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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發】仲維光:寫在反叛五十周年

——重談認識論、啟蒙與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問題研究

我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深切地感到受到共產黨社會的欺騙,在六八年秋季決定自學哲學,六九年夏季後步入尋求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認識,因此進入認識論問題、啟蒙問題。在對於認識論、啟蒙問題和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係問題的探究中,我在思想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徹底反叛出馬克思主義,繼而在七十年代初期把顛覆中國四九年後的知識界作為自己一生工作的責任及任務。為此,它使我從七十年代初期後孤獨地走出我那一代人

本文提要:

認識論問題,是源於希臘的二元論哲學,Philosophy的基礎問題,它也是近代文藝復興後興起的啟蒙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問題。

大約五十年前,一九六九年,作為一個生下來就只知道馬克思主義的高中生,我開始自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短短的幾個月後,認識論問題就使得我開始走向反叛、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此後對於認識論問題的學習、探究貫穿了我前半生五十年在哲學領域,以及由此出發的對共產黨問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為此,在二〇一九年我反叛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五十年之際,我希望用這篇文章做一個回顧性的總結。

與此同時,我也要強調,這篇文字不僅是個總結,而且也試圖揭示我們正在面臨的嚴重問題,以及我們的任務。我認為,明年是五四一百年,是徹底反省百年教訓,尋找新的道路的時候了。

本文以認識論問題為中心記述了我進入認識論問題的經歷,以及它和當代對於極權主義問題,思想問題的探究的關係。

文章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記敘的是認識論問題引導我產生反叛和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徹底的進行批判性的反省。

第二部分記敘的是認識論問題在當代對於極權主義專制研究的三個領域中的作用:

1.哲學研究;

2.政治學和歷史學的研究;

3.思想文化根源的研究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概述了最近三十年的政治、社會現象及問題。

第四部分首先探究了為什麼說認識論問題的探究依然是研究最近三十年,或者說這一百年問題的基礎。然後強調為什麼年輕的學生在讀書以及研究時,首要的問題就要重視並且思索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2018.12.9

明年,二〇一九年是我插隊、反叛,走向這條極權主義研究道路五十年。

從一九六九年夏季開始,“認識論”(epistemology)問題成為我反叛的起點,到現在整整走了五十年。認識論問題不僅是導引我反叛的起點,而且奠定了我反叛的基石,貫穿了我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問題研究的整整五十年。為此,在別人紀念插隊五十年之際,我特以此文記下自己的思想歷程,為我這一代人提供另外一種不同的回憶及思索人生的參照文字,為仍然在共產黨統治下,被共產黨文化禁錮的青年人提供另外一條精神和思想之路。

一.五十年思想歷程概括回顧

二十世紀被西方權威的自由主義學者稱為是極權主義的世紀,有一億以上的人死於極權主義的災難。歷史的變化發展也的確如此,極權主義問題從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在蘇聯掌握政權開始就成為思想界關心的問題。

一百年來國際學界在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為以下兩方面:

第一,和思想研究緊密聯繫的哲學、歷史研究,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

第二,和信仰、形而上學前提緊密聯繫的文化研究。

我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深切地感到受到共產黨社會的欺騙,在六八年秋季決定自學哲學,六九年夏季後步入尋求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認識,因此進入認識論問題、啟蒙問題。在對於認識論、啟蒙問題和共產黨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係問題的探究中,我在思想上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徹底反叛出馬克思主義,繼而在七十年代初期把顛覆中國四九年後的知識界作為自己一生工作的責任及任務。為此,它使我從七十年代初期後孤獨地走出我那一代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經歷了各種風雨;最終到了本世紀初期,二〇〇三年,因為這個無法繞過的根本性的問題——認識論問題,在經歷了將近三十年的爭論後,我研究生時期的導師許良英先生宣布徹底和我斷絕關係。

