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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來了!中共殺人挖心喝血練膽量

——一個敢怒敢罵地主後代的講述(1)

1948年我曾經跟我哥哥去收過租,穀子一打了當場就分,假如是10挑的話,我們就得4挑。佃戶要把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時家家都備有涼水和甜酒,佃戶挑一挑來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穀子之前要做幾大壇甜酒。記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戶家吃的飯,當時地主和佃戶的關係是相當融洽和諧的。

講述時痛哭的胡祖暖

秀山縣石耶鎮

講述人:胡祖暖(1940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從江西移民來的。聽長輩說,在清朝前,這裡只有極少數的苗民,到處一片荒涼。清政府實行移民政策,把這裡居住的苗民趕走,從江西省移民數萬來秀山,我祖父的祖父兩兄弟就是這樣來到秀山的。

他們來後一無所有,靠挑腳(下苦力)為生,後來炸油粑粑賣,然後又改行磨豆腐,由於豆腐做得好,生意紅火起來,慢慢就有了些積蓄。他們又用這份積蓄做烤煙生意,當時秀山是生產烤煙的產地。

以前民間有種說法,“家不分不發”。我祖父的父親,就是太祖父,秉承這句古訓,對他三個兒子說:“祖宗千辛萬苦才創下這份家業,現在分給你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各自為業,為老祖宗爭光。”這樣,我祖父就帶着他分得的一份財產移居到現在的官橋小教場居住。

我祖父精明強幹,經過多年的打拚,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輩達到了鼎盛。祖父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我父親胡傳宗是最小的。那時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國家衰弱,認為只有科學救國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養幾個兒子發奮讀書。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分到中央財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漢大學,他婚後生了三個女兒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倫考上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秀山擔任了財政局長;四伯父胡光楣讀的天津大學,畢業後回鄉當了鄉長。祖父的五個兒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沒有離開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邊,讀的私塾。

民國初年,五兄弟都相繼結婚生子,每家都是兒女成群,三伯父多達14個子女。父輩們都秉承祖父的訓示,送兒女們去讀書,所以我們胡家的幾十個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學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註:胡祖暖因為遇到土改,只讀了小學)到1949年時,我們這幾家的人丁發展到42個。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親頭腦很靈,他覺得我家在那個偏僻山鄉不會有大的發展,要發展必須兼營商業,因此,他就搬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石耶鎮。石耶當時雖然沒有公路,但有條梅江河,經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長江。秀山當時也沒有公路,農村出產的桐籽、茶籽的銷售和加工很困難,而石耶正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父親看到這一點,着手創建了一個集收購、加工、銷售為一體的商號“瑞發恆”。他建廠房,修碼頭,安裝榨油機(木製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從桐油中提煉一種叫銹油的高純度油,用來油漆船舶和機器。油用船從門前的梅江河運出去,一直運到上海。我父親發了財,擔任了地方上的鄉長,還兼任石耶區的民團團長。

在1949年前,我們胡家在秀山是一個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當了個副科長,他幹了一段時間,很想回鄉搞實業,那時也提倡鄉村經濟,於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橋。當時在國民政府幹事,走人時是沒有什麼退休金的,更沒有什麼子女接班,這種作法就是為了減少國家的負擔。我大伯回到鄉里,並沒什麼錢,但是他有知識有文化,他和我三伯這種人,就是當時農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帶回了不少種子,比如西紅市、西瓜等等,交給農民種。還有,那時秀山的鹽很貴,要從外地運,有“斗米斤鹽”的說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換一斤鹽。我大伯從酉陽的龔灘運鹽回來,全部按成本賣,不賺一分錢,就是想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時的人都喜歡購置田地,為什麼呢,金銀財寶可能被強盜偷,被土匪搶(我們這兒是四川、貴州和湖南的交界處,土匪多。)。但是,田地搶不走,所以人們都願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當時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戶和佃戶協商。我家與佃戶是兩種,一種是按四六,佃戶六成,我們四成,有些很貧窮的就是三七開。1948年我曾經跟我哥哥去收過租,穀子一打了當場就分,假如是10挑的話,我們就得4挑。佃戶要把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時家家都備有涼水和甜酒,佃戶挑一挑來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穀子之前要做幾大壇甜酒。記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戶家吃的飯,當時地主和佃戶的關係是相當融洽和諧的。

二、土改來了!人,殺了;財產,分了

土改來了,那就是暴風驟雨呀!

