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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文革要重來

鄧拓(1912-1966),原名鄧子健、鄧雲特,一九一二年出生於福建閩侯一個舊知識分子家庭。他從小就酷愛文學藝術。一九三○年十八歲時參加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三七年秋到達解放區後,歷任《晉察冀日報》社長,晉察冀新華總分社社長等。解放後先後任《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和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等職。

鄧拓的雜文重史識、重現實,旁徵博引,信手拈來。文筆含蓄委婉,惜墨如金,可謂雅俗共賞。一九六一年,鄧拓應《北京晚報》的要求,以馬南邨為筆名,開設了《燕山夜話》專欄。之後,他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上開設了《三家村札記》專欄。

反右寒流凝結的堅冰尚未融化,這些雜文便能凌寒獨自開,切中時弊而又妙趣橫生。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博得了廣大讀者的歡迎和支持。

當時,全國許多報刊、雜誌紛紛效仿這一做法,開設了類似的雜文專欄。為當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苑,增添了生氣。

一些風骨猶存的黨內文人,在一言堂死氣沉沉的大環境下,冒險直諫,倔強地綻放着自己傲骨的花瓣,點綴着百花凋零的華夏大地。

江青等人,出於個人“家天下”目的,對《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恨之入骨,最先發難。文壇打手姚文元秉承懿旨,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作者橫加罪名,極盡栽贓誣陷。文革中,“四人幫”把《燕山夜話》打成“反黨黑文。”三家村亦被打成“反黨集團”,製造了一起震動全國的特大冤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臭名卓著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本質》,將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的把戲表演到極限,讓人瞠目結舌。

第二天,全國各地報刊在無形的高壓下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並強調:“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七期)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這些御用文章拉大旗作虎皮,無中生有,恐嚇誣衊。從此,全國掀起批判“三家村”運動,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種“三家村”無不遭殃。

筆者當時在農墾戰線工作,連我們那偏僻閉塞的農場里,各隊都有小“三家村”反黨集團,波及遺害之廣可想而知。

此後,鄧拓則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這些罪名之外,又被強行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了標誌着“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鋪天蓋地席捲全國。

平時意氣風發書生氣十足的文人們無奈、惶恐、憤怒了。但面對強大的政治家,他們只能是“順者昌,逆者亡”。

五月十七夜,鄧拓以死明志,含冤自盡。

從此,一大批文化藝術界的學者巨匠緊步後塵,無可奈何地選擇了寧為玉碎。其中,有我們熟悉的老舍,吳啥,博雷,田漢,翦伯贊,陳寅恪,周瘦鵑,馬連良,蕭長華,嚴鳳英,言慧珠,上官雲珠等等等等,不可勝數。

一時間,凄風苦雨,百花凋零,連山水花鳥畫、唐詩宋詞等都被打入毒草!除了毛澤東詩詞,沒其他文化;除了樣板戲,沒其他文藝,除了冷峻尖刻的魯迅,沒其他文化人。

一不小心,片言隻語,剎那間就能叫你飛來橫禍,人們生活在極度緊張恐怖,人人自危的環境里。至今思來,猶有餘悸。

文革是一場民族噩夢,是一場永世不能忘記的靈魂苦難。“文革”對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傳統藝術的徹底摧殘、蹂躪,造成了社會長期的道德淪喪與自律的缺失。

季羨林在《牛棚雜憶》里說:“‘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

這應當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

對這場獨裁造成的浩劫,我們難道至今還不能反思?

彈指“文革”以過去四十多年,現在,許多人已經不了解“文革”的罪孽。

歷史被遮掩不奇怪,奇怪的是還有許多人在懷念“文革”,說“文化大革命好”,還在大唱“文革”紅歌,希圖浩劫再現!

我想,這就是不認真反思“文革”,不徹底清算“文革”帶來的嚴重的社會歷史後遺症。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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