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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傑:封殺「狀元之死」 王滬寧恐懼思想風暴再起

1月29日,一篇《一個出身寒門的狀元之死》的文章刷屏網絡,點擊率一天就超過百萬,但不久就被網信辦迅速封殺。該文也立即召來了眾多官媒和御用寫手的“聲討”。這篇文章是“咪蒙”的團隊創作出來,而“咪蒙”則是大陸微信公眾號中最為活躍的團隊之一。2月1日,“咪蒙”在微博上發表道歉信。他們決定自裁,咪蒙微信公眾號停更2個月、咪蒙微博永久關停。要用這個時間,全面反思,積極調整,為大家提供更有價值的內容。並說自己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自媒體,我們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傳遞更正能量的價值觀。我相信咪蒙團隊的檢討來自網信辦的指令,如同當前流行的電視認罪。“狀元之死”到底講了什麼,引得官方心驚膽顫和口誅筆伐?我們還是先介紹一下這篇文章吧。

文章只是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2019年1月8號,作者收到了高中同學周有擇胃癌去世的消息。周有擇去世的時候,還不滿25歲,是國內某企業的一名財務。周有擇的離去,讓作者重新開始反思自己這幾年的人生,反思她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義。周有擇家境貧寒,從一所村鎮中學沖了出來,以全市第一地成績擠進了全省前三的中學。他一周只用45塊錢,包括所有吃飯和開支。2013年在高考前兩個月的一個班會上,班主任要每個學生寫下他們的“理想”字條。老校長告誡他們:我希望學校對你們的影響,遠不只是送進一所好大學成為億萬富翁那麼簡單,我希望你們能成為一個真的用力活過的人。最後他說了5個詞語,要他們一定要小心:成功、浮華、焦慮、攀比、慾望。後來,周有擇以693分的總分拿下了市理科狀元,考上了某所國家一流院校。他大學期間一直不停地打工。2017年,他可以讀研但是放棄了,因為他查出了嚴重的胃病。後來他進了一家企業做了財務,公司領導讓他做假賬,承諾給他一大筆“獎金”,他死活不肯。周有擇最後在奔波勞頓中醫治無效去世了。周有擇去世的那天,作者正穿着低胸的衣服,露出若隱若現的乳溝,化了精緻的妝容,正在北京國貿的居酒屋裡跟一個投資人聊生意。周有擇的死使作者回憶起高中班主任要他們寫下的“理想”字條和老校長要他們思考的五個詞語。作者感到人生的迷茫,她不知道人生到底是“聽過許多道理,依舊過不好這一生”,還是從頭到尾,她就沒認真地過過這一生?她感嘆周有擇這輩子,都在用盡全力地沿着井壁往上爬,頭破血流也不停下來。但爬到馬上就要看到光的地方時,卻最終摔死在井底。

縱觀整篇文章,作者通過狀元同學周有擇之死和自己以及周邊人的生活,反映了當今中國青年人的精神狀態,那就是迷茫和焦慮。周有擇出身貧寒,刻苦努力,學有所成,但知識並沒有改變他的命運,他一直努力地從井底想爬到地面,但卻還是徒勞無益。作者出身中產階級,有好的收入、執業,但沒有方向感,迷茫和焦慮,知識同樣也沒有給她帶來幸福。而他周邊的同學、朋友都在名與利的漩渦中,平庸無奈地活着。整個社會在成功、浮華、焦慮、攀比、慾望的浪潮中沉浮,但心中缺少了高尚的理想和明亮的燈塔。作者通過周有擇之死,開始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反思。她麻木的靈魂開始蘇醒,那個早已遺忘的“理想”開始重現。她在問自己,也在問社會: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越走越沒有希望?

