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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奪權之後是怎樣處理那些地下黨功臣的?

潛伏在國民政府國防部中的紅色間諜——郭汝瑰。(網絡圖片)

一代人在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紅色新政權棄如敝屣,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一生中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嘆息中共為何能在抗戰勝利、蔣介石聲望臻於頂峰僅僅四年之後,就將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逐出大陸、建立共和國政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現在大家公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國民黨軍隊控制地區的地下黨,包括情報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來看,說他們為奪取政權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不為過。

這方面的例證數不勝數。但我們想問的是: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為中共賣命——甚至是立了挽救中共的大功,奪權之後命運如何?

被論功行賞的自然也有,卻非常少;而且,不難看出,這樣的幸運者一定是在當局看來有繼續利用的價值的。

比較多的前地下黨員,是被安排在某個中級甚至基層崗位上度過餘生(基本上都安排為副職或者冷衙門閑職),雖然鬱郁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審查中有驚無險地過關,能壽終正寢,就謝天謝地了。

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的父親高啟發就是這樣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黨後,受黨指示報考國民黨軍政部無線總台,被錄取為聯勤總台下屬72分台的少尉報務員;這個分台奉調北平,黨先要他隨行,後要他返寧待命,他便辭了職,回到南京,遵循上級指令再應試進入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台,當中尉偵收員。有一篇題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華父親”的文章寫到他的貢獻之一:高啟發發現“我二、三野戰軍各縱隊的所有軍事電報,都一份不漏地被(該機構僱用的)德、日破譯專家破譯”,他聞訊大驚,立刻彙報,情報上達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戰軍的電台呼號、波長和收發方式就都變了。

中共建政後,高啟發被任命為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科長、代科長。一天,公安局組織部門通知他去華東黨校“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同時去學習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黨員、現為分局副局長一級幹部8人,還有曾專接蔣介石、宋美齡專線的地下黨員1人。到了黨校才得知是接受審查。“審查結果:10人中有9人以‘歷史複雜,面貌不清’被開除黨籍”,隨後被銬走投入監獄,只有高啟發倖免,被分配到第八區政府工作,而當局也不解釋為何對他降職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實際上就是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奪權之後遭遇的常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必然反覆受到審查,在政治絞肉機中備受煎熬——既然曾經潛伏在敵後甚至是在敵人軍政和情報機關,不論從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來看,還是從其工作使命需要來說,必然認識大量敵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極其可疑的人士。在當年,這是他們得以順利為黨工作、獲得情報的條件;而到中共掌權之後,這就成了他們說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夢魘,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與敵人的“真實關係”。而到了政治運動來臨,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們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點不亞於他們“戰鬥在敵人心臟”的年月——比奪權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這是“自己的黨”“自己的人民”在審查考驗自己!

就說那個國民黨中將郭汝瑰吧,他現在的知名度已是相當高了,但是人們多隻嘖嘖驚嘆他在國民黨軍事機構中為中共建立的奇勛,我更嘆惋這位大功臣的後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於1946年6月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升任第五廳廳長;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作戰;1948年7月,調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

三年中,他將國軍的大量軍事機密泄露給共產黨,其中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國軍江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項功績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郭將蔣中正決定的國軍作戰部署報告中共,為華東野戰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國軍整編第74師作出了貢獻。

郭汝瑰一直騙蔣說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成功誤導讓蔣中正做出錯誤決策。他還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參與制定的整編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國軍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作戰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國軍,就被郭報達給解放軍的指揮部。郭汝瑰還影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

淮海戰役後,奇葩的是,郭汝瑰繼續得到層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國軍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21軍、第44軍、第72軍和3個獨立師;負責保衛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賓率部投降,徹底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計。

郭汝瑰雖為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但與蔣介石對他“用人不疑”正相對照的是,共產黨對他卻“疑人不用”。共軍1955年實行軍銜制時未授予其軍銜,他為中共所做出的貢獻被守口如瓶,連他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也被拒絕。

在中共執政之後的那段歲月,兩岸對峙,一方要“解放台灣”,一方要“反攻大陸”,所以對郭汝瑰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就像電視連續劇《風箏》中鄭耀先(柳雲龍飾)的故事那樣,有與國民黨長期爭鬥的考慮,所以仍然要他隱蔽身份,繼續潛伏?

總之,郭汝瑰從1951年起擔任共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員、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研究員。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軍事學院一位投降留用軍官“坦白”自己是“國民黨特務”,郭汝瑰則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郭汝瑰隨即被逮捕——這是意外?還是將計就計?還是什麼人安排的“苦肉計”?儘管有人回憶了經過,但真相仍然撲朔迷離。後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隨後在“反右”中又被南京軍事學院定為“右派”,但隨即又被中央軍委下令“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文革時他當然也在劫難逃遭到批鬥……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編製,63歲的郭汝瑰像一件“處理品”放到重慶定居。文革之後,郭汝瑰總算得到一些安慰性頭銜,擔任了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還是全國政協好幾屆委員,1985年“享受副兵團級待遇”。1997年病逝重慶。

不知他在臨終前回首前塵,內心深處,對這一生有什麼樣的感慨和反思?是懺悔,還是無悔?是慚愧,還是無愧?

中國大陸學者傅國涌發表過兩篇文章,談到中共中央對敵後地下黨人員的方針。這兩篇文章中說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制定這樣的方針“卸磨殺驢”“兔死狗烹”的政策,實在是見不得人。可以料想,在當時是嚴格保密,只有極少數高層官員知道、掌握並執行;在事後,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這種心態、這種方針、這種策略並不是個別人制定,更不會隨風而逝,已經滲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脈骨髓,根深蒂固,像傳家寶一樣,經過中共執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沒有變、不會變,即便改變,也是“換湯不換藥”,萬變不離其宗。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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