本來我以為,這個認識論問題和極權主義專制思想及文化的關係問題,對於已經能夠直接看到國際學界的文獻的今天,早已經不是問題。但是,我卻真的是沒有料到,思想方法的根本變化,認識論問題在很多人那裡,包括一些已經留學西方的年輕人,以及所謂八九民運的學運人士那裡居然仍舊沒有任何變化。為此,這讓我感到,現在再描述一下啟蒙、認識論問題在探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我在這條路上的經歷,對於中國下一代學人,甚至對於當前世界都是有必要的。因為這個世界居然仍舊沒有從我當年所遇到的問題中,乃至可說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遇到的問題中走出去。

二.認識論問題引我走入哲學之門

1.五十年前的一九六八年底,我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開始自學哲學。在有限的馬克思主義的讀物,以及共產黨所鑄造的思想框架下,半年多後,在讀到列寧的《哲學筆記》後,接觸到列寧在文章中提到的馬赫等人的隻言片語,我通過對於現象、理論和人的感知及認知的質問,很快就發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禁不住追問的教條。為此,從六九年夏季開始,我希望能夠從這個追問中探尋更多的在哲學領域中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

一九六九年冬季回到北京零星發現並且搜集到羅素的《哲學問題》、《心的分析》,懷特海的《科學與近代世界》,它引我進入了經驗主義哲學。七〇年到七二年期間,我從廢品回收站、王府井210號,琉璃廠內部書店,陸續收入了一些六十年代初期內部出版的,或者是供批判用的黃皮書,例如大約二十本的美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集,以及一批科學哲學的著作,其中包括尼爾斯•波爾,《原子物理學和人類知識》、《原子物理學和人類知識續集》、玻姆的《現代物理學中的因果性與機遇》,維納的《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以及賴辛巴赫的《科學哲學的興起》、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上)、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輯的《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西方哲學原著選讀》等。那時買到的也有薩特的《辨證理性批判》、《人道主義批判資料》、考茨基的《唯物史觀》等書,但是在封閉年代,心智不全的時候,前述可憐的幾本哲學翻譯書籍居然能夠引我步入經驗主義哲學之路,並且讓我為了讀懂這些書籍所介紹的哲學問題而制定了自學計劃,開始有目的地自學高等數學、物理和外語,現在想來,真的是慶幸自己的感覺及運氣。

對於這段經歷,說來現在人都很難相信的是,我第一次聽到測不準原理,並且從而使我對現代物理學感興趣的並不是這些科學哲學書籍,而是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計劃時代》的翻譯書,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的勞文,談的是經濟問題,但是在該書談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對當代人的認識的影響,並且特別為此加了一個注釋。這個注釋讓我如獲至寶,立即抄寫下來,反覆看。它讓我對現代物理學和人的認識的關係感到奇妙。就是這個註腳和所有前述那些科學哲學書籍,以及那時所了解到的一知半解的術語一起,讓我決心一定要把大學理論物理學完,徹底掌握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以後的道路讓我深感,這個直覺沒有欺騙我,正是認識論問題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的根本的作用,在對抗各種教條及專制思想中的作用,讓我在其後五十年的人生道路中,從感覺開始,越走氣越壯,一直能夠孤獨地堅持到今天。

而正是由於我有了這個在黑暗中探究,處處遇到困擾、禁錮,甚至被窒息的經歷,所以我深知,首先我這一代人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理由,例如下鄉後瘋狂的讀馬列,那是封閉和無知的結果,真理部教育的結果,不是讓人可以吹噓的光榮!再如曬書單,我是我那一代人曬書單的始作俑者,但是我在九零年談到這點是因為想說明我那代人遭遇的封閉,以及我們是從哪裡得到的真理部以外的影響。不料其後曬書單竟然成了我們那代人中的一些人的自詡。為此,在這裡我要強調,在曬書單、說自己如何刻苦自學的時候,如果不能讓人看到那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最黑暗、可憐的時代,一個讓人慾哭無淚,回想起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內心就流着血的時代,那真的就是歌頌膿瘡艷若桃花。

其次也正是為此,我才在最近幾年的文章中一再反覆向年輕一代介紹“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在探究中我的遭遇。

