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認識論與極權主義問題研究
不同的認識論基礎直接導致對於上個世紀初期在歐洲產生的共產黨、法西斯及納粹極權主義問題的不同認識，不同的語言描述方法、不同的極權主義理論。在筆者當年的反叛中，其後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中所接觸到的各類學派及人，以及極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史中深切地體會到這一不同。為此，本節將分三方面來介紹認識論方法論問題在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哲學探索，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探索，以及文化根源問題的探索中的作用。
1.對於極權專制的認識論思想根源的探究
1.1.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始於一九一七年出現的蘇聯共產黨政權和一九二一年出現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後。對於這一專制，人們在描述分析它們的時候發現，它是一種歷史上從未曾出現過的專制，任何以往的概念、術語及理論都不適於它。為此，在它出現的同時就出現了對它在政治、社會、歷史、思想上的特點，以及產生的原因的研究。
生於一九〇二年的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在中學和大學期間經歷了這個專制的出現以及在上個世紀初期的歐洲精神及知識界造成的混亂影響。一九一九年，他十七歲的時候參加了一次由共產黨組織發動的學生運動，親自經歷了共產黨不擇手段、不顧及人命、操縱、利用學生運動，及其直接給民眾及社會造成的惡果。為此，他開始對共產黨及追隨他們的知識分子，對他們所狂熱地追隨的馬克思主義進行反省思索。由於他自己也受到過造成這種專制、這種對社會具有災難性的惡果的知識界的影響，也由於在一九年後，這一思想傾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給歐洲及世界連續帶來的災難，因此探究共產黨及法西斯專制的特點，他們在歐洲能夠產生並且發生影響的原因，特別是產生這個意識形態，社會影響，以及政治制度的思想原因，即關於極權主義和認識論的關係成為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客觀知識》……等著作，幾乎可說是具體、詳盡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之所以如此重視分析產生這一專制的思想原因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走向這條追隨共產黨極權主義的路，如果去除掉政治野心以及個人品質等因素，更多的人是因為思想方法導致。這就是說，觀念論的那種思想方法，也就是發生於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初期的意識形態化的體系化、教條專斷化思想的思想方法，導致人們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並且以此去建立所謂新的政治制度，新的社會及文化。
波普從對於是否有客觀性，究竟如何理解人類認識所談的客觀性問題開始，探究了整體論問題，本質主義問題、以及涉及知識論問題基礎的唯名論問題，進而在這個基礎上批判了整體論、歷史決定論。
閱讀過一點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人都知道，這種整體論和歷史決定論不僅和希臘哲學毫無關係，而且甚至也沒有經過中世紀唯名唯實論的探究，它們不過是在神學主宰世界時對於世界所有的那種專斷、教條的一元化全面用在世俗社會及思想問題上。這個傾向由黑格爾開始，馬克思和恩格斯繼承了的國家或觀念，黨團或族群個人取代上帝及教會，人間共產主義取代天堂的世俗宗教傾向，貫穿在所有那些追隨馬克思開創的潮流的知識人的思想中，如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等多種著作，考茨基的六卷本的《唯物史觀》。事實上，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等著述中，波普已經徹底摧毀了馬克思主義賴以建立及思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包括他們不斷宣稱的唯物主義史觀問題。但是波普並沒有停步，他繼續探究了這種專斷思想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根源，提出開放和封閉問題，追溯到柏拉圖，比神學教條更為根本的認識論思想基礎問題。這個探究把極權主義專制的產生徹底地追溯到西方固有的二元論認識論基礎，即建立在人和自然，主觀和客觀的對立，以及對這種對立關係的具體研究上。
在筆者看來，這一對於二元論的基礎的探究涉及到了發生並且最終導致這一極端現象的極權主義最根本的思維方式的根源。這也就是說，沒有一種其它的專制，例如中國傳統專制會導致這種控制人的行為、思想、社會的一切的「徹底的一元論」的專制，這種「徹底的一元論」的專制只產生於歐洲或者說西方的這種「二元」的認識論基礎上。而這就讓我們看到，這種二元基礎存在着一種根本性的悖謬，二律背反的界限。
波普一生非常強調自己是康德的學生，是啟蒙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波普對於柏拉圖的理念論、對於其所帶來的封閉性的批判性的質疑追究，實際上完全是在康德對於認識論問題探究的道路上，可說是康德二律背反問題在政治哲學上的展開。
波普的這一探索給筆者的啟發還有，在不同文化的思想方法中，二元論的思想結構應該是比所有其它的思維方法，例如天地人互相聯繫、循環轉化的思維方式更多地導致排他、封閉及對抗。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歐洲歷史及文化帶來比其它文化更多的、不同形式的專制。
1.2.關於波普指向柏拉圖的認識論問題的探究中，即在重新思索波普對於柏拉圖的理念論與現代專制的關係的探究中，也在最近百年對於意識形態問題和啟蒙思想問題的區別的探究中。筆者在此要再次強調：那種構造體系的觀念論的傾向，例如德國的黑格爾哲學，唯心主義哲學，成為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哲學，實際上並不是希臘哲學，Philosophy意義上的哲學，而是一種經歷了基督教神學思想方法，在新的歷史時期新生的披着所謂哲學外衣的思想體系，即如中世紀前歐洲曾經用神學取代了希臘哲學一樣。政教分離後的歐洲，雖然經歷了文藝復興，希臘思想文化的復興，但是政教分離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新的既不同於神學也不同於希臘哲學的思想體系，它帶有神學的思想方法及構成方法，但是當然它不能夠，也不願意稱自己是類神學或世俗神學，只能夠稱自己為觀念論或者意識形態ideology。然而這個術語，觀念學說，或者說中文的思想學說，甚至在拿破崙那裏都是作為一句罵人話而出現的。為此他們更願意借用希臘的術語，用「哲學」來稱呼自己。然而它們卻不是哲學，Philosophy，它們是「意識形態」，ideology。
