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逃離上海，他們只帶着簡單的行李。
概述
美國共產黨（C.P.U.S.A.）1919年9月1日成立，創始人為社會黨左翼領袖魯登堡，至1938年，美國共產黨的黨員數上升到七萬五千人。1919年春，列寧邀請美國社會黨左翼加入共產國際。此後，美國的左翼社會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準備進行溫和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最終奪取對政府的控制權，於是，這個黨派的黨員與紅色間諜大量滲入美國政府部門，它影響、甚至左右美國對華關係的決策而禍及中華民國。
一、美國共產黨暗流涌動
關於美國共產黨和蘇俄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間諜活動之曝光與評述有許許多多，從美國左翼學者艾倫•施雷克教授和莫里斯•伊瑟教授的一場專題報告中所提供的資料，可以了解美國共產黨暗流之梗概。美國共產黨之所以被稱其為暗流，是因為美國共產党進入美國政府各個重要部門並非堂而皇之，而是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默許下暗自潛入，於是形成了一張忠於蘇俄的紅色間諜網。
2008年10月11日至25日，中國世界歷史研究所通過社科院國際合作局「知名學者B類」資助項目，邀請當今美國左翼學者的主要代表——美國雅施瓦大學歷史系的艾倫•施雷克教授和漢密爾頓學院歷史系莫里斯•伊瑟爾曼教授來訪，並在世界歷史研究所作了題為「美國共產黨和蘇聯的間諜活動——新的證據和注釋」之專題講座。
這一專題講座儘管代表了美國共產黨的左翼觀點，然而，所涉及到的一些史料則頗有參考價值：
VENONA和莫斯科檔案還有的解密重新恢復了「傳統派」和「修正派」學者間的辯論。以前被忽略的美共進行間諜活動的問題，再一次成為辯論的中心議題。約翰•漢尼斯與哈爾尼•克萊爾現在高興地宣稱：
「間諜活動的確是美共的經常性活動。」「傳統派」不僅認為他們的觀點可以用新的檔案來印證，而且他們自認為他們擁有（佔有）VENONA和莫斯科檔案。因此，VENONA和莫斯科檔案的公佈，終止了進一步進行辯論的必要。根據他們兩人的觀點，「美共就是冷戰年代在美國本土反對美國的第五縱隊。」還有一些人甚至認為「任何美共成員都會因被選為蘇聯間諜而感到自豪。」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從事間諜活動和美共黨員資格問題並不是可以分得清的。在二戰期間，即便把在克格勃系統中的共產黨員數量進行最大估算的話，在美共的大約50000名黨員中，49700人是沒有參與間諜活動的。在1944年，一個普通的美共黨員更有可能是一個工人或公立學校的教員，而不會是在財政部的一個政策制定者。」
這就是說，二戰期間美國共產黨有五萬黨員，成為蘇俄檔案中的蘇俄間諜有300人。這就好像中國共產黨雖然是國際間諜組織「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並非每一名黨員都是蘇俄間諜一樣。
「參加西班牙內戰的美共成員通常用假名。美共領導人在到國外與共產國際打交道和到莫斯科的列寧學校學習時，會了解更多的秘密。一位名叫史蒂文•尼爾森的黨員，1933年從莫斯科把指令帶到在柏林的德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他後來在去西班牙為國際縱隊工作之前，潛入中國上海，給中國共產黨帶去了經費。」
這就指出了美國共產黨從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時期就已經與中國共產黨發生了組織上的聯繫。
「儘管有人在解釋VENONA檔案時說，任何美共成員在蘇聯的威脅下都會成為蘇聯間諜的。但是有證據表明，事實正相反。有些間諜認為，他們傳送的信息沒有傷害美國國家利益，他們的行為是無害的，是有利於美國利益的。這些人甚至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但是也認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利益都是和蘇聯的利益相一致的。」
「他們認為，克格勃在美國的活動是短命的。在1945年秋天，在加拿大和紐約的蘇聯密碼人員叛變了，使得在華盛頓的情報人員暴露。蘇聯人馬上切斷與他們的聯繫，VENONA項目破譯了情報報告密碼，在而後幾年間，逮捕參與二戰期間偷竊原子彈秘密的絕大部分人。麥卡錫主義出現時，指控有上百蘇聯間諜在美國政府內有影響的崗位上任職。」
「最近解密的莫斯科檔案中的一個備忘錄說，在1951年時，蘇聯的情報官員報告他們的上司在美國政府的國務院、情報部門、分情報機構和其他重要政府部門內，已經沒有任何重要的線人了。我們現在才知道，在1953年對盧森堡夫婦進行處決時，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悄悄地不把美共視為具有間諜性威脅的組織了。」