這篇反思性的文章遭到了猛烈的圍攻,批判它存在大量的事實出入,有虛構造假、販賣社會焦慮之嫌。當然,沒有給咪蒙團隊戴上“危害國家安全”罪名,徹底銷號就已經是夠客氣了。文章被發現一些漏洞,如周有擇作為一個一流大學畢業生,為什麼會收入如此微薄,以至於連高中時代的羽絨服都還在穿?作者如何了解死者生前經歷的那麼多細節信息,如打工一小時多少錢,銀行卡餘額,拒絕公司領導要求“做假賬”?文中校舍圖片有PS痕迹等等。最後得出結論:《狀元之死》是一個完全捏造、無中生有而假裝是真實發生的故事。它用非常巧妙成熟的手法,玩弄了讀者的智商和感情,灑了一通雞湯,騙取了一大波流量。怎麼樣?有意思吧,頗具文革遺風。事實上,這些指責不值一駁,文章本是文學作品,文學的真實與客觀真實本來就不是一碼事,儘管作者聲稱它是真實的。無端的指責不理睬即可,但為什麼這篇文章會被迅速封殺呢?網信辦恐懼什麼呢?

我認為,封殺的指令是來自高層,來自王滬寧的指令。因為這篇文章在顏色革命暗流涌動,紅色政權搖搖欲墜的今天,極易引發社會討論,形成一場政治風暴。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點擊率讓王滬寧感到恐懼。因為他無法忘記三十九年前發生在中國的一場突如其來的思想風暴。

上世紀1980年代,中國曾因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引起軒然大波。它曾讓當年千百萬青年為它哭為它笑為它激動為它爭辯為它深思。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題目是《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悶、迷惘和懷疑,一下子打中了剛剛經歷“文革”的億萬青年的心。短短數月,竟然引發6萬封來信,緊接着掀起了一場人生觀討論的大潮。有學者指出:如果說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標誌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那麼1980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則標誌着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的重大轉折。在這場人生觀大討論所引發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深深地滲透到新一代人的精神骨髓當中。這場充滿了感性淚水和激動情緒的思想解放,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幼稚,但那種帶血的純真吶喊,那些在精神桎梏中痛苦掙扎的自由心靈,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任何的社會變革總是思想激蕩,引發全社會的震撼,從而為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作為準備。

潘曉是誰呢?“潘曉”是個筆名,或者說,是個半虛擬的人物。“潘曉”是在兩個人姓名中各取一字組成的。一個是出生於1955年的女青年黃曉菊,當時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廠的女工;另一個是出生於1959年的北京經濟學院(現為首都經貿大學)經濟數學系二年級本科生潘禕。雜誌社編輯馬笑冬和馬麗珍在調查青年狀況時,分別接觸到這兩位,覺得黃曉菊的經歷和潘禕的觀點各有代表性,就把他們的經歷與觀點整合成一篇文章發表。

今天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三十九年前何其相似,儘管一個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一個剛剛結束十年文革浩劫,但都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儘管“狀元之死”和“潘曉的來信”反映的是青年的迷茫、焦慮,但事實上它們也同樣反映出整個中國人的迷茫和焦慮。目前,中國政治嚴重倒退,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遭遇打壓,當領導一切的極左觀念回潮,人治盛行,文革大有重演之勢。經濟發展停滯,貨幣超發,股市低迷,房市泡沫巨大,民營企業倉皇出逃,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縈繞在每個中國人心裏。許章潤先生指出: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三十九年前“潘曉的來信”引發了一場人生觀、價值觀的大討論,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為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作出重要貢獻。今天“狀元之死”或許也會引發一場社會大討論,為中國走進憲政民主新時代,做好思想鋪墊。

《狀元之死》和許章潤先生的《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以及鄭也夫先生的《整改難產之因》都在預示和呼喚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這些文章上百萬甚至千萬點擊率也代表着中國人人心思變。王滬寧對這些文章的封殺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時代變革的洪流無人能夠阻擋。張雪忠先生說:當前中國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一個已經部分現代化並希望全面現代化的社會,與一個落後的、完全是前現代的政體之間的矛盾。中國人最需要的不是向後看,不是留戀所謂的改革開放,而是要向前走,要果斷地告別改革開放,並努力革新前現代政體。

狀元周有擇死了,迷茫、焦慮的情緒籠罩着中國,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我們百年的憲政理想又在哪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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