡直就是個陷阱,最不堪的是束星北的“卧室”,他的卧室不過是個兩三尺寬的壁櫥,束星北的個頭這麼大,常年“卡”在裏面能舒服嗎?“卧室”里只有一床被子,嚴格地說,那不是被子,只是一床破破爛爛的棉絮,如不是一些經經緯緯的黑色電工膠布粘連着,早就散了。

顯然,這樣的“教師之家”不便會客,也太難裝飾,乾脆放棄了,最後,以束星北身體不適為由推掉了師生會見。

提前“摘帽”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簽署了《上海公報》。當年10月,李政道首次回國對周恩來提到他的老師束星北,這不能不引起周的重視。那時,中共急於和美國建交,需要名人效應給自己塗脂抹粉,更想拉攏他們,於是束星北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果然,一年多後,束星北“摘帽”了,但“落實政策”是在1979年。

學生李正道成為老師束星北轉運的“貴人”,這已是中國物理學界的美談。但是,誰都能從這份溫馨中,感受到一股寒意。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放了束星北一碼。而如果沒有李政道的出現,“老束頭”會一直在學院大門口的“門衛室”呆下去。

憂國憂民甘做“人梯”

束星北在課堂上。

1978年,束星北到國家海洋局一所從事動力海洋的研究。1983年在青島去世。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他主持了“動力海洋學進修班”,培養了一批動力海洋方面的科技骨幹和高級研究人才,還對海洋內波進行了開拓性研究。1979年,七機部準備在公海試射東風五號,需要計算彈頭落入大洋打撈數據艙的最佳安全時限。束星北僅憑小計算器就完成了。

年逾七旬的束星北,儘管“寶刀不老”,但他冷靜地給自己調整了工作方向,定位為“作人梯”,這正是束星北的過人之處。女兒說過父親的高風亮節,“他永遠把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利益看得高於他的生命,認為人在乎自身的得失是沒有出息的。他是位科學家,應該把自己的才華和本事奉獻給民族和國家”。束星北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次選擇,就像當年抗戰為打日寇,他放下了能出成就的理論物理研究,去研製雷達一樣。

束星北看到,中國要想追趕世界科技水平,需要一支有深厚理論基礎的學術隊伍。於是,他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員參加的“動力海洋學進修班”,憑自擬的提綱親自授課、答疑、輔導、批改作業。

束星北患有嚴重肺氣腫,每天帶着氧氣袋和腎上腺素氣霧劑,抱病上課。能做事情,他感到欣慰。他時刻想着工作,小計算器就放在睡覺的地方。對大半輩子負重前行的這位科學家來說,已沒有不可消解的愁苦,也沒有無法排遣的困惑,他依然堅挺的脊樑和飽滿的精神狀態,在晚輩和學生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聽他講課的人都深感幸運。例如,他批評“背鞋找腳”,用觀點套材料的錯誤思維方式,指出只有十分重視那些偶然出現的、千分之一的,甚至萬分之一的不同點,並深入探索,才能有新發現。他糾正了不少理論和推導上的錯誤。這種窮根究底的科學探索精神,他堅持了一生。

束星北的科學成就

束星北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作為我國從事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紀30至50年代,對相對論和統一場論做出過創造性的研究。同時在電磁學、熱力學、氣象學、海洋學、航天航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樹。抗戰期間,在浙大校長竺可楨流動辦學時的湄潭,他達到了一生當中的最高點,發表了不少有影響的論文,有兩篇是在《Nature》上發表的。其中1946年6月發表的《二任意加速系的相對性轉換關係》一篇,王淦昌認為,“至少是一個很重要的創舉,在理論界應該有所反應”。

肅反和反右之間的一年多時間,他連續在氣象研究方面發表了十幾篇文章,在國內引起較大的反響。他提出中國的降水是從印度洋來的,糾正了從西伯利亞來的傳統說法,對蘇聯專家的這一結論提出質疑。不久因政治迫害,中斷科研。1965年,他在青島醫學院當勤雜工時,完成《狹義相對論》的寫作。晚年在海洋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程開甲說:“束星北的物理學天賦是無人能及的,有極多的思想或念頭在他那智力超群的大腦里,而那些思想或念頭,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極有可能結出轟動世界的果實。”

束星北的天賦和勤奮,特別是他科學救國的思想信念,激勵他在科學殿堂里,比別人走得快,跑得遠,碩果累累。然而,奠定他成為大師級的專業成就,都是在49年以前取得的,儘管是在戰亂時期。“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活躍的代表。在一些人眼裡,束星北屬於那種秉性出眾、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之後的幾十年里,他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掃廁所和羞辱作踐自己的檢討中耗盡了後半生的。

為何現實依然殘酷和無奈?

有人說,假如他的一生始終定格在民國時期,假如他留在了海外發展,假如他和弟弟去了台灣……,這位“中國的愛因斯坦”會取得怎樣矚目的成就?女兒束美新嘆息:“但現實生活中沒有假如,現實是殘酷和令人無奈的。”

王淦昌對束美新說:“你父親說的,是我們想說沒有說的,你父親做的,是我們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沒有任何問題,他只是跟我們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那就是束星北敢挺直脊樑對中共說“不!”而別人低頭彎腰了。束星北這樣的“中國脊樑”,必定招致中共打壓迫害。

有人說“性格決定命運”,是束星北“抗上”的個性給自己招來的霉運。當年的這位“束大俠”、“束大炮”,1932年7月,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當面頂撞過蔣委員長;他出手打了當總務處長的校長親戚,他帶頭抗議民國政府鎮壓學生……,一貫打抱不平,行俠仗義的束星北,那時沒惹出大禍,是因為民國的總統,校長、官員,寬容大度的對待了他,民國社會能容納他。經過十多年的勞動改造,為了還能搞科學研究,他絕望地問:“今後該怎麼辦,才能得到黨和人民的寬恕、諒解和容納?”他的呼救無人理睬。中共治下的假惡暴社會,註定容不下束星北這樣的正義之士。

學生於良哀嘆:“束星北沒有任何錯,只是早生了七十年。”束星北確實生不逢時,讓他趕上了中共竊政年代。然而,晚生七十年又如何?他的情懷、才華能得以舒展暢行?答案肯定照樣不行,一樣會有悲劇發生!殺人害人的中共正在歷史舞台上做最後瘋狂表演,還在編篡惡劇推出上演。華裔物理家張首晟跳樓自殺事件,不就是中共導演的一出新悲劇嗎?讓人慾哭無淚!

《檔案》作者劉海軍感嘆:“束星北身上最飽滿的地方,恰恰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身上最貧瘠的地方。”作為科學家,他有非凡的科學氣質;作為知識分子,他有非凡的為人品質。束星北稱得上是位大師級的物理學家,他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中,堪稱江河一粟。

束星北的悲劇人生,是中共殘害中國文化精英的一個縮影,是我們應該吟誦給後人的一曲悲愴的輓歌。

參考資料

劉海軍:《束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悲劇》

許水濤:《束星北:在政治運動中消耗的天才物理學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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