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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對大饑荒的推波助瀾

對於事無巨細,事必親躬的周恩來,可以理解不能違背中央政策不開倉放糧,不能違背中央政策制定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賣糧食換黃金卻是周恩來一手決定的。是錢重要?外匯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對於本國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對於那些死亡的證據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這是何等的諷刺!

周恩來對於各地大量死人和農民缺糧是知情的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1959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上線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

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收到了大量的群眾來信,反映河南省東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縣發生大量的浮腫病人和死人情況。1960年2月,江蘇省省委向周恩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就有12萬多。農村的情況比城市更為嚴重。

1960年初,周恩來收到有關部門轉來的安徽省一個政協委員的來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縣、無為縣餓死人情況。周恩來於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要求查明情況後回復。

信件全文如下:

希聖同志:

轉上一信,請閱後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後復我一信。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來並沒有認真對待此事,僅是表示“也許確有此事,也許誇大其辭”。同時此信表明了周恩來知道“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

隨即在4、5月份,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和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分別寫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彙報。事後周恩來也只是表示“信陽發生這麼大的事,我有責任。”有人說,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飢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他整整一夜沒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沒有合眼的周恩來又採取了那些有效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有開倉放糧么?沒有。相反,周恩來還採取了相反的動作,在造成幾千萬人的死亡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楊繼繩先生在其《墓碑》一書中講述了這麼一個情節:由於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黨委發出密電:《關於必須及時發現和制止死人問題的緊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級注意解決死人問題,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級完成糧食徵購任務。前者只是口頭上的號召,而後者卻是加速死亡的切實行動。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在政策範圍內多購一些,少銷一些”,“全省全年的徵購任務堅決完成32.1億斤”,並把這個指標分配到了各專區。滄州專區接到2.4億斤的徵購任務後,再向縣分配下去,有的縣農民的平均吃糧水平每天只有2兩多一點。河北省這樣做也是中央逼出來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來總理召開了全國糧食問題會議,他強調指出:各省務必抓緊進行徵購。李先念副總理在會上還批評河北省徵購任務完成得極為緩慢。10月16日,參加這個會議的省長劉子厚給在省里的領導人閻達開、李硯農、萬曉塘打回緊急電話,提出“首先把徵購任務切切實實地肯定下來(不是力爭,而是堅決)完成33億斤。”“我們必須向各級幹部進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幫助他們提高認識,端正思想,明大義,顧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況下,還要少吃一點,多拿一點。動員起來,做好群眾工作,堅決完成今年的徵購任務。”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各地區派大批幹部深入農村。僅邯鄲地區就派出了3638名幹部下鄉,分片包干抓糧食入庫運動,入庫糧食在增加,但農民和基層抵觸情緒也在增加,他們質問:今徵購任務增加了兩次,為什麼還要增加?在這場“糧食入庫運動”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淚?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窮回憶:1960年10月周恩來要求繼續從黑龍江、吉林調撥糧食,並詢問黑龍江省,糧食是不是緊張?並說,過去說保證不餓死一個人,現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並沒有影響周恩來繼續征糧的決心。宋任窮還回憶到,當時他派了大批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調查黑龍江省的情況,寫了不少報告。周恩來就看了19篇。但是這並不影響周恩來在1962年繼續從黑龍江徵收大量糧食。

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的楊易辰回憶:1962年,中央給黑龍江省下達了調撥28億斤糧食的任務。黑龍江雖說是全國重要的產糧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過一點,但當時的經濟狀況也已經十分困難,糧食非常緊張。人吃馬料,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腫,患肝炎的相當普遍。我主管財貿工作,負責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責任重大,也感到壓力很大。1962年3月,總理到遼寧召集東北三省領導同志開會,調糧問題是一個主要議題。黑龍江省是歐陽欽同志和我參加的。會上,當總理向我提出要黑龍江省再增撥2億斤糧食支持外地時,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覺得黑龍江已經調出了不少糧食,為國家作出很大貢獻,再要多調出2億斤糧食,實在困難太大,如果因為糧食出了問題,也無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個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轉彎。因此,就同總理爭了起來,表示對再調撥2億斤糧食有意見,要求中央考慮黑龍江的實際困難。總理表現出高度民主的作風,他並不打斷我的話,也沒有強迫我執行命令,而是耐心地聽我講完,然後循循善誘地與我談,要樹立全局觀念,服從大局。黑龍江有困難,但其它省份更困難,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國家要拿出糧食來幫助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過難關。每一個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一定要顧全大局,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堅決支持和執行中央的統一部署。總理的一席話,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確實是考慮本地區的利益多了,想整體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動上我堅決執行了中央的調糧計劃,想辦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與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調糧30億斤的任務。

結果卻是黑龍江餓死了19萬多人!

真的拿出糧食來幫助其它省了?還是出口了?此問題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對於糧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徹,在此,筆者僅引用當時的庫存糧來說明問題。

對於當時(1960-1962)年間的糧食情況,周恩來是了如指掌的。僅僅從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根據不完全統計,周恩來就糧食問題談話就多達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但是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近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農村即使餓死人,但是由於地處偏僻,在中共當時的封鎖體制下,很難象大城市那樣容易傳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涉及估產、徵購、銷售、調撥、進口和集中運輸的等多項議題,唯獨沒有提到甚至也無建議:開倉放糧!

當時的庫存到底有多少糧呢?

幾千萬人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周恩來無需說什麼大話,只要下令開倉放糧就可以了。而在個別地方,確實有地方官員開倉放糧而導致本縣死亡人數大大低於鄰縣!就連信陽死亡那麼嚴重的地方,都沒有運糧進來!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里的糧食解決的!而作為罪魁禍首之一的吳之圃在67年因病去世時,周恩來竟然還提出要為他舉行追悼會!可見當官和老百姓在周恩來的心目中是不一樣的。為了調糧到中央,為了出口,為了其它,但不是為了救人命,周恩來謊言說盡!

周恩來仍然決定賣糧食換黃金

應當說,當時很多的決策是毛澤東或者當時的體制決定,周恩來並無太多主動權。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饑荒原因之一就在與不準老百姓逃荒!根據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一書的記載,地方官員根據1959年3月頒佈的《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來根據鄭州會議精神親手改寫制定的!顯然這是針對當時饑荒日益嚴重,百姓逃荒事件劇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來頭上是不公平的。

但是並非說明周恩來手裡毫無一張牌可打!

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當事人回憶說:

“1960年,我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80億元,但為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還必須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在嚴重危機面前,如果我國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以解決外匯緊缺問題,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周總理這種一心一意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質量,使我們感動不已。事隔這麼多年後,每當我想起他這兩句言簡意賅鏗鏘有力的話,仍然感慨萬千。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我們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

一兩是1.613盎司,當時黃金價格是一盎司約為40美元,當時匯率為一美元對2.4618元人民幣,糧食價格大米約為0.2元人民幣每公斤,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且不說具體的糧食用量,光是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極其荒誕無比。而且1961年也還是如此買進,1961年發生了什麼?

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對於事無巨細,事必親躬的周恩來,可以理解不能違背中央政策不開倉放糧,不能違背中央政策制定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賣糧食換黃金卻是周恩來一手決定的。是錢重要?外匯重要?還是人的生命重要?!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對於本國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對於那些死亡的證據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這是何等的諷刺!

從中央到地方,從毛澤東到周恩來,再到地方大員,廬山會議後,從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不再像1959年那樣,把大批人因飢餓而死說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周恩來等順從毛澤東的意志,明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敢進言,而是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共同把災難推向極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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