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評論 > 文集 > 正文

何清漣: 中共才是唯一的大地主與最大的資本擁有者 毛左有意錯置靶子

——何清漣:中國朝野對「文革」的念想

最近中共官方新華社在推“義和團精神”與毛澤東時代控制管理基層社會的“楓橋經驗”,重慶、福建、浙江等地高考需要“政審”的官方招生檔陸續曝光。這些疑似“文革”的烏雲聚集之時,又有人將一批擁護“文革”、反對私有制的街頭大字報視頻發送給美國中文媒體,稱是北京街頭所見。到此時,中國人確實不能忽視:習近平等高層領導表露出對毛統治方式的熱情之時,中國社會的毛左也日益活躍,文革中一度成為“領導階級”、榮膺“革命主力”的社會底層曾擁有的權力幻覺再度復活。

重提義和團“團結禦侮”為哪般?

義和團的掌故中國人多少都知道一些,但了解的程度有深有淺。在中美貿易戰戰況未明,中共覺得自己受了美國“欺侮”之時,官媒發一篇標題為《民族意識覺醒——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文章,強調“由於外敵入侵,由民眾自發形成的義和團運動,展現了百年前中國民眾團結禦侮的決心”,其目標再明顯不過,無非是曉喻國內民眾:如果貿易戰造成中國方面經濟下滑、國運日衰,中國民眾應該團結禦侮,否則與百年前能逞血氣之勇的義和團教眾相比,你們都得自愧不如。

從2005年、2012年中國發生的波及全國幾十個城市的“反日示威遊行”來看,中國決不缺少這種奉旨造洋人反的“義和團”;從中文推特2017年郭文貴發動的“郭氏推特革命”來看,那種稱“當很多人一起行動時,就叫民主革命。革命過程中同樣可以咒罵、欺騙、造謠、傷害、殺死他們。我有權以這些手段對付任何一個或多個或全體壓迫者,怎麼有效、怎麼管用就怎麼來,就這麼簡單”的人還大有人在。女學者資中筠早就說過,“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把國內矛盾轉到一個境外敵人身上,這是慣技,到後來失控,再行壓制,然後和外國還得妥協。”

這種潛在的“義和團”何時成為政治力量,就看誰來喚醒他們並讓他們有參與政治的機會。

“楓橋經驗”是什麼?

中共重提“楓橋經驗”的活動規格挺高,全稱是“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55周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15周年大會”,藉助了去世與在世的兩代黨魁的權威,重心其實就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會上強調的所謂“新時代楓橋經驗”,其核心內容是“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平安中國——這口號說明,目前中國基層社會,求平安已不可得。

中國農村自2005年廢除農業稅之後,鄉村幹部不再承擔徵稅任務之後,對鄉村治理基本處於放任狀態,我在《中國:潰而不崩》中第六章“地方治理的困境”中,基於大量事實分析,指出中國縣級以下政治基本被黑惡勢力控制,少數地區已經完全成叢林化狀態,流氓地痞當家,全無公道可言,縣、鄉一級政府對村級統治完全依賴村一級基層幹部,也不問及這些幹部品行良莠,放任自流。因此這次重提“楓橋經驗”,並將“楓橋經驗”從傳統鄉村治理向城鎮、社區治理延伸,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特殊群體服務管理,再加上環境治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企業治理和網路治理方面的內容,其核心就是全方位實施社會監控。

1963年11月,毛澤東在批示中共公安部的一個文件中,特別提到“楓橋經驗”,並要求“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196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將“楓橋經驗”推廣至全國。必須指出,文革結束之時,楓橋有人口13.7萬人,歷年戴帽的四類分子有3,279人,大約每50個人中就有一個“四類分子”(毛時代的政治賤民,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等四類人)。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後,為四類分子摘帽子,讓他們從政治賤民升格為普通社會成員,並將毛時代的這類劃分政治賤民稱之為“左禍”。如今中共治下,各種社會矛盾突出,很多因為征地被剝奪土地、低保名額分配不均的利益受損者,還有檢舉村幹部貪污的村民受到不公平對待,外出上訪,均被基層劃為“特殊群體”,只是當局從未說明這類群體人員的數量與百分比。

簡要概括,就是利用毛澤東1963年批複的“楓橋經驗”(讓人民群眾互相監督、揭發檢舉),輔之以互聯網時代的高科技,全方位覆蓋鄉村等統治死角,加強社會控制。重點提浙江經驗,那是因為習近平在浙江省委書記任上時,曾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

中國為何有人喜歡“文革”?