我的經歷讓我深切地認識到:從真理部走出來,直接面對黑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在認識問題的基礎及方法上站穩了腳跟,找到基石,你就不會在這個對抗中,在黑暗裡的孤獨探索中,在共產黨利用權力及意識形態建立的大廈前退縮。

集我五十年來和極權主義文化對抗的經歷,我也發現,真理部及其子弟們的兇惡並沒有比五十年前有所收斂和退卻。為此,我感到有必要在此專門就我對於認識論問題和極權主義研究的關係問題,就我的部分經歷來專門描述一下認識論問題對於認識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以及更廣泛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的重要意義。當然這也是對於真理部及其子弟們的直接抗擊,對於那些至今還沒有看到這個問題,甚至依然對於啟蒙及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提出質疑的人的回答。

2.黑暗中的我的西學之路

 

2.1.沿着啟蒙主義學者的思想之路

我的思想覺悟過程讓我深深地體會到,如果你拒絕再使用周圍人使用的語言,拒絕他們提出問題的方法及問題,你就會立即受到孤立及攻擊。這個攻擊,甚至可說是那類想要把你置之死地而後快性質的攻擊,這種孤立伴隨了我整個五十年。然而正是由於在我覺悟的時候,首先是從認識論上懷疑唯物主義專斷、虛妄的主張——“人能夠客觀地認識世界”的時候,我幾乎只是經過了非常短暫的迷茫,就發現了在西方思想史上存在的經驗主義的痕迹,所以我很快就立住了腳跟,感到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孤。

那是在六九年夏天,在我讀列寧的《哲學筆記》的時候,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我馬上發現,不談結論對否,馬赫是在針對人的認識能力提出問題、辨析問題,而列寧是在不加分析懷疑地批判、打棍子。

我從列寧的《哲學筆記》中的他對於馬赫的關於感覺、認知、思維等問題的批判,第一次接觸到經驗主義(Empiricism)及經驗主義者馬赫(Ernst Mach)、貝克萊(George Berkeley)、洛克(John Locke)等對於這些基本的認識問題的探究。被列寧批判的馬赫,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名字,他的思想,我雖然當時毫無了解,但是出於一個少年的直覺,它們立即激發出我的好奇,導引我沿着這個方向繼續提出問題。

一,憑什麼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可以斷言人能夠正確地反映世界,憑什麼可以把人的感覺絕對化,並且把人們的感官感覺到的現象不假分析證明地等同於世界。唯物主義沒有讓人信服的基礎,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是一種專斷!

二,既然世界是一分為二的,那麼對立雙方就沒有誰好誰壞的問題。因為沒有左就沒有右,左右冷熱沒有誰好誰壞,誰必然地一定存在,誰要被消滅、克服。如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如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二元論的辯證法等於什麼都沒說!不過是一種詭辯!

……

如是眾多的疑問,使得我從六九年秋季,模糊地開始了自己對認識論的探索及學習,為此我所固有的經驗主義的氣質被喚醒。緊接着,其後在政治上我也開始徹底看到共產黨統治的殘暴,走向了反叛。

在這條反叛的路上,追求的路上,我必須要說的是,一旦追隨這一道光亮開始探索,此後就不斷發現西方學者,前人和當代學者的著述,它們啟發並且支持我走到了今天。作為一個在黑暗中的高中畢業生,令我尤其驚奇的是,幾乎在每一程,在我的思想的每一個階段,我都找到了西方學者曾經探尋過的痕迹,論述過的著述。

今天回過頭來看六十年代末期那個荒誕的年代,憑着一個高中畢業生的感覺我能夠摸索向前,我能夠憑着嗅覺發現他們的著述及想法,我覺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運,因為它們讓我感到我走在了正確的、前人走過的路上。

這個過程也讓我認識到,對於共產黨及納粹極權主義問題的出現的探索在過去一百年是思想界學界最重要的研究題目。而它之所以對西方學界重要,因為他們面對的現象及對手都是在他們自己的社會——西方社會中發生、發展的現實及人物。所以我必須要說的是,我陸續發表的絕大多數看法,都不是我的看法,都是西方學者提出並且論述過的看法,我只需要找到並且沿着他們曾經走過的道路走下去。