這就是說，美國政府的國務院、情報部門、情報機構和包括美國財政部的重要政府部門，在二戰結束後，這些部門為美國共產黨的蘇俄間諜及其崇拜者、同情者等共產黨勢力所左右不是空穴來風，或者說並非不實之詞的無端指控。
國共重慶和談期間，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回到美國面對國務院官員的無端指責，突然想到：
「關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包括他給總統的報告，都是極端機密的文件，現在鬧得滿城風雨，如果不是國務院有人出賣了他還能是什麼？」
惱怒之下，赫爾利發表了一個措辭強硬的演說，說他別無選擇，只能立即辭職，理由是美國的對華政策被國務院裏的一幫親共的傢伙左右着。赫爾利斷然決定立即辭職。
這就說明美國共產黨對於美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決策甚至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二、羅斯福和斯大林的歷史淵源
蘇俄是共產主義革命的指揮中心，斯大林則是指揮中心的總司令。他的帝國主義野心和侵略鄰國領土的前科以至於眾所周知。
上世紀的三十年代，社會主義之蘇俄推行工業化建設，美國的羅斯福於1933年首任總統之後，緊隨他的前任胡佛總統對蘇俄工業化給予了更大規模的金融與技術支持，幫助斯大林完成了由農業國轉向工業化的改造計劃，蘇俄工業化的大型項目有70%是美國援助的。
斯大林與希特拉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斯大林與希特拉同是貪婪的、殘暴的用戰爭掠取別國領土的法西斯分子。斯大林除了這些，還有通過共產國際顛覆和統治全世界的野心。
然而，在兩個法西斯國家因為分贓不均而爆發戰爭時，羅斯福不顧一切後果地選擇了斯大林作為他的親密同盟者。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與蘇聯聯合發動的波蘭戰役以及1940年的法國戰役之後，納粹德國的軍隊在1940年就很快就佔領了中歐、西歐大陸、北歐和巴爾幹半島，1941年6月初，德國控制了歐洲包括法國、波蘭西部、荷蘭、挪威等16個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蘇聯在1939年9月蘇德瓜分波蘭之後從波蘭得到了它51%的領土，從羅馬尼亞拿走了南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從芬蘭它拿走了卡累利阿、薩拉、里巴奇半島等領土，在遠東它與日本帝國分贓，獲得了外蒙古。
所以說，蘇德戰爭是兩個強盜分贓不均的內訌，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法西斯戰爭的本質上毫無關聯。
而當蘇俄在蘇德戰爭中瀕臨亡國滅族的絕境，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對蘇聯的軍事援助包括各種型號飛機一萬四千零一十八架、坦克和裝甲車一萬二千一百六十一輛、各種火炮和大量運輸車輛、食品、鑽石……總額約為110億美元的援助。品種之全，可謂無微不至，數額之巨，相對於中國的援助，可謂天文數字了，而且，這些援助是無條件的。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一些美國學者將東歐和中歐的共產化歸咎於羅斯福，認為弗蘭克林•羅斯福戰時對蘇聯的「綏靖」是冷戰的主要原因。據他們說：
「不論是由於無知、愚笨或是背叛，羅斯福進行戰爭和推行美國外交所用的方式保證了戰後共產主義的擴張。」
他們譴責總統羅斯福：
「總統於1941年無條件地把援助擴大到斯大林，而不要求可能限制蘇聯野心的政治許諾，從而失去了寶貴的時機，那時俄國軍隊在希特拉突擊軍團面前像牲口一樣大群地向後撤退，斯大林除了人員以外，缺乏任何東西。」
由於美國總統羅斯福並不是一位正直無私的美國領袖，以及他與蘇聯的大獨裁者斯大林之間的歷史淵源，分別於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德黑蘭會議」和1945年2月4日到12日在「雅爾塔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秘密向斯大林簽署了出賣中國、背叛盟友的「德黑蘭決議」和「雅爾塔密約」。
1944年羅斯福出於「德黑蘭條約」的需要，利用日軍「一號作戰計劃」的強大攻勢消滅或削弱蔣介石領導的軍隊，向中國延安派出了顛覆中華民國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迪克西」使團，又進而與中共毛澤東集團搞了一個顛覆中華民國的迪克西計劃，這個計劃的大體內容：
利用日軍「一號計劃」大舉南下之際，將「美援」轉向中共，而讓國民黨軍隊被困，滅於南疆；再乘北方空虛；由共產黨軍隊配合美軍登陸，與進入滿洲之蘇聯紅軍相呼應，並乘勢向全國進軍，從而置國民黨於無立錐之地。此顛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計劃被稱之為「迪克西計劃」[1]詳見[2][3]。
