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裏有了權，趁機搞淫亂；大家齊換妻，領袖帶頭干。
中國作家魯直人在《動向》雜誌撰文揭露，中共自建黨以來，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致使性關係紊亂是一貫的，在延安時就流行這種風氣。
搶佔他人妻子的「第三者」
魯直人閱讀已經過世的原外交學院院長陳辛仁（1915—2005）的回憶錄，得知中共早期黨魁之一的凱豐，曾橫刀奪愛，充當過破壞他人家庭婚姻、搶佔「革命幹部」妻子的「第三者」。
陳辛仁是1935年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的，一年後生下女兒阿英。當年陳辛仁20歲，房紀17歲。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任職，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的寶雞工作。分別後三四年時間裏，陳辛仁也曾接到過女方的四五封來信，但一直沒有實現把房紀調到新四軍來工作的願望。一天，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突然找陳辛仁談話，開門見山地勸他並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十分可笑，自己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呢？饒漱石直截了當的說：「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已經被調到凱豐的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聽到這番話，陳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發生了婚變，悲憤之下表示不理解。就在與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來的一封信，簡單寫着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地址上是讓何凱豐來轉的。
接到這封信後，陳辛仁才清楚地斷定，那個改名換姓的房紀，已經高攀大樹做靠山了。後來又得知，凱豐在占奪房紀的同時，還兇狠地拋棄了與其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廖本人竟是被凱豐命令警衛員把她趕出家門外的，也是一個婚變的受害者。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輪換妻潮
「文革」期間，受到審查的陳辛仁從項目組口中得知，凱豐到了關外之後，為了另娶新歡，又像拋棄髮妻一樣地把房紀給遺棄了，房紀又成了凱豐喜新厭舊的犧牲品，凱豐同時對外還散佈「王茜已經死了」的謊言，不過化名王茜的房紀並沒有死，仍孤獨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時年才52歲。
事實上，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是一種常態，從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供出羅亦農的人，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
毛澤東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
鄧力群趁着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佔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所以，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之後，看到了封建性的專橫與野蠻，這才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抨擊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亂象。
第二輪換妻潮是1953年，中央文件明確指出：凡過去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屬於封建婚姻，不算數；因此，1953官場大離婚開始，不離婚的是極個別現象。
第三輪換妻潮是『改革開放』以後，先富起來的人們紛紛換妻……
有一個史料，賀龍從前線來到延安，衝着王實味這幫子文人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們在後方罵娘！」現在看來，那些罵娘的，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出發，講出了一點真話，結果給自己帶來了慘遭砍頭的殺身之禍。而像凱豐這樣的中共「高級幹部」搶奪民女的流氓行徑，沒人批判，「延安整風」期間，凱豐不僅沒有為自己的醜行受到懲處，反倒成了整風運動中督促學習和檢查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連被他欺騙搶奪來的房紀，後來也成了駭人聽聞的「搶救運動」中的一個犧牲品。到了今天，隨着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中共官場上淫亂更為變本加厲，無以復加。
（本文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