迫使我十分謹慎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因為孤獨及封閉黑暗,所以在我感到這些問題的時候,面對周圍無處不在的共產黨社會的真理部所營造的框架及氣氛,從來第一反應是誠惶誠恐,不敢輕易自信到放心地提出來,公開對抗周圍的觀點。因為這一切即如德國的物理史家赫爾曼(Armin Hermann)在《量子論初期史》中談到上個世紀初,面對經典物理提出另一種想法的物理學家時說,你面前是一個大廈,你的批評稍不留心,就會被人指責為無知。對此,從七十年代中期一路走來,我有着深切的經驗及體會。這讓我進一步感到,我能夠居然沒有被真理部的知識分子們窒息而死,或中道而返,可說是一個奇蹟。

事實上,這個過程就是在今天也沒有成為過去式,因為我聚焦的是認識論問題,否認的是整個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它不僅包括思維方式,而且也有生活方式,知識界存在的合理性。而這就使得我即便是在海外,我也還是依然要面對被那個社會改造了的兩代人的各類激烈的、甚至喪失理智的反應,包括謾罵、人身攻擊。然而,這其實又一次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認識論問題的重要性,它觸及到了問題的根本。

說到此,我要說的是,在所有我談過的看法中,所有關於認識論問題,對極權主義的具體認識,都來自於西方的學者,屬於我的思想只有一個:那就是現代歐洲及世界不是“現代社會”而是“後基督教社會”。布拉赫認為,過去一百年是意識形態的世紀,極權主義的世紀,而我認為稱它為“後基督教社會”,能夠提供更簡單、廣闊的參照及分析背景。

2.2.最重要的是啟蒙和認識論問題

在這個依靠西方前輩學者的研究及支持的過程中,積我四十年來的探索經驗,我所對讀者不斷強調的認識論問題,其實就是人們早已經關注的科學史家庫恩曾經指出的:規範的轉變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轉變!

認識論問題強調及考察的是你認識問題的基礎!規範的轉變就是要你換一個頭腦,換用另外一套語言及方法系統來看問題。不能夠雞同鴨講,不能夠風馬牛,認識論問題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如果你讀過《一九八四》的話,如果你在共產黨社會中生活過的話,你就能夠非常具體清楚地看到共產黨、真理部所強力推行的一套規範。這個規範的前提是:有一個唯物主義,或者說物質主義的真理,共產黨佔有這個真理,有了這個前提,共產黨主導下的對一切的解釋和掌控才是合理、合法的。這就是共產黨社會的以論帶史、徹底地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思想及精神。

意識形態式的思維的特點必須,或者說觀念論演繹出來的概念一定是二分法、非黑即白的,而這就是奧威爾說的,真理部創造了一套新話,新思維。

用這套新話、新思維人們已經不可能理解歷史上的事物及思想本來的情景及意義。

擁有並且只允許一種話語及思維,這讓我們看到,歷史上的任何一個世俗的權力專制都沒有自己的文化,只有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擁有自己的文化——黨文化。這不僅是一個十分值得思索的思想及歷史問題,而且這直接導致每個出生於那個社會中的人,如果要想使得自己的思想及精神正常,首先就是要從共產黨那套新話、新思維中走出來。

如果你對這個新話和新思維是什麼到今天還沒有體會,即如果你生在共產黨社會,而且讀過《一九八四》依然不明白,或者沒有感覺到中國的自然辯證法界、哲學界、知識界、文化界和真理部的血肉聯繫,沒有感到你從語言到思維都必須改變,那我建議那些來攻擊我、罵我的人還是三思後再來談問題吧。而這其實就是我前文所說的,圍繞認識論問題我和許良英先生爭論了幾乎三十年的原因。