有人認為美國羅斯福拉上英國丘吉爾與斯大林簽署了侵害中國領土主權和權益的「德黑蘭決議」和「雅爾塔密約」，是為了節制蘇俄共產主義勢力向歐洲滲透的交換條件，如果羅斯福在蘇俄危亡之際以軍事裝備和戰爭必須物資的援助之時，規定「斯大林不向歐洲和美國滲透共產主義」作為援助的交換條件豈非更為有效？
其實，羅斯福對於共產主義、對於共產黨勢力至少並不反感，更不畏懼，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後，暗自慫恿、支持美國共產党進入美國政府的重要部門，在國際上傾力支持世界共產革命的中心及其首腦斯大林，這如何解釋『羅斯福及其繼任杜魯門為了將共產勢力阻隔於蘇、歐之間而對於斯大林妥協』之說呢？
所以，那種以德黑蘭決議和雅爾塔密約作為阻隔共產勢力滲入歐洲的交換條件之說不在情理之中，而且不符合事實。羅斯福與斯大林之間的配合極其默契，可謂盡心竭力。
筆者以為，德黑蘭決議和雅爾塔密約，雖然有多重原因，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共產黨的暗流背景所主使，是美國共產黨受斯大林主使和操縱的這股暗流，推動了美國羅斯福、杜魯門總統的決策，推動了世界共產革命。事實上，美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早已結為一體，是在列寧和斯大林指揮下的統一行動體。
美國共產黨的黨員數量雖然不大，但其能量巨大，他們在羅斯福總統的默許下進入美國政府的主要部門，執行着共產國際的指令，可謂暗流涌動，激浪拍岸，以致給太平洋彼岸的中華民族帶來滅頂之災。
三、美共暗流禍及中國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抗戰勝利後，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和杜魯門的指示下首先為促使在中國組建一個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經過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周旋和不懈努力，他來回於重慶與延安，雙方說合，結果還是失敗了。
成立國共聯合政府，只是羅斯福、杜魯門對於公共輿論的忽悠，是一種掩人耳目的假像，其目的是掩蓋他們肢解中國的陰謀。
其實，赫爾利大使從美國總統羅斯福與斯大林丘吉爾簽署雅爾塔密約開始，對美國政府出賣中國的政策已經不滿了，密約簽訂後，赫爾利及時從重慶趕到了華盛頓，面見已病入膏肓的羅斯福總統，硬是要看「雅爾塔密約」的原文。在得知這個「令人震驚的密謀」之後不久，赫爾利前往倫敦和莫斯科兩地，分別遊說丘吉爾和斯大林：要英國做個「民主表率」，把香港歸還給中國；要蘇聯遵循「文明規範」，不要侵佔滿洲和其它中國領土（包括外蒙古）。結果他被兩位元首斥責和辱罵。
1944年6月，在羅斯福總統的強烈要求下（實際上是以軍援脅迫之下），蔣介石被迫同意讓美國的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又稱迪克西（Dixie）使團）赴延安。
迪克西使團的顛覆意圖非常明確，其組長包瑞德向歡迎他們的共產黨人宣稱：
「國民黨政府已經死亡！」[4]。
隨即，他們制定了一整套改變中國現狀的軍政計劃：
利用日軍「一號計劃」大舉南下之際，將「美援」轉向中共，而讓國民黨軍隊被困，滅於南疆；再乘北方空虛；由共產黨軍隊配合美軍登陸，與進入滿洲之蘇聯紅軍相呼應，並乘勢向全國進軍，從而置國民黨於無立錐之地。此顛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計劃稱之為「迪克西計劃」[1]。
這一「迪克西計劃」顯然是根據羅斯福的旨意而出籠的。然而，就在該計劃（包括提議邀請毛澤東訪美）報批華盛頓之前，其電文被赫爾利大使截獲了。赫爾利怒請華盛頓召回顛覆者（美國在華外交官），美國國務院的兩名高級官員艾奇遜（George Atcheson）和文生特（John Vincent）隨被美國國務院召回，轉而被任命為白宮中國科科長和戰後駐東京的麥克阿瑟總部的顧問。
在赫爾利看來，謝偉思等人的復出是「親共分子」得勢，證明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游移」，而事實上，美國總統從羅斯福到杜魯門，已經成為斯大林長期顛覆中國政府所利用的工具了。所以，赫爾利的演說，遭到來自國務院和政府文員的反對也就不足為奇了。
赫爾利回美國是要促成政府對蔣介石的進一步支持，迫使中共承認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後，再找時機迫使中共交出軍隊。於是，赫爾利回美國後的演說、宣講，呼籲美國政府只有堅決支持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政府才能和美國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赫爾利從美國駐華大使館趕回美國的謝偉思、艾奇遜等親共分子，甚至他們一夥就是美國共產黨員，他們又出來工作了。
