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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紅衛兵是如何消失的?

毛澤東想出一個妙招,就是讓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戰士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展起來了。學校也相對安靜了下來。狡兔死,走狗烹;幫助毛澤東奪權取得勝利的這些紅衛兵,其頭頭不是槍斃、坐牢就是發配,絕大部分紅衛兵都成了吃不飽餓不死的農奴。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說起來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有直接關係。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態度是雙重的:一則以愛,一則以恨。赫魯曉夫推倒斯大林這個共產主義運動中受人頂禮膜拜的偶像,毛澤東是高興的。他評價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能想問題了。”這裡所說的“大家”,其實主要是指他自己:這下他毛澤東終於可以當共產主義運動的“龍頭老大”了,他敢講話了。在這層意義上,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滿心感激。可是在另層意義上,毛澤東不僅不喜歡赫魯曉夫,而且非常痛恨他:因為他反對個人崇拜。如果赫魯曉夫用別的什麼名目否定斯大林,毛澤東也許就不會那麼恨他了。毛澤東是一個打從骨子裡喜歡個人崇拜的人(當然是對他的個人崇拜)。因此,他在中共八大上,對剛剛開過的蘇共二十大,做了一下姿態,應付了一下門面以後,很快來了個180度大轉彎,認為反對個人崇拜,是違背列寧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的,並且提出有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歷來是獨裁統治的一種意識形態,是獨裁者實行統治的一個重要工具。反對個人崇拜,就是反對獨裁統治,就是反對獨裁者本人。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一方面驚醒了毛澤東,讓他清楚地意識到,獨裁者身後會有人鞭屍。如果不想改變獨裁製度,而又要避免被鞭屍,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一切可能的鞭屍者、“睡在身旁”的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早早地消滅掉。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消滅“中國的赫魯曉夫”,以免死後被鞭屍。於是赫魯曉夫被毛澤東用來充當發動文革的道具,脅迫人們跟着他去反對和打倒他所要反對和打倒的人。從1956年起,到1966年發動文革,毛澤東已經把赫魯曉夫妖魔化了10年,在中共黨內外,赫魯曉夫早已被認定為一個背叛馬列主義,出賣社會主義,投降帝國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十惡不赦的、天字第一號的壞人。

毛澤東發動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身後之事,但比身後之事更加緊迫的,是眼下的大權不要被篡奪。他對形勢估計得非常嚴重,認為相當大部分的權力已經不在自己手中。據說,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權就被篡奪,死後便可想而知了。為了保住大權,他曾經發動了反右派、反右傾、反修正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鬥爭。可是他認為,這些都沒有解決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形勢反而更加嚴重了,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了防止他們篡奪最高權力,他不惜以七十三歲高齡之軀,抖擻精神,發動大規模的、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把他們徹底打倒,把已經旁落的大權從新奪回來。簡單地說,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直接的起因。奪權,是文化大革命貫穿始終的主題。實際上,一開始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就奪了中央的權。文革小組,名義上隸屬於中央常委之下,實際上隸屬於毛澤東一人之下。接着,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全面奪權。待到該打倒的都打倒了,不該打倒的也打倒了,他便宣布“全國山河一片紅”。記得當時特別發行了一張郵票,就叫“全國山河一片紅”,結果大出洋相,竟把台灣給忘記!急忙收回來。這張郵票,後來成了高價搶手貨。

奪誰的權呢?奪第二把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權。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已經在全國上下的黨政部門形成了自己的系統,到處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軍隊系統有林彪替他管着,尚可放心。毛澤東之所以要把全國的黨政機關統統砸爛、打碎,目的就是要把劉少奇連同他在各地各部門的“代理人”一起打倒。至於文革中期林彪被打倒了,毛澤東死後的文革末期,江青也被打倒了,則是後話。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文革,無論是為了防止生前被篡權,還是為了防止死後被鞭屍,都緊緊圍繞一個“權”字。毛澤東一生視權力為生命,這一點周恩來看得最透徹,最懂他的心思。比如官媒曾廣泛報道,在林彪出逃以後,某次毛澤東生病昏迷過去,當他醒來的時候,周恩來俯下身子大聲對他說:“主席啊,大權還在你手裡啊!”

毛澤東所標榜的什麼路線鬥爭,反修防修,以及諸如此類的這些堂而皇之的旗號後面,實實在在地進行着的,是權力鬥爭。什麼叫政治?說到底,政治就是為權力而鬥爭。這裡沒有階級、黨派之分。區別只在於,在民主制度下,鬥爭的勝負取決於民眾的選票;在獨裁製度下,取決於強權,特別是軍隊。軍隊自始至終都牢牢掌控在毛澤東手中,但文革,卻必須另組一支軍隊。緊緊圍繞一個“權”字,早在1963年,他就認為中國存在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已經掌握了基層一大部分權力。到1964年,他認為,搞“四清”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要尋找新的解決辦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澤東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產生了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簡稱“小五界”)的領導權,已經不在無產階級手裡了;在黨、政府、軍隊里,也有一部分權力被這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就會像赫魯曉夫一樣“奪取”政權。因此,他下決心,把被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的權力奪回來,以保證“無產階級”江山永不變色。而要整倒劉少奇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又必須先從“小五界”下手,這就需要搞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就是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由來。

