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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謀(中): 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重慶轟炸與紅色間諜

中共竊政以來,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和八路軍被描繪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學者遠藤譽教授研究了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共和日軍的往來互動,並從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中,挖掘出延安當年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從而對中共關於抗戰歷史的官方敘事提出了挑戰,並對中共權力的來源以及權力繼承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中共建政以來,關於抗戰的官方敘事是中共建政並鞏固合法性的輿論支柱之一:長征被宣傳為北上抗日,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和八路軍被描繪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學者遠藤譽教授研究了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共和日軍的往來互動,並從日本外務省的解密檔案中,挖掘出延安當年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從而對中共關於抗戰歷史的官方敘事提出了挑戰,並對中共權力的來源以及權力繼承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彰顯中流砥柱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大閱兵,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戰車坦克,隆隆駛過天安門廣場,接受中共領導人的檢閱。

中國最新式的戰機掠過天空,向世界顯示中國強大的軍力。

軍樂團高奏當年抗日愛國歌曲。

高音喇叭里震響着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口號。

然而,誰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卻成為台海兩岸和媒體爭論的焦點。

遠藤教授的著作從日本的角度,回答了國共之間的爭論。這本書的序言標題: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情報原件

VOA記者東方:我看您在書裏面提到了1977年台灣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節,其中有毛澤東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澤東在裏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產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我們要實行這麼一個政策,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協,百分之十對日對戰。這個百分比在互聯網上流傳很廣。據說您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這份文件的資料。一本是《剿匪正史》,另一本是《中共黨的策略、路線》。請您介紹一下您怎麼在台北圖書館找到這兩本書的?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裏面提到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70%、20%、10%的數字。不過謝幼田只提到了一份文件,但這份文件在什麼地方並不確定。而且這本書提到的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沒有找到。最後了解到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裏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查到了這個材料。然後終於找到了這份原始資料。這個當時是秘密,是極密的毛澤東的密令,而現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人也都知道。

東方:您在書中說這份文件的來源是曾經在八路軍第18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下的騎兵連擔任過書記的李法卿,他在1940年逃難的時候對外說出了毛澤東對八路軍下達的秘密指令。關於毛澤東下達的抗戰策略的秘密指令,您是如何在台北發現的?

遠藤:終於在台北找到了原來最開始的一個文獻的原件。關於毛澤東抗戰戰略,大家都互相抄襲,好像是事實一樣,隨便寫,不查原來最original(原版)的文件是在哪裡,沒有人徹底地查。謝幼田都沒有查到。不過我是搞理論物理的,不查最開始的原件,我自己就不讓步。徹底調查原件,終於找到了。

東方:現在誰也不能否認了,終於找到了證據。

證據

從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中,搜尋關鍵的歷史證據。

這是遠藤教授在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資料中發現的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的情報。

這份機密文件來源於日本外務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變關係一件/關於支那事變狀況的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第二卷。在將近10公分厚的資料中有一份“機密第795號”,內容是“昭和15年3月23日上海總領事三浦義秋致當時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有關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的文件,同時抄送“在華各總領事、香港、北支警務部長”。

為了尋找潘漢年和日本合作的相關歷史證據,遠藤教授整天“泡”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翻閱着1938年至1942年期間的紀錄,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號“一〇一”,(日文的發音是“i-wa-i”,與“岩井”的日文發音一致)日語岩井可能的發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後來遠藤求助資料中心職員,該職員建議說:“支那事變(中國稱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情報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請去翻一下那個時期的檔案資料。”

踏破鐵鞋,遠藤教授終於覓到了這份1940年3月23日的“機密第795號”情報。這是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三浦義秋髮往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三浦總領事於1940年3月21日從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長白袖榮鬆手中收到了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號”。這份機密情報的標題是“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

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秘密情報

根據岩井回憶錄《上海的回想》,這份報告是1939年秋他首次見潘漢年後不久,有一天隨口委託潘漢年寫一份中共內部情況和未來動向的報告書,他原以為潘漢年會拒絕,未料潘漢年一口承諾,並在不久後提交。

報告內容正是潘漢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報。

毛澤東和潘漢年

東方: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毛澤東不可能親自派潘漢年去和日本的間諜機關聯絡,毛澤東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潘漢年只是一個很小的低級官員。您的看法呢?

遠藤:這個在《毛澤東年譜》里明確有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澤東有一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一個特別任務。他寫道“特別任務,”如果明確地寫“特務”,那就不好聽了嗎,所以用“特別任務”這四個字來表現。面對面的,毛澤東直接命令了潘漢年,(從事)“特別任務”這樣的工作。這個證據都在《毛澤東年譜》里有。《毛澤東年譜》是中共中央的文獻研究室編的一本書。非常可靠、非常有權威,是他們自己寫的。他們可能沒想到我找出來這個吧。(遠藤教授註:在《毛澤東年譜》里還有很多毛澤東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共有30多處。)

東方:潘漢年向日本情報機關提供了中國戰區的情況,這個很重要。您是怎麼找到潘漢年當年向日本提供的資料?如何保證日方資料中潘漢年這本情報的真實性?能不能證實這個情報?