2.3.由於認識論問題貫穿了我和許良英先生三十年的爭論,因此在這裡我要加一筆說明。

在對於啟蒙及自由主義思想的認識和推崇上,在對於哲學、科學及認識論問題的認識上,在對於文化思想問題、傳統問題的認知上,乃至在對於共產黨的看法及態度上,我的思想和許良英先生從一九七五年第一次見面開始,就產生了全面地對抗。其後我雖然試圖採取各種方法影響他,但是都沒有用,為此導致二〇〇三年,他甚至突然宣布我們之間的關係徹底決裂,把我所謂革出師門。對於這個爭論及對抗,在我八八年離開中國後到二〇〇三年我們的決裂,我們之間留下了幾十萬字的通信。這些通信都已經輸入成計算機文字。筆者認為這個通信可說是一位啟蒙主義者、經驗主義者和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認識論問題討論的典型案例,它甚至可說是一部具體的思想和歷史性的教科書。

要了解這一思想爭論的歷史,在此,筆者還要向讀者推薦二〇一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許良英先生一生的戰友范岱年先生的口述歷史《行走在革命、科學與哲學的邊緣》。這本書讓筆者感到非常幸運,因為可能范岱年先生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它為筆者和許良英先生關於認識論以及其它一些基本的世紀性的各種思想問題的討論提供了最翔實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歷史背景,很多問題根本甚至毋須再去考證及回答了。

這本書讓人們看到,中國自然辯證法界是由許良英先生及范岱年先生們直接參与創立的,一九四九年後,所有那些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大批判,包括文革中對於愛因斯坦的批判都始於他們這些人。儘管自然辯證法實際上是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屬下的一個重要“部門”,但是自然辯證法既不是學術、也不是思想,既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而是一種貨真價實的意識形態,一種世俗教義、教條,一種世俗神學。而我之所以使用“部門”而不是學科還因為它不折不扣地是一根黨在政治上在知識界掃蕩的工具,一根“世俗神棍”。他們這批人從來沒有對此進行過根本性的,即對自己的認識論及方法論基礎進行過徹底的反省和檢討。

為此,我相信,和他們那些人打過交道的朋友都會對這種“黨棍”特性有所體會。這種不合常理的為人之道,“棍”性常常讓一般人感到困惑。事實上,那正是真理部的人所具有的特色,它顯示的絕對不是他們的誠實、勇敢。因為參與創立自然辯證法界的這批人,幾乎每個人都是如此:在對待黨的高層領導,對待他們覺得不可以頂撞的同僚,例如于光遠們時,他們幾乎都是毫無例外地媚態;只有對平民、親友時,他們是祖師爺。人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不過是十分典型的真理部的人所天生的黨棍特性。

關於自然辯證法,在經過了七十年代的反叛及各種知識的學習積累後,一九八六年筆者從對抗中國的自然辯證法開始,第一次公開在中國發表文章。這個對抗立即受到中國哲學界及范岱年們的排擠打擊,兩年後筆者只好遊學到德國。在德國,我幸運地受到德國著名批判性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卡爾·波普的學生和朋友漢斯·阿爾伯特的支持。他為筆者寫的申請研究資助的推薦信中明確、清楚地點明“自然辯證法不是學術”!在哲學史、科學史上毫無影響及地位!但是它在共產黨社會,在政治及文化思想上影響巨大,因此儘管在西方沒有任何必要來研究及談論這個問題,但是在那個共產黨地區,要想變化就必須來重新說明這個問題。坦率說,讓筆者始料不及的是,在筆者離開中國大陸整整三十年後,中國知識界中竟然沒有第二人來談這個問題,年輕一代人中竟然沒人起來對自然辯證法發出質疑。為此也可說中國知識界實際上是毫無變化的跡象。因為單只是范岱年先生回憶錄的題目就能夠說明這點,“行走在革命、科學與哲學的邊緣”,是一個十足荒謬的題目!

從認識論角度說,革命、科學和哲學,其本身蘊含的一般意義就在西方知識領域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根本沒有交界的邊緣可談。所以單只就何為革命,何謂科學,何為哲學,看來筆者在此生的學術探究中,封山之前還必須要從認識論的角度,再談自然辯證法不是學術,它是真理部締造的世俗教義。(待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來稿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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