他們首先挑動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傳,開群眾大會。當時我11歲多,記得聽他們說:我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產黨來實行土地改革。為什麼要實行土地改革?因為我們是解放窮人的,是為了讓窮人不再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是把窮人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政府。幾千年你們為什麼窮,為什麼受剝削,你們想過沒有?就是你們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你們的勞動果實被地主全部剝削走了。你們窮了,他們富裕了,這是一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一種吃人的社會。我們今天就是要幫助你們站起來,就是要鬥爭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惡,要把他們的財產全部奪過來,因為這些東西原本就是你們的,是被他們剝削走了。以前,由於國民黨是支持地主打壓窮人的,所以你們不敢出聲,今天不同了,我們是來扶持你們解救你們、讓你們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們要起來,同地主階級作無情的鬥爭。只有把他們打倒了,你們才能翻身。

怎麼打倒呢?先開會訴苦,比如說,你們農民要種地,要出種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勞而活,坐享其成,這合理嗎?這就叫剝削。我們要打倒地主,當槍斃的槍斃,當勞改的勞改,把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全部奪回來,因為這原本就是你們自己的東西……

通過一系列的煽動挑撥,把農民的仇恨激發起來。

仇恨煽動起來了,好,把地主拉出來,批鬥!

土改幹部坐在檯子上,呼口號:“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封建勢力!”下面群眾也跟着喊。然後劃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農,當時只要家裡有五挑田就是地主。這個標準是相當低的,我們石耶有好幾家,那算個什麼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們只能算是自耕農,維持生活都困難。比如孫興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裡很窮,平時還要做面去賣才能維持生活,也把他家劃成地主。

為什麼要這樣劃?原因是劃的地主越多,他們分的土地和財產就越多,農民的積極性就越高,共黨也就越得人心。我們這個村,共划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實夠地主標準的只有我們胡家、吳家和魯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結果划了二十多家,這還不包括富農,你說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緊接着就是殺人,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是同時進行的,殺地主和殺反革命也是同時進行。那些天,三天兩頭開會,公審,一公審就拉出去槍斃。我們石耶的鎮志上寫得清清楚楚,我們石耶一個鄉就槍斃了36人。

我先說我家被槍斃的親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兒子胡署東是同一天槍斃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點在石耶大橋下的河邊。胡署東以前是老師,他同他妻子陳翠雲都在石耶小學教書,他是校長,因為他有文化,就叫他來當了鄉長。他當鄉長沒幾年就被殺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槍斃,就在我們餘慶村鴨子河壩。四伯父最慘,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槍斃,一個就是剛才說的胡署東,另一個叫胡蒙元,曾是國民黨的一個少將師長。抗戰結束後,他到四川宜賓當了縣長,剛解放他就被槍斃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張照片,是他在劉湘辦的幹部訓練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後埋在官橋,他們三弟兄被槍斃後抬回去已經沒有地方可埋了,因為土地已經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邊,一塊板板、一床席子都沒有,因為財產也全部被分完了。他們三弟兄埋在同一個坑裡。三中全會後,我去給他們立了碑,現在我每次去給爺爺上墳時,也給三個伯父掛青。我想,如果我爺爺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個兒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個個都是血淋淋的屍體,不知他會如何感想。

我再講講我看到的一些殺人場面。

土改時我雖然只有十多歲,但膽子很大,只要聽說殺人,只要是在方圓30里之內,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驚心動魄的殺人場面。比如殺楊卓之,我親自到現場觀看,目睹了難忘的一幕。

1952年的3月2號,秀山槍斃了一個叫楊卓之的名人。楊卓之是秀山民團的團長,共產黨來後,他進山當土匪,後來被抓住了。他當然是被殺的對象。不過,當年對秀山人民,他應當說是有功之臣,如果沒有他,秀山人吃鹽會很困難。當年鹽要從自貢經長江進烏江,到酉陽的龔灘上岸。從龔灘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楊卓之在酉陽、秀山、甚至貴州的松桃一帶名聲很大,只要說是楊卓之押送的鹽,土匪就不敢動。

公審大會是在秀山飛機壩中山紀念堂開的,會完後把他押到現在糧食局那個地方槍斃了。在楊卓之的腳還在一抽一抽時,上去了三個人。一個手提一把菜刀,另一個拿了一個小鍋和一個菜板。他們把楊卓之翻過來,撕開衣服,用刀剖開他胸膛,一把將他的心臟拉出來。他們三人就在離屍體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鍋里爆炒,然後拿出瓶酒,邊喝邊把楊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幾個人,稱了幾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楊卓之的血吃。

當時我還小,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想,他們是不是特別恨他呢?因為我曾聽老百姓恨一個人時說:“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後來我長大了,才明白他們並不是恨他,而為了壯膽——練膽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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