觀念論和神學一樣，是二元的思想方法的一種極端化、片面化的產物。
然而，觀念論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一種思想現象雖然在研究歷史和政治、社會問題上極為重要，但是在真正的哲學領域中，卻並非如此。即如我在最近的文章所不斷強調的：在哲學研究的傳統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問題沒有任何地位。因為無論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在希臘對於認識論問題辨析的哲學中，都沒有任何地位。準確說認識論問題，希臘哲學探究的是人何以以及如何認識外界，也就是對於具體的人的感知、認知、概念、範疇的辨析、認識。對此，絕對的客觀性、絕對的主觀性都是不存在的。
寫到這裏，筆者要加一筆。在哲學上，認識論問題方向上對於極權主義的探究，在波普之後，至少在孤陋寡聞的筆者看來，沒有看到有沿着康德思想的方向上更進一步的展開。但是在今年六月，筆者幸運地和布拉赫教授的幾位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中已經有所成就的學生之一莫爾（Dr. Marc-Pierre Möll）博士聯繫上，收到他的來信。他在信中簡單而清楚地為筆者介紹了他以康德的思想為框架，即從康德的內在和外在自由出發對於極權主義的認識。他認為內在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它受道德（意願）的影響。外在自由是行動自由，可以由此出發來討論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認識及定義。他希望能就這個方向和我進行更多的對話。
筆者非常希望以後有機會向莫爾博士進一步求教，在此，筆者藉此文對莫爾博士公開表示感謝。因為過去幾年，在筆者把握德國及歐洲曾經有過的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討論中，莫爾博士的著述《社會和極權主義制度：理論史上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Gesellschaft und totalitäre Ordnung: Eine theoriegeschicht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Totalitarismus；Baden-Baden，Nomos.；1998）一書讓我獲益非常深。它幾乎成為我進入每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要去查看的書籍，大大地減輕了我的閱讀量，很多時候我可以直接沿着他的論述去尋找參考讀物，並且借鑑他的看法。他思路清楚，文字非常精緻、有特色。
2.政治學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的認識論根源
在波普那裏，雖然出現過極權主義這個術語，但是他並沒有積極介入對於這一概念的專門討論，他也從來沒有把他的研究冠之以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他研究的是共產黨和法西斯、納粹專制發生發展的認識論根源，即它的思想和方法的根源，以及為什麼會導致那麼多的知識人受到它的迷惑，而誤入歧途。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波普的這一研究，對於認識論問題的研究可以說是構成了所有關於極權主義研究，即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及文化社會學等的基礎，無論哪一個方向上的研究最後都離不開認識論、方法論問題。這道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因為認識論問題是古希臘所稱的哲學問題的基礎，即對於認識及其對象，人與自然，思維與客體的關係的探究構成了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基礎。對這一二元問題的關係的不同展開不僅形成了不同的哲學觀點，而且發展出物理學、生物學、政治學等不同的學科。所以到現在為止，高等教育中研究基本知識的學科的學位，如物理、化學、生物學等都稱為哲學博士、哲學碩士。
對於一九一七年出現的俄國共產黨政權、一九二二年出現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以及德國一九三三年建立的納粹政權的專制的特點，最早的探究始於歷史和社會學的研究。一九一七年出現的共產黨政權所具有的極為不同尋常的專制特點不僅引起了一般歐洲知識界的關注，而且引起信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各國共產黨學者的批判，例如考茨基。這種關注探究首先是歷史和社會問題上的。對於這一不同於歐洲社會以前的各類專制的新的專制的出現，最初人們或是到歐洲以外，或是到歷史上去尋找解釋它的模式，例如有人認為它是一種亞洲式的，有人認為它是韃靼式的，有人認為它是一種返回原始野蠻狀態的專制，但是人們很快發現，到歷史上及到歐洲以外去尋找這種專制的來源及特點是徒勞的。為此人們開始用它是一種「現代專制」（Modern Dictator）來稱呼它。
極權主義一詞最早出現於一九二三年，墨索里尼把自己對權力的控制稱為極權主義。這個稱呼立即被當時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的政治學者接受，並且開始運用它作為分析新專制的概念工具。隨後，在二十年代中期後這個概念進入德國，成為自由主義學者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的爭論內容。在二十年代末期後伴隨德國政局的變化，納粹的興起，迫害的加劇，這個描述也被推向法國、英國、奧地利等歐洲各國。三十年代中期後，此前在德國參加到討論中的左派知識分子瓦爾德瑪爾•古瑞安（Waldemar Gurian）、弗朗茲•波爾肯瑙（ Franz Borkenau）、齊格蒙德•瑙伊曼（Sigmund Neumann）、弗朗茲•瑙伊曼（Franz Neumann），以及弗格林、弗里德里希等或者流亡，或者移民到美國，極權主義概念及其曾經的討論也隨之被這些流亡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帶到了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