於是，白宮中國科科長文森特提出對蔣介石的援助應該是有條件的：
1，認定美國對華軍援之目的，是要藉此建立一個強大、安定、統一的中國，建立一個具有代表中國人民意志，能負起自由、安定、和平與國際義務的責任政府。
2，中國現政府是美國所承認的，但它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這個政府無力，軍隊貪污，政治上缺少人身安全、出版言論自由的保障，已經引起了普遍不滿。
3，反對派有中共、民盟和川、湘、桂的軍人以及青海、新疆、寧夏等半獨立的省份。中共雖經10年打擊，仍有堅強的力量，在冀、魯、晉、陝、蘇、皖各省的若干地區，控制了二千萬到五千萬民眾。我們雖然通過外交使節、軍事人員勸國民政府採取具體措施建立憲政，以求自由的統一與安定，但是否有結果，尚待觀察。
4，因此，我們的援華政策必須注意現在的實際形勢。至於中國的經濟力量是否能支撐這樣龐大的軍費，也須予以適當考慮
5，軍援的規模限於達到對內能維持地方安寧，對外能擔負起國際義務。除了美國之外，中國沒有別處可以求援，所以，不必擔心國民政府會向別國求援。
6，蘇聯雖然有可能與美國爭奪援助中國，也會因美國援華而對美國產生疑慮。但目前美蘇正在合作，蘇聯又在考慮從中國東北撤軍，所以美國應力求避免蘇聯的疑忌。
文森特還特別提醒白宮，在華美軍不得捲入中國內戰，也不支持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美國的援助物資不得用於內戰。
文森特的方案實質上是執行毛澤東意願的美國政府援華方案，其方案從文字上似乎冠冕堂皇，文森特掩蓋了中國大陸的實情，掩蓋了蔣介石對於和平建國的願望和努力，而竭盡全力美化毛澤東，同時誹謗、中傷和抹黑國民政府，掩蓋了蘇聯對於毛澤東的援助和斯大林對於中國的野心，尤其是掩蓋了在蘇俄的慫恿與支持下中共黨軍在東北、華北地區的實際佔領那些事實。文森特方案，顯然顛倒黑白，有着共產國際的背景，但他左右甚至決定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決策，這是顯而易見的。
文森特的方案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但三部協調委員會卻在1945年10月22日的會上討論通過了。國務院在11月7日又將這一方案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館，並說明，要以此方案中的內容作為對華工作的指導。
由此可見，在美國的共產黨的勢力對決定美國政府的國策是舉足輕重的，甚至可以左右和決定美國政府的政治和國策方針，美國共產黨按照斯大林及其共產國際的指示辦事，那麼，美國總統羅斯福和杜魯門為什麼對斯大林也是言聽計從？事實上，美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列寧和斯大林甚至羅斯福、馬歇爾、杜魯門早已連成一體、攪成一團了。
1945年11月28日，馬歇爾接受了美國總統杜魯門作為總統特使來華，肩負着一個冠冕堂皇的、促成中國停止內戰、各黨派組建聯合政府的使命。
美國總統杜魯門賦予馬歇爾的這一和平使命，本身就是緣木求魚，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可以實現的使命則是推動和落實雅爾塔密約，助毛反蔣，完成肢解中國的前提，整垮蔣介石及其領導的部隊，這是他出使中國的真實使命。
正如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所說：
「……因此，日本侵略的結束並不意味着着和平而是內戰的再啟。」
魏德邁將軍還說：
「我在1945年12月到上海機場迎接馬歇爾將軍，他給我看了總統的指示，我表示他所給我看的任務不能完成。……希望通過聯合政府對可能戰爭的解決似乎於我看來是美國政策沒有現實的基礎。」
馬歇爾實際上不是不偏不倚地調解國共矛盾與糾紛，而是助毛反蔣。
當國軍在東北戰場獲勝時，他就用停戰命令偏袒失敗者一方，用停止軍事援助制裁勝利者一方。然而，他的停戰命令和軍事制裁只對蔣介石一方有效，共產黨則不受其制約，毛澤東的實力大增。所以說，馬歇爾來華是暗中救活了毛澤東，整死蔣介石。
馬歇爾於1945年12月20日來華，來華後的第一個停戰命令發佈於1946年1月10日，毛澤東的黨軍已經全面佔據了東北，還有長江以北的中小城市和農村，而國軍的精銳尚在南方和西南邊陲。這一停戰命令中規定：
雙方軍隊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在各自位置上停止軍事行動，其目的在於阻止國民政府接受中日戰爭中失去的國土，承認中共佔據這些國土的合法地位和權利，取締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二戰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軍權。
1946年3月27日，毛澤東的中共黨軍已經全面佔領東北七個半月，馬歇爾領導的軍事調停小組簽署「東北停戰協議」，其目的如前所述。該協議雖然由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主持，中國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簽署，所謂三方代表，張治中只是由周恩來、馬歇爾牽動的木偶。