遠藤:潘漢年提供給日方的軍事情報具體的內容,就是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哪些是潘漢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這個完全沒有寫清楚。因為是特務工作嘛。特務工作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特務提供的,這絕對是不能寫的。所以這個是很難看出來。在外交史料館,在檔案里,也沒法看出來,哪份情報是潘漢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這個很難判斷。能判斷的是什麼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內部的材料,中共內部的信息、情報。關於潘漢年的這份報告,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中寫到:一天,岩井向潘漢年問,你能不能提供一下中共方面的內部情報?岩井英一以為他會拒絕,但是潘漢年沒有拒絕,立刻答應,然後給他一個比較長的中共內部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里到底寫的什麼,這個怎麼也找不到了,我寫日文版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也沒有找到。後來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時候,我又有一點時間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館,每頁都查,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信息。這是唯一的關於中共的內部材料。這個確實是潘漢年提供的。因為從時間上、長度上、內容上判斷,完全和岩井的回憶錄里寫的一樣、一致。所以這是唯一的我能判斷的潘漢年提供的情報。

東方:岩井在回憶錄里多次提到潘漢年提供國軍的戰略情報嗎?

遠藤:很多次地提到。對啊。

東方:從日本外務省史料館的史料中是否還能具體確定潘漢年提供的有關國軍動向的情報?另外,日方為何要潘漢年提供有關中共自己的情報呢?

遠藤:這個是不好判斷。不過我想了,為什麼他要提供中共內部材料呢?這個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是為了弱化國民黨的軍力,應該向日方提供國民黨的軍事材料。為什麼要向岩井英一提供中共內部情報?這是很奇怪的。我仔細地分析了以後,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這麼回事。先交給岩井英一中共內部的情報,從而使岩井英一相信潘漢年。如果連自己的軍隊的內部資料也提供的話,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戰問題,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停火問題,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內部的材料。這麼理解的話就符合邏輯了。

歷史反思運動

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辛灝年對遠藤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將潘漢年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公佈於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辛灝年教授認為,遠藤的研究成果和中國國內八十年代歷史反思運動完全一致。

辛灝年教授:“遠藤譽教授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內容和中國大陸從1985年以來31年的歷史反思運動、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所獲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於我們不懂日文,我們很多歷史學家沒辦法去看到遠藤譽教授所能看到的資料。所以我們不能拿出潘漢年投靠日本,作為漢奸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遠藤譽教授對此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她把這個罪證公之於眾了。”

歌舞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產黨抗戰的政治和軍事中心,重要的軍政目標比比皆是。一般說來,在戰爭環境下,這些目標需要隱蔽和保密,但延安卻反其道而行之,經常公開舉行各種大型活動。秧歌、腰鼓、戲劇、舞會,大白天高調舉行,一片歌舞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戰演劇三隊和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樂隊,在陝北公學禮堂首演《黃河大合唱》。觀眾千餘,盛況空前,光是合唱隊後來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澤東親自觀看魯迅藝術學院的黃河大合唱,不但連聲叫好,而且單獨接見洗星海,並特送他一支美製的帕克金筆和一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與此同時,很多文學女青年從敵後湧入延安。交際舞成為延安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一個個感人的抗日愛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產黨的老幹部紛紛掀起了離婚潮,軍隊師以上幹部離婚率高達80%。40歲的陳毅娶了18歲的張茜。22歲的王定國被組織安排給了54的謝覺哉。19歲的朱明嫁給50多歲的林伯渠。43歲的朱德娶了17的康克清。44歲的劉伯承娶了18歲的汪榮華。46歲的賀龍娶了25的薛明。36歲的羅榮桓娶了23歲的林月琴……。毛澤東將長征時與他並肩戰鬥的妻子賀子珍送往蘇聯“長期養病”,並在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來自上海的女電影明星,24歲的江青結婚。

慘絕人寰的重慶

而當時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則是另外一番慘絕人寰的景象。

中國抗戰史學者王康:“(日軍對重慶)用了很多(燃燒彈),這個是日本特別可惡的地方。因為重慶是個前現代城市,它以前才20幾萬人,抗戰勝利後,它180萬人。當時重慶是一個只有27萬人的城市,主要是個農業社會。所以它的建築主要不是什麼磚頭,更不是石頭,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別容易燃燒。日本人根據這個情報,這個情況,就專門針對性地研製了燃燒彈。燃燒彈、爆炸彈、還有凝固汽油彈同時爆炸。整個重慶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後,按照日本的想法,重慶當局或者妥協,或者投降,沒有別的道路了。所以,重慶老百姓非常慘”。