從“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不能依靠正規軍,必須組建民兵隊伍。毛澤東經過認真思考之後,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學生身上。因為青年學生最天真、最積極,白紙一張很少成人式的“保守”思想,有一點知識但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知半解,正好適合於在以“小五界”為重點的“文化大革命”中當主力、打先鋒。正是在對所謂“小五界”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全國各地高校和青年學生中,湧現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學生,並且自發地組成了一個又一個鬆散的組織,產生了一些小頭目。這些學生組織以“紅衛兵”作為自己的名稱。1966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除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肯定紅衛兵組織。8月1日開會當天,全會就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複信。全會於8月8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中,非常明確地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全會開會期間的8月10日下午,毛澤東親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對紅衛兵代表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接着,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要接見紅衛兵,並且先後接見了8次。可是,毛澤東在8次接見過程中,逐漸對紅衛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毛澤東前三次接見紅衛兵時,真心誠意地肯定和支持紅衛兵,他希望依靠紅衛兵奪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中的權力。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參加這次大會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大會召開之前,毛澤東並沒有出席這次大會的打算。當他得知參加大會的多數是紅衛兵時,臨時表示要出席這次大會。他出席大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見一見紅衛兵。他還要求工作人員為他準備了一套綠軍裝。這是建國後毛澤東首次穿軍裝。這個舉動帶有深意,說明毛澤東要直接管軍隊,還說明毛澤東鼓勵軍隊要支持紅衛兵造反。當天,毛澤東身着綠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幾百名紅衛兵的代表。接着,毛澤東走過天安門前的金水橋,一直走到群眾當中,同周圍的許多人緊緊握手,並且向全場革命群眾招手致意。這時,廣場上沸騰起來,人人雙手高舉過頂,向著毛澤東跳躍着,歡呼着,拍着手。許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紅了,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也參加了。當時正身處逆境的劉少奇、鄧小平也參加了接見。劉少奇的精神狀態很好,只是面對這種場面,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表現出對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對身旁的林彪說:“這次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很快就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國內報紙上發表的消息來看,全國出現一片歡呼和慶祝的聲音,國外一些左派政黨和組織也表示祝賀。此後,全國的紅衛兵組織展開了“破四舊”的大規模行動。與此同時,在北京大興縣發生了殘殺“地富反壞”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及其子女無辜被殺。8月23日當天,《人民日報》發表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好得很》,對紅衛兵掃“四舊”表示支持。此後,一個橫掃“四舊”,揪斗領導幹部的風潮在全國颳了起來。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中共中央於9月5日發出通知,決定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全國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聯的高潮。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由於紅衛兵已經成了毛澤東的客人,北京各單位都對到京的外地紅衛兵熱情接待,因此來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當天被接見的紅衛兵約有100萬人。毛澤東這次接見紅衛兵之後,黨中央內圍繞着紅衛兵運動,明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種是完全肯定;一種是反對紅衛兵造反時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衝擊工農業生產。毛澤東第四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的講話和《紅旗》雜誌社論,引導了紅衛兵的鬥爭方向。此後,紅衛兵的造反行動,主要是針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6日,首都紅衛兵“三司”在首都工人體育場發起召開有北京和地方各大專院校師生10萬人參加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在這次會上,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率先代表中央公開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17周年大會和接見紅衛兵合併進行,因此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比以前要多,有150萬人。許多紅衛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門廣場等待毛澤東接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天有的紅衛兵組織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公開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第五次接見紅衛兵。這次接見,毛澤東的興緻明顯不如以前高。據毛澤東的警衛們回憶,他在這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明顯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他雖微笑着,但表情卻很嚴肅。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很不情願了。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紅衛兵越來越多,都要求毛澤東接見,不接見,他們就不走。無法,11月3日,毛澤東只好再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人數比前幾次都多,有200萬人。毛澤東這次乘敞篷吉普車接見紅衛兵,顯得比上次還要疲乏,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無奈,毛澤東決定當月的11日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了。這次接見結束後,毛澤東焦急地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麼北京還有這麼多紅衛兵要接見?”周恩來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毛澤東又問:“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於是,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讓在北京的紅衛兵都參加接見。接見完畢後,再不接見紅衛兵了。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以後串聯再不實行免費了。”

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後,轉為依靠工人階級。1966年11月,上海發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軌攔車,造成全國主要鐵路中斷。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又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毛澤東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奪權。這就是震動全國的“一月奪權事件”。此後,毛澤東主要矚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後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奪權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紅衛兵奪權了。

十分明顯,毛澤東已經決心依靠工人階級搞“文化大革命”了。

對於青年學生及其組織紅衛兵,毛澤東是不再信任了。不僅不信任,他還認為,這些青年學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採取了三個措施:一是派工宣隊進駐各學校,由工人維持學校的秩序,甚至在黨委已經倒台的情況下,由工人代表來當學校的負責人;二是派軍宣隊進駐各學校,由軍代表主持學校的工作;三是在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中,讓軍隊幹部、工人代表、老幹部代表擔任主要領導人,青年學生代表雖然也結合進領導班子,但位置排後,不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然而,毛澤東發起的紅衛兵大串聯運動已經使學生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心態,全國的大學、中學都停課鬧革命。加上全國各地都處於混亂之中,學生到了畢業期,卻難以分配工作。

再到後來,毛澤東看到,軍宣隊進校也不能使學校的秩序穩定下來,怎麼辦?毛澤東想出一個妙招,就是讓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戰士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明確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開展起來了。學校也相對安靜了下來。狡兔死,走狗烹;幫助毛澤東奪權取得勝利的這些紅衛兵,其頭頭不是槍斃、坐牢就是發配,絕大部分紅衛兵都成了吃不飽餓不死的農奴。

此後,紅衛兵組織大多自然消失,紅衛兵運動沉寂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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