本文開頭提到的大字報並非今年出現於北京街頭,而是前年出現在鄭州街頭。但它證明了中國現實:部分社會底層對“文革”的嚮往從未消失。鄭州是中共革命時期的工運基地,由於“革命傳統”的影響,早在上世紀末期就出現了一個特別堅定的毛左群體,經常舉辦各種懷念毛澤東的集會。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產業化讓大批不合資質的學校升格為“大學”,大量農村青年竭盡家中財力,讀完種大學之後還是無法就業,成為遊盪在社會底層的知識青年,失望、焦慮與不公平感,讓他們天然嚮往早就被毛左們美化的毛時代:缺吃少穿、普遍貧窮、買糧食、布料都需要憑票證購買的計劃經濟,被毛左們美化成“生活有保障”;三千多萬城市青年無法就業,被送到農村上山下鄉,被美化成“人人有工作”。幾代人擠一間簡陋住房的日子,被他們美化成“政府分配免費住房”。

這些人熱愛“文革”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文革的群眾運動,讓每個機構的普通職工有了打倒上層的機會,讓居於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滿足了“翻身做主人”的權力幻覺。在將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賤民戴上高帽子驅趕遊街打罵侮辱之時,那種可以主宰他人命運的感覺,讓一批“文革”的受益者食髓知味,終生難忘。

現在的中國社會,“文革”的一切條件(領袖崇拜、群眾追隨,瘋狂發泄社會仇恨)都已經具備,因習近平反腐逃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貴通過推特與自媒體發動的“郭氏推特革命”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郭的追隨者對郭這位“領袖”,諂媚者不停奉上各種尊號,例如百年民主第一人,功蓋耶穌、德配孔子——當年毛澤東都未得過這類尊號;但凡有人表示對郭的質疑或不願意參與歌頌,追隨者一涌而上,造謠、抹黑、潑髒水,各種暴力語言,例如砍頭、剝皮等讓正常人不忍卒聞的話語噴涌而出。我少年時期經歷過文革,親眼見過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包括集體屠殺的“群眾革命”:一個缺乏上升管道的等級社會,一個經歷過共產革命的社會,群氓具備的暴力傾向與權力崇拜產生的權力幻覺,只要有權勢者引導,立刻會化為焚燒整個社會的參與熱情。

世界向左轉,中國的左必伴隨血腥暴力

目前,中共當局還未正式觸發社會底層的權力幻覺,但對富人的打擊(從查處逃稅的重罰到向藏金海外的富人徵稅),都得到“毛左”的迎合。比如文章開頭述及的大字報的內容,標題赫然寫着:“文革”是人類文明燈塔,不接受就被動承受。大字報的內容是批判私有制。事實上,中共才是全國唯一的大地主(土地國有)與最大的資本擁有者(銀行國有,大企業國有),各種民營資本只佔全國經濟的三分之一左右,毛左對私有制的批判有意錯置靶子。

資本主義在發展早期,就孕育了它的解構與破壞性力量——各種左翼學說。解構性力量以蒲魯東的工團主義、主張議會鬥爭和社會改良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為代表,破壞性力量則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為代表。馬克思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通過前蘇聯、中國及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得以實現;後者通過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義政黨的議會道路成為現實,這條道路就是讓政府通過高稅收建立全民福利制度。這種制度是讓富人與中上層用高稅收支撐高福利,向底層民眾贖買革命權利。與蘇聯、中國實踐過的剝奪富人、消滅有產階級,將一切資源與私有財產收歸國有的暴力共產相比,算是一種溫和的慢性共產——這種共產目前已經遇到瓶頸,需要另文討論。

回過頭來看中國,社會分配不公已居世界前列,社會上升通道更是嚴重梗阻,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非常普遍,社會仇官仇富的情緒籠統化為仇恨一切成功人士。“文革”所需要的社會情緒都已具備。只要當局一點火,讓社會底層覺得有奉旨造反的可能,那權力幻覺立刻會化為參與熱情。這種狀態下,最容易受傷的其實是缺乏政治保護的社會中層,前幾年,我曾問過一位國內媒體界人士: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你們更怕什麼?答:兩頭怕。以現實壓迫感而言,暴君是眼前的威脅;從長遠而言,暴民比暴君更可怕。“文革”就是暴君毛澤東與暴民(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相結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文集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