據史料記載,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5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218次戰略轟炸,出動飛機9513架次、空襲重慶及周邊兩百餘次;造成重慶死於轟炸者一萬人以上,超過17,600幢房屋被毀,市區大部份繁華地區被日軍炸成一片廢墟。

王康:“重慶轟炸叫重慶大轟炸,那比倫敦轟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時間,日軍一直在轟炸重慶。為什麼轟炸重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蔣介石在重慶,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國民黨政府在重慶,軍事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就是中國的政治和戰略的中心在重慶。而日本人沒有去轟炸延安,當然不是說整個陝北地區、西北地區都沒轟炸過。像銀川、西安、西寧、寧夏都大城市被日軍轟炸過,還有20幾個像寶安縣一樣的縣級地區,都被轟炸過。就唯獨延安,基本沒被轟炸過。而日本要轟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過黃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轟炸重慶,以前在宜昌淪陷之前,要從武漢的機場起飛,要飛很長的時間。而且重慶是個霧都,轟炸重慶的時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風險。”

日軍的“斬首行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刊登楊天石的文章,《日機大轟炸及其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敘述了日軍發動的針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的經過:1941年8月間,日本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得到情報,蔣介石將在黃山寓所召開軍事會議,又從離任的意大利駐中國大使口中得知黃山山莊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顏色,立刻制訂轟炸計劃,命令第60戰鬥隊執行。8月30日上午11時,遠藤率機自漢口出發。下午3時,27架轟炸機入侵重慶黃山山莊上空。遠藤估計,蔣介石正在山莊,便從5500米的高空投彈。炸彈下落時,蔣介石正在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謀長最高軍事會議,兩名衛兵當場身亡,四名負傷。

旅居美國的中國抗戰史學者王康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果炸彈命中目標,中日戰爭與中國現代史將大幅改寫。

絕密情報從何而來?

蔣介石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的絕密情報是如何被日軍獲悉的呢?王康的質疑與分析:“第一就是,國共共赴國難宣言,就是盧溝橋事件發生之後,共產黨宣布三個”取消“:取消以暴力運動和策劃運動推翻國民政府;第二,取消蘇維埃政權,以期全國在政權上統一,統一於中華民國政府;第三,就是取消紅軍的名義和番號。陝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江南遊擊縱隊改編為新編第四軍,接受國民軍事委員會的統轄。反過來,國民黨政府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提供給共產黨方面對日抗戰的共同軍事計劃。包括日本的軍事動向,日本的部隊動向等重要軍事情報。這樣不僅給了中共合法性,而且給了擅長於情報戰、宣傳戰的中共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機會,尤其是情報戰上面。”

王康稱如果針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成功,歷史將會重寫。王康說:“重慶的事件,不僅是1941年8月30號那天,轟炸蔣介石黃山‘雲岫樓’官邸這個事件,實際上,蔣介石從抗戰開始,一直到抗戰結束,都受到日軍針對他本人的轟炸。中國社科院的楊天時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談到了日本在抗戰期間對蔣介石實行‘斬首行動’。他舉了大量事件,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宗。20宗直接針對蔣介石本人,就是敵國最高統帥、最高的軍事和政治的中心人物——蔣介石本人。這個倒不難理解。如果把蔣介石消滅掉了,那整個中日戰爭,所謂‘支那事變’,就會按照日本的計劃得到解決。”

有些史學家稱相關情報來源是意大利駐重慶的大使館,對此王康表示強烈質疑。王康:“1941年的8月30號,那個時候德國已經進攻蘇聯兩個多月。日本對美國發動太平洋戰爭,襲擊珍珠港,也就三四個月。在這麼一個重要的時刻發生了這起襲擊事件,而這個襲擊事件的情報來源非常令人吃驚。當時重慶有一本書,叫《國民政府重慶陪都史》,是重慶本地的抗戰史專家編寫的,700頁,很厚。我當時通讀了這本書,發現有一點:就是(這本書稱)41年夏天的這次空襲行為,情報的提供者是已經離華的意大利駐華大使館。我查了一下,意大利大使館成立於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號,日本、意大利、德國簽署了三國合作條約,成立了三國軸心國集團。而10月初的時候,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已經撤離中國,回到了羅馬。他們根本不可能提供一年以後,41年8月30號日本人要轟炸蔣介石在重慶官邸,那裡舉行中國最高軍事會議這樣一個絕密的資料。意大利大使館不可能知道。其次,這個情報的來源,我表示懷疑,雖然我還沒有定論,我懷疑是周恩來他們提供的。1941年8月30號,皖南事件已經發生了8個多月。皖南事變發生的時候,毛澤東曾三次發電報給南方局周恩來他們,要求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鄧穎超火速撤離陪都,撤離重慶,並把所有的電報、密碼、人員名單全部銷毀掉,不惜以和國民黨決裂發動內戰。當時毛澤東真有這種想法。那麼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消滅掉蔣介石,也就是消滅掉毛澤東的頭號對手,那麼對毛澤東來說是個巨大的軍事上的勝利。”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VOA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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