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誠法師案件控告方女法師的代理律師，從代理此案開始，我就開始步步小心，以往的辦案經驗告訴我此案要辦成功難度非常大。從709事件開始，由於對法治的失望，我已經很少承辦案件。但看學誠案件的舉報材料我內心的氣憤和朋友的信賴還是戰勝了我內心的恐懼。我還是決心免費代理此案。最後案件以戲劇話的形式在全球發酵公開，迫使中國政府讓學誠辭職。我雖然贏得了官司，可讓我又一次為中國的法治狀況感到悲哀，我再一次深深的感到那就是中國的法治狀況從反腐以來不僅沒有進步，而且在進一步惡化。
案件公開並不是我和當事人想法，我們先後向國內幾十家部門寄出了舉報信，只想案件能夠在有限的範圍內解決，不要影響太大。我們知道如果我們公開此案的材料，會讓許多人喪失對佛教的信心，有損中國佛教、中國政府在國際上的形象。這樣有可能最後即使我們贏了官司，隨後會遭到一系列的打擊報復。
但在萬般無奈之下，當事人和我不得不逃亡國外。
在相關的資料在網上流傳之後，政府部門才在國際國內輿論的壓力下將學誠撤職。
如果中國是一個法治社會，哪怕和江時代相比，可以在國內網路上，媒體上有限地自由發言，政府部門能夠公正處理案件的話。這個案件也不會在國際上影響那麼大。
辦完學誠案件，因為可能面臨律師生涯終結，我有時會想起我許多辦過的案件，其中有一個案件經常在我心中泛起。
那是習上台之初不就的2014年。那時習大談憲法至上，依法治國，大談反腐。那時，我每天被這樣新聞所鼓舞，心中驚喜，實現法治中國有望了。畢竟習自從政以來劣跡稍有耳聞，畢竟他從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都是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方，畢竟他的父親被許多人夠冠以改革派，還畢竟他掛着法學博士的頭銜（儘管他實際讀的學科是哲學）等等。所有這些讓無數我這樣的律師、法律人士無不感覺到歡欣鼓舞，法治就在眼前。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習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出，在2014年開始我漸漸感覺到反腐之下，腐敗並沒有減少，我心中暗想可能現在的反腐並不是真正的反腐，當時我還不知道「選擇性反腐」的說法。
2014年的一個案子讓我從幻想中驚醒。事情的經過是這樣，這一年一個多年的法律顧問單位找到我，說有一個案件需要起訴對方。案件非常簡單，我顧問單位是一家酒店，他們委託一家公司做節能管理，將單位的鍋爐房交給對方管理，對方承諾每年冬天向酒店供暖，酒店每年給他固定的費用。可是合同剛履行了一年，對方提出需要漲價，理由是合同的約定費用太低，按照這個費用他們無法履行合同。酒店不同意，雙方無法協商解決。對方就在第二年冬天來臨之際就拒不履行合同，帶着員工撤離。酒店提出對方違法合同，要求對方支付違約金20萬人民幣。
案情簡單之極，任何人都知道對方違約應當支付合同違約金。接手案件的時候，我信心百倍的告訴他說，這個案子沒有道理他不贏。
本案一審開庭時，法官在聽完雙方意見後，幾乎生氣地當庭要對方支付違約金，走完所有程序時，我覺着回家睡覺等判決就行了，我也把這一個信息傳遞給酒店。
沒想到案件審完後，法院將近一年沒有下判決，2015年又一個法官給我打電話，還需要開一次聽，我當時很納悶，不是已經開完了嗎？這麼還要開庭。這次法官是一個女的，她拒絕說明任何理由，說案件需要重新開庭。
到了庭上，我發現主審已經換了。重新開庭的理由是，一年後，對方提交了所謂的財務新證據，說明對方公司管理鍋爐房虧損。我駁回了對方的理由。雖然對更換主審法官，庭審走完程序又提交新證據感到憤怒，但堅信最後的結果肯定還是勝訴。
但沒有想到回去等了半年，結果是我們竟然是敗訴，要求我們給對方支付賠償。
這樣的結果進一步證實當初更換主審法官，開完庭之後再開庭，所有這些都是有人在策劃，組織。而且這個人肯定庭長以上級別的法官。
雖然最後在我們實名舉報法官違法辦案的情況下我們法院作出了改判。
但這個案件對我打擊很大，在此之前，我認為反腐之下，法治狀況會有所改善，至少這樣小的案件應該得到公正的處理，老百姓的生活會過得更好些。可是現實擊敗我內心的一點好感，也驗證了我當時的想法，當時中國的反腐無益於法治。
和學誠案件相比，這個案子是一個極小的、微不足道的案件，可辦完學誠案件，我還是不由自主的想起這個案件。
我在問自己我做過那麼多比這個案件大得多的案件，我甚至被內蒙古公安廳當做犯罪嫌疑人關押，報呈通緝，這個案子為什麼我總是想起呢？
我想是應該是這個案件告訴我即使在反腐高潮，反腐形勢不明確（大家不知道是選擇性反腐）的時候，中國的法官依然膽大包天，中國的百姓依舊在無法無天的法治狀況下生活。
隨後就是這一年席捲全國的709事件，讓我內心更叫充滿了恐懼。
無論是學誠案件，還是這個酒店管理案件，都折射出一樣的道理：那就是在一黨專政之下想無論是反腐，還是實現法治都是痴心幻想。中國唯有實現多黨制才可能真正的實現法治和民主、自由。
2018年10月20日
（作者為北京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