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恩來和國民黨的上層從北伐開始關係就不一般。周恩來又跟本地的實力派，四川的各路軍閥，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尤其是國民黨左派們的關係也非常好。他提供情報應該是名正言順的，因為國民政府有義務向中共分享軍事情報。這份情報的首先獲得者就是周恩來。周恩來本來就是中共特科的創辦人，周恩來在重慶獲得這個情報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軍的辦事處。八路軍駐西安、成都都有辦事處。重慶辦事處室是最先成立於1938年初，然後《新華日報》1938年2月在重慶公開發行。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組織嚴格講來是違背國共兩黨的諒解備忘錄的，是不符合國共合作的。南方局是一個秘密的機構，周恩來是書記。這些機構在重慶的成立，讓中共在重慶合法性進行情報搜集的來源大大地增加。我推斷，周恩來獲得這份情報的可能性遠遠超過所有其它來源，包括意大利大使館。這個大使館已經撤走一年多了，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之後，國民黨的最高軍事會議在哪裏舉行這麼一個情況。所以獲得情況的很可能是周恩來。」
「第四就是潘漢年。遠藤譽教授已經提出來了，潘漢年已經奉中共之命，奉饒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命令，到上海跟這個岩井公館交涉，搭上線。潘漢年還兩次到了南京，拜見了汪精衛。而汪精衛跟毛澤東的關係不一般。汪精衛是1883年生的，比毛澤東大10歲。最重要的是，汪精衛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提攜人。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提議毛澤東替他做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雖然是國民黨的代理中宣部長，其實對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關鍵性一步。更重要的是，汪偽政權南京成立之後，毛澤東已經有這麼一個想法，聯日聯汪倒蔣。這個實際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陝北的洛川會議上邊，根據王明的回憶錄，毛澤東已經有這個想法。他不僅是『一分抵抗，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十分宣傳』，毛其實還有建立特殊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想法。這裏面就包括，只要對中共有利，都是我們統戰的對象。隨着情況的發展，汪偽政權41年在南京成立，毛澤東很可能把南京的汪偽政權作為很特殊的抗日統戰對象，因為都是中國人嘛，而且汪精衛跟他是這麼特殊的關係。」
有待深究
王康呼籲海內外學者繼續追查日軍斬首行動的情報來源：「毛澤東、周恩來肯定還有其他的渠道，把遠藤三郎少將率領的第三飛行師團要轟炸整個官邸所根據的絕密軍事情報，通過潘漢年、汪精衛這些線索，也可能是通過其他的線索，告訴日本人。然後日本人才有41年8月30號轟炸黃山的那一次。27架零式戰機，當時是日本很先進的轟炸機，低空飛行，要一舉消滅蔣介石和中國抗戰最高統帥集團。幸好沒有成功，差一點點。如果哪個炸彈炸准了雲岫樓，歷史肯定發生根本的變化。不光中國，我看世界歷史都發生變化。而這個情報的提供者就是《重慶政府陪都史》165頁到166頁上面所說的離任的意大利駐華大使館。他們是提供軍事情報的來源，我對此強烈地質疑。當然重慶本地的專家也不可能查證這個資料的來源。但遠藤譽教授出版了這本書之後，我給她提供了這個消息，她還不知道轟炸黃山官邸的這個情報。我說這個情報你應該趕緊查。」
毛澤東接見執行斬首行動的日軍將領
王康說：「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遠藤三郎少將退役之後，在57年居然被邀請到中國訪問，是周恩來出面邀請的。遠藤三郎不過是一個陸軍退役的中將，雖然他參加了全部侵華的軍事行動，但是在戰後日本軍階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過是一個中級軍官而已，毛澤東居然破例會見他，而且兩人有一個特殊的交往儀式。遠藤三郎把他祖傳的日本軍刀獻給毛澤東，毛澤東則回贈給他一幅齊白石的竹子國畫。這些對通曉外交禮儀和慣例的人來說都是很不尋常的。毛澤東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了，57年會見這麼一個中級軍官的時候，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來，日本進攻中國這是好事情。一直到72年他接見田中角榮，再一次說，日本皇軍打進來，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是個好事情，你們不用道歉。我們要感謝你們，感謝的方式就是不要你們戰爭賠款。遠藤作為這麼一個中等級別的軍人，受到毛澤東的破例接見，這和他41年轟炸蔣介石的官邸有沒有一種聯繫呢？我強烈地質疑。我認為它有某種聯繫。我本人不是歷史學家，我強烈建議，比如日本方面，應該從日本防衛廳方面的有關戰爭資料中去查一下，當時的遠藤三郎轟炸重慶蔣介石官邸的軍事情報究竟是誰提供的。第二，意大利現在是個民主國家，我估計80多年的歷史資料解禁沒有太大問題。懂意大利文的學者，應該到羅馬去查一下，看看他們有沒有給日本提供當時蔣介石要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的絕密軍事情報。另外，當然還可以通過其他的渠道。比如潘漢年。只不過中共像潘漢年這樣的人的資料恐怕是絕密的，很難查到。所以我質疑這個事件：遠藤三郎少將，1941年率領27架零式戰鬥機，轟炸蔣介石在重慶南岸的官邸雲岫樓的情報的來源。我質疑，情報不是意大利大使館提供的，而可能是周恩來提供的。」
《蔣介石日記》中的記載
最近公佈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個事件也有記載：「余與軍事會報各同志在黃山防空洞東口新樹下談軍事近狀，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文，未與我同在一處，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堅，洞甚固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木盡毀，岩土崩墮，衛士重傷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滿地，悲慘極矣」。
誰出賣了中華民族？
東方：轟炸重慶的目的很有可能是為了打擊中國居民的抗戰決心，讓他們儘快地放棄抵抗。那麼不轟炸延安，是不是因為延安的軍力根本不足以讓日軍去出兵，可以不考慮？