4月1日，蔣介石終於忍無再忍了，他在在國民參政會指出：
「我們中央對於東北的職責，只有接收領土……軍事衝突的調停處，只有在不影響政府接收主權、行使國家行政權力的前提之下進行。」
並指令新1軍、新六軍、第71軍，北上軍事接管東北全境，限令4月2日接管四平。
1946年4月14日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首先攻佔了長春。
4月18日至5月18日，國共兩黨為了東北在四平決戰中，30萬東北民主聯軍傷亡過半，林彪率殘兵潰敗於松花江以北。
在對共軍不利的情勢下，6月5日，調停小組又簽署為期15日的停戰協定，6月6日，蔣介石被迫命令國軍停止追擊，使林彪有了喘息和重振旗鼓的機會。
7月29日，美國拒絕簽發向中國出售武器，8月8日宣告「對華實施武器禁運」10個月。原已於6月14日向國會提出的「對華軍事援助法案」和援助『八又三分之一』個空軍大隊和經濟援助的計劃也同時終止。
美國的全面武器禁運直至1947年5月26日（10個月）[6][7]，而實際禁運時間延伸至1948年11月以後[7]。這批姍姍來遲的軍火，其中能用的很少。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開箱時，發現數量不及批准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器材殘缺不全，有炮無架，有槍無膛，形同廢鐵。國軍的69個美式裝備師由此而形同虛設。
例如運到天津的200萬美元的軍火根本不能用，據孫元良回憶，這是傅作義投降的原因之一。
一名前美軍上校姆提（L. B. Moody）事後批評美國政府對國民黨的虛假援助，他說：
「來自太平洋島嶼，數量幾十億的發霉香煙、空氣槍、廉價炸彈以及一些報廢的汽車。美國國務院……竟將這些廢物與供給中國的那些有限數量的武器裝備合併起來計算，聲稱已援助中國數十億美元……。」
又如台灣學者邵宗海寫道：
正如尤塔莉在她所著的《中國故事》一書中所說：
「國會及美國民眾都沒有被允許去確實了解美國對華援助的實情。」
「第一個例子發生在歐洲勝利後。魏德邁將軍……建議美國政府供給德國輕型武器及軍火給中國，因為……型號相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迅速通過運送提議。當第一批二萬支步槍由德國港口運往中國途中時間，卻被一封印有白宮信箋並由居里所簽署的禁令所制止。……另一項事實，……日本投降後，從印度運往中國的租借武器被中止，且大部分裝備及武器也被銷毀或投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已遭破壞、或破損的武器，都被算入抗日戰爭勝利前美國援華租借物資之內。」
美國對蔣介石武器禁運毫不含糊，而斯大林對中共的軍事援助則空前龐大，他們利用重慶和談贏得了備戰的充裕時間，武裝中共黨軍現代化，準備奪取中國政權。
美國政府對華武器禁運是在下列背景下生效的：
白宮中國科科長文森特提出對蔣介石的援助應該是有條件的（六條）。文森特還特別提醒白宮，在華美軍不得捲入中國內戰，也不支持國民黨政府發動內戰，美國的援助物資不得用於內戰。
馬歇爾最終於7月29日做出了「對華武器禁運」的決定，此決定的背景：
雅爾塔密約後，斯大林從東北根據地大規模援助中共武器裝備之後；
「李公朴、聞一多」暗殺事件發生後的半個月，費正清在美國《大西洋雜誌》發表專文，題為《我們對中國的改觀》，把整個事件詮釋為國民黨暗殺民主人士，指責國民政府蔣介石獨裁專制之後；
毛澤東呼籲「美國停止對華軍事援助法案」的一個月之後[8]；
宋慶齡發表：「要求促成組織聯合政府，呼籲美國人民制止美國政府軍事援助國民黨」一周之後[9]。
林彪在東北戰場四平會戰潰敗之後。
馬歇爾「對華武器禁運」的決定，與中國共產黨、美國共產黨以及斯大林之間的配合，相互呼應、緊密無間、似乎是天衣無縫。
所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在他的抗議演說中指責：
「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的親共行為並有支持其它列強重新宰割亞洲的野心。」
也指責了杜魯門總統的新政策：
「杜魯門支持英、法、荷三國殖民主義及蘇俄帝國主義，而不支持為自由而戰、艱苦抗日的亞洲國家。」
赫爾利在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指責國務院的外交政策：
「我們國務院某些職業外交官，支持武裝中國共產黨，使得傳統的美國對華政策變質。另外一些外交官支持帝國主義的集團。這兩種職業外交官，那時都遵循分裂中國的政策。」
還說：
「杜魯門欲在歷史上，偽稱他也是一位反對帝國主義在亞洲殖民的勇士，但他卻指示我重新建立蘇俄在中國的霸權。贊同蘇俄共產帝國在中國擁有的特權，傷害中國的自由與獨立。」
