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生活 > 史海鉤沉 > 正文

上百名空軍軍官淪落為賤民 血淚灑遼西

中共組織的批鬥整人大會。(網絡圖片)

1958年春夏之間,東北空軍的154名“右派”軍官先後被集中到前所果樹農場,在農業工人們監督下“勞動鍛練”。名為“勞動鍛練”,實際與勞改相差無幾。在農場工人和果農們的監督下,不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還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淪落為賤民

第一個懲罰措施是先從經濟待遇上給予打擊。

即根據每一名被迫害者馴服的程度,對其收入待遇給予不同的降級,對堅決申辯理由不服強加罪名者,定為“極右份子”,每月只給18元生活費,如王衍周、王玉林、楊崇誠等都是這樣,盧菊生甚至只給15元,而對一位“認罪態度好”的則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資60元。用這種辦法摧毀一些人獨立思考、堅持真理的意志。

勞動上高強度摧殘。

“右派”們當時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過勞動表現自己對黨忠誠的想法,從一投入農場就拚命幹活,人人爭先,勞動強度大大超過常人想像。

最嚴重的是飢餓。

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右派”們的糧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兩毛糧,再被伙房剋扣,人人都陷入嚴重飢餓,還得應對沉重的強勞動,天天都在死亡線上掙扎。

冬天早晨6時起床,7時吃飯,一日兩餐,早飯5兩菜粥,晚飯3兩,社員每日3兩,領導就拿菠蘿葉粉來補飲食不足。菠蘿葉就是柞樹葉。農場組織“右派”上山採收。采葉隊伍的住地在秋皮溝,離採收地點有十多里路程,當時天寒地凍,大雪封山,環境極其惡劣。因為是吃的東西,質量要求很嚴,只准在樹上摘,不準在地下揀,日定額30斤,完不成定額,就得不到晚飯的飯票,對我們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兩都不行。早飯過後8時上班,每人背一個大花簍,踏着半尺深的積雪,向著十里之外的山區走去,到了採收的地點各自找地盤開始作業,天寒地凍,手腳凍得麻木不聽使喚,到了下午2點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點驗收交貨,足30斤者發給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飯票,這是當時最殘酷的處分。

難友李玉泉在回憶錄中寫道:“每當我忍飢挨凍往回走的時候,就想,這真不如進監獄,我寧願坐牢也不願‘勞動鍛練’,坐牢每頓還有一個窩窩頭,現在我比坐牢還苦。”

比肉體上的勞累、腹中的飢餓兩者更加殘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們走到哪裡,背後總會有人指指點點,把我們視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頭認罪、老實幹活。而這仍不罷休,還玩出折磨我們的新花招。

還有從親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軍官的未婚對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經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種壓力傷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對“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強迫家屬一律回原籍。

汪業祥1965年在林場時找到一個對象結婚,妻子被遣返還鄉,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間小房,丟人丟到丈母娘家門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壓力無比沉重。許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綏中縣電影院當放映員。1970年夏天某日,雨後天晴,他正帶領着一群所謂有問題的人,在電影院清掃,搞衛生,一位領導把他找去教訓說:“……要有主人姿態,積極主動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現在這樣撥一撥動一動。”因回答的話不順這位領導心,就組織人對他進行批鬥,一連斗幾個晚上,說他沒有改造好,說這是場改造與反改造的鬥爭。不久又要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綏中農村繼續改造。因他妻子是臨時工身份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售貨員,可隨時辭退。他為了妻子的工作,更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擇──離婚,回原籍當了農民。

農場還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點,以“靠近政府就是積極”為釣餌,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腫病。醫生給他開了證明建議到北京治療。場部書記佟慶學已批准,可是五隊書記就是頂着不準。王玉林無奈,為了活命,他還是回了北京,治療一個月又返回五隊,書記一夥憤恨他不馴服,就以“私自離隊”為借口開會整他。當夜,組織16名“右派”斗他,有兩名“右派”打他。

“右派”淪落為社會賤民,階級鬥爭的反面教員、活靶子。

每來運動就把“右派”揪出來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場挨斗時,眾專政隊輪番用皮鞭木棍猛打,從下午2點多開打,他被打得皮開肉綻;一鞭梢抽到他太陽穴,登時昏死過去,又被棄置無人管,直到夜裡10點鐘才緩醒過來。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嚴重威脅下,難捨地離隊而去。如向同衡,原空軍第五速中教員,到二隊後很快適應勞動,但受不了飢餓,不久身體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種疾病,日漸消瘦,一日他說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還把公家一把鐵鍬置於行李之上,匆匆去也,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從農場逃走的還有梁啟儉、王兆彥、王錫山、季振均、姜鴻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史海鉤沉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