遠藤：這個沒有證據，所以不好說。也有可能吧。潘漢年和岩井公館有密切的聯繫，在這樣的關係的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考慮打共產黨。
東方：您在書中提到了莫斯科駐延安的一個特派員，也是塔斯社的記者叫彼得。他也曾經揭露過毛和日軍暗通的行為，而且他說這是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嚴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認為毛的這種行為實際上在出賣中國的利益？
遠藤：是啊，出賣中國，出賣中華民族嘛。他愛的是自己，沒有愛中國人民。如果是愛中國人民的話，建國之後為什麼要殺掉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和無辜的中國人民？我在長春被圍困的時候，也是好幾十萬的無辜的中國人被餓死。當時連這個都不承認嘛。所以對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當中國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慮，讓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喪生他也不在乎。不擇手段。我是這麼想的。
東方：提到這個不擇手段，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暗通日軍集中力量打擊國民黨的這種行為，是他為了奪取政權的一種策略？你怎麼看待這種策略？
遠藤：策略？我沒有他是好人還是壞人的這種想法，一點都沒有。他是戰略家，作為想奪權的戰略家，一個大帝國的帝王的話，沒有像他那樣的手段的話，很難佔領中國吧？所以他作為戰略家的話，這個詞不知道合適不合適，可能是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吧。
潘漢年通日是個人行為嗎？
東方：「一將功成萬骨枯」，個人的權力登到頂峰，而身下是數以百萬、千萬計的白骨鋪就，這個的確是非常的殘酷。你認為潘漢年的行為，是他個人的行為，還是延安方面的行為？中共最後有一段時間，把潘漢年打成漢奸，對他進行了迫害，並把所有和日軍勾結的事實都歸咎在潘漢年身上。你認為他的行為是個人的漢奸行為，還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遠藤：潘漢年不可能是個人行為，那時沒有毛澤東的命令，哪裏有人敢做那樣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樣的事。在《毛澤東年譜》裏明確有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的記載。如（《毛澤東年譜》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秦邦憲、潘漢年、部署上海失陷後的救亡運動和黨的秘密工作）。所以這個是明確的，是毛澤東的命令，而且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潘漢年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所以當然是有周恩來的指示，也有毛澤東的指示，才做這樣的事情嘛。
《延安日記》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為毛澤東效力的中共紅色間諜，大都不得好死，而當年入侵中國的日本皇軍，卻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歷史的諷刺，無異於此。
十殺潘漢年
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下令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以秘密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也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前往廣州並因受到國民政府主席兼宣傳部長汪精衛的賞識和器重，最終進入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層。毛澤東先是汪精衛的秘書，並被「恩師」汪精衛推薦接替他作為國民黨中宣部的代部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衛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的頭號人物。汪精衛兩次提議讓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的代理部長。兩次提議均獲得國民黨常委會的通過。
毛澤東和汪精衛這段非比尋常的師生關係，日後卻使潘漢年死於非命。
1955年4月3日，為中共壯大和建政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共特工潘漢年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被捕入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騏所著《潘漢年的情報生涯》1996年第239頁中介紹，潘漢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參與其事的陳毅、羅瑞卿等高層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潘漢年時說：「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次提到潘漢年：「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物，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都得殺。」
兩次講話中，毛澤東竟然用了10個殺字，被史學家稱為「十殺潘漢年」。
一脈相承
歷史學者王康認為，毛澤東對潘漢年的態度，是和蘇俄一脈相承的。在斯大林時代，很多蘇聯的特務頭子都死於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國，如果說得稍微遠一點，比如說蘇聯共產黨在列寧、斯大林時代以後的雅戈達、耶洛夫、貝利亞等、這些最高的情報特務頭子們，都死於非命。他們知道秘密太多。潘漢年呢，是僅次於李克農的這麼一個情報人員。應該是中共第二號情報人員。他為中共做出的貢獻太特殊了，他居然說動魯迅出來，放棄魯迅他的獨立性，引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曾經說動楊度，袁世凱稱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參加中國共產黨，他也說服宋慶齡參加第三國際，說動兩廣軍閥和第19路軍反蔣。」
潘漢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因為1943年秘密會見汪精衛沒有向毛澤東及時匯報。然而這次會見使得共產黨軍隊和日軍以及汪偽軍達成停火默契，從而促進了中共的壯大，應該是有功於黨和國家。而毛澤東為何對中共的功臣潘漢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到南京去見汪精衛。這個很多專家都說，在情節上、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因為他見過兩次汪精衛。那麼潘漢年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授命的話，他自己絕對不敢去見汪精衛的，他也不會空着手去見。毛澤東曾多次寫信給一些關鍵性的人物，那麼給汪精衛應該也有一封親筆信，這封親筆信現在所有專家都找不出來。網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覺得完全是偽造的。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風，包括對汪精衛的稱謂都完全不對。毛澤東是一個筆頭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稱謂，汪精衛主席，他絕不會這麼稱呼。然後信快要寫完了，他提到延安陝北的醫藥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夠提供等等。毛澤東怎麼會說到醫藥的問題，這顯然是現在的無聊之輩偽造的，但是這不等於說毛澤東就沒有這封親筆信。這封信要麼是還隱藏在什麼地方，要麼就是已經銷毀。從道理上來看，汪精衛和毛澤東之間，在24年的上下級關係之後，到了抗戰期間十幾年之後，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潘漢年就成了這麼一份重要的工作。」
滅口
王康：「但是這個事情，如果潘漢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後，那對毛澤東，對共產黨是太不利了。那直接這是個投敵行為啊，這是一個賣國行為啊，這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行為！所以潘漢年做完這個事情後，就決定了他這一輩子恐怕不得善終。果然，55年就開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於獄中，跟他夫人一塊，死的很悲慘。他必死。其實因為毛澤東76年9月9號去世，潘漢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漢年應該還有活的可能性。當時可能是因為毛澤東死了，估計沒有人想到潘漢年，因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開始，潘漢年就被擱到了一旁。潘漢年身體不好，就去世了。從情報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見汪精衛而且很可能帶了毛澤東的親筆信這個事件本身來看，那麼潘漢年這輩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難測
潘漢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號》稱：「抗日戰爭期間，被告人又背叛祖國，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汪精衛進行勾結賣國求榮。1940年春，正當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被告人對於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喪失了信心，認為中國共產黨很難與日本對壘，中國將會出現第三國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於是便在上海會見了日本特務、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親筆寫了為日本特務機關搜集情報的計劃，領了特別通行證，充當了日本特務……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務機關以後，又和汪精衛政權特務總部頭子李士群、胡均鶴陪同秘密會見了汪精衛」。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開庭，潘漢年認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個月後，潘漢年意外地被假釋出獄，與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團河農場勞改。獨立學者馮勝平在《毛澤東與潘漢年的歷史恩怨》一文中評論道：「眾所周知，潘案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縱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領導陳毅、李克農和周恩來出手相助，也於事無補。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澤東判案，實可謂天威難測，不按牌理出牌。」
紅色間諜奉命行事
潘漢年的所謂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隨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歷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國）國內一些為毛澤東辯護的人，國內有些為毛澤東辯解的人，說毛澤東絕對沒有指示潘漢年見汪精衛，見日本特務情報機構等等，這是煞費苦心了。辯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後，潘漢年因為他是上海常務副市長嘛，他向陳毅透露，他（未經組織許可）擅自去見了汪精衛。這個編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的黨紀的嚴厲性，尤其在戰爭時期，現在幾乎無法想像和體驗，那是鐵的紀律，尤其是情報機構，尤其是見汪精衛這種人物，沒有毛澤東的授命，沒有毛澤東的親筆信，見汪精衛，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是重中之重，是把紀律看的比生命還重的一個特殊的群體，比一般的軍人，比一般的黨員幹部，把紀律看得更重，這個是他們情報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們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說潘漢年私下見汪精衛，這是太幼稚了，這完全是謊言，潘漢年而且不是一次，是兩次見了汪精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