1950年2月9日林肯誕辰紀念日上，麥卡錫在西弗吉尼亞州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了「國務院裏的共產黨」，指責杜魯門政府涉嫌與共產黨員糾結不清，後來又在參議院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
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借杜魯門撤換朝鮮戰爭中的美方總司令麥克阿瑟，在國務院發表了生平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喬治•卡特里克•馬歇爾將軍。
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在國務院公開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的重要指定人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將軍應該對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負責。
在這篇演說中，他抨擊馬歇爾是「叛徒」甚至是「謀殺者」，在擔任杜魯門總統派駐中國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衝突期間暗中支持中國共產黨，「出賣中國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來，麥卡錫還出版《美國從勝利後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並廣為散發。同時受到麥卡錫指責的還有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等人。
麥卡錫經常與杜魯門總統發生衝突。麥卡錫抨擊杜魯門總統和民主黨對共產黨員態度軟弱，甚至指責民主黨「叛國二十年」，指出其與共產黨員結盟，因為民主黨政府在雅爾塔會議及波茲坦會議上對蘇聯讓步，當時日本國土已經變成了焦土，中國陸軍已經全面轉入反攻，然在波茨坦會議上沒有勒令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的日期，或立即投降，而是等到在斯大林的遠東軍區對日宣戰之後，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上世紀的40年代，斯大林主旨的美國共產黨暗流涌動，不止影響美國，其暗流直至沖向世界，禍及中國。
結論
中國大陸的淪陷，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不是國民黨腐敗無能、不是什麼《北平無戰事》之類的騙人鬼話所致，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甚至稱之為「這是歷史的選擇」，而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和他的繼任杜魯門、英國首相丘吉爾與斯大林還有美國共產黨紅色間諜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攪合到一起，形成了肢解中國的國際陰謀之後，是國際陰謀對世界上即將實施民主憲政的中華民國的聯合謀殺。
結束語
大陸淪陷後，蔣介石帶着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憲法》遷都到台灣。蔣介石逝世十三年後，蔣經國宣佈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重新開始：
我知道我是獨裁者，但是我是最後一位，我以專制來結束專制。
今後只有國家、民族和三民主義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政府在那裏，法統就在哪裏，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蔣經國
【參考文獻】
[1]諸玄識《梳理民國》：《中美文化對立》2012-09-07。
[2]華鍾：《論解放戰爭的五大特徵》黃花崗雜誌總第48期
[3]華鍾：《論中共政權的非法性與中華民國的合法性》黃花崗雜誌總第49期
[4]諸玄識：歷史揭秘：《顛覆國民黨政權的國際陰謀》2010-10-19
[6]胡美，任東來：《美國研究》2007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7]網易新聞：《東北決戰真相：馬歇爾遷怒蔣介石，停止軍火供應》2008-09-10
[8]《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本
[9]宋慶齡：上海聲明：《要求促成組織聯合政府，呼籲美國人民制止美國政府軍事援助國民黨》1946-7-